回顧前面幾節所討論的，政策趨同的現象，不論是在理論討論與實證驗證的層 面，都存在著模擬兩可的結果。而除了從政策發展理論來看之外，若從科技發展理論 的觀點來分析電子化發展的全球走勢，也將得到分歧的看法。
本論文的核心問題為，在各種不同趨同壓力的影響之下，電子化的發展，是否 會出現趨同現象？又什麼是影響政府對於數位化工作發展的主要力量，是因為資訊技 術進步而自然發展？來自內部（文化、政治、或社會）制度力量的驅使？還是來自外 部（全球環境）因素影響？以及，不同的數位化內容，是否有不同的影響力量？基本 上，這些問題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的核心議題「資訊通訊科技發展與變遷」。過去的文 獻 ， 大 多 以 科 技 決 定 主 義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sm）之間的對立關係來做為論述資訊變遷的理論基礎，或是 Dunleavy et al.
（2003）所稱新制度論觀點與韋伯社會學觀點之間的爭辯。事實上，有關社會變遷或 資訊技術發展的相關理論可細分為四個，並同時對資訊通訊科技在公部門的發展（如 電子化政府）做出解釋（Garson, 2006: ch.1），包含科技決定論、強化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社會技術理論（socio-technical theory）、以及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
首先，科技決定論認為：科技決定了社會變遷的方式（Bimber, 1990），政府與 政府之間的科技應用方式相當一致（Dunleavy et al, 2003）。這樣的概念主要來自Karl Marx 在經濟決定論中，對於生產工具的控制，是解釋社會變遷本質的主要因素
（Garson, 2006）。例如 McLuhan and Powers（1989）以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 念來論述科技所帶來的絕對性影響，他們認為電子傳播媒體的發展取代了傳統媒體，
將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小了，造成了全球化的效果。Hiltz and Turoff（1993）
認為，科技的變遷影響著組織的運作方式，導致社會與組織的變遷。另外，在 Alvin Toffler（1980）的著名書籍第三波（The third wave）當中，將資訊時代的出現視為是 繼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之後的第三次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s），是一股無法抵擋的 潮流。雖然科技決定論是一個比較容易受到輕視的理論，但 Garson（2006）認為科 技決定論仍有其效用存在，整體而言，科技決定論當中同時存在著「烏托邦式」與「反 烏托邦式」的正反不同觀點，相同的是他們都同意資訊科技將扁平化組織結構，只是 對導致的結果有不同的預期，烏托邦式的想法著重在資訊科技將導致更好的效率，而
非烏托邦式的認為，資訊科技的進步帶來更多的員工監控與控制。
社會科技主義者認為，如果沒有人員因素的話，資訊系統將無法得到目的。他 們強調系統設計者的自由意志。對於資訊通訊科技是否扁平化組織，是否造成更為集 中化或分權化，甚至是否修正權力結構，都是取決於社會人文因素的開放選擇的問題
（Garson, 2006），科技之運用方式，深受政治及社會系絡等因素的影響（江明修、曾 德宜，2003），科技的意義與功能並非僅由科技本身所決定，而係由其所處的系絡的 採取相同的改革措施，資訊科技這個工具的採用速率也會不同（Kettl, 2005）。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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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與激進的韋伯社會學所推演出的結果不同，Dunleavy et al.（2003）認為至少 有幾個力量可以讓政府之間的科技政策出現標準化的現象：1)因為政府過去在辦公室 自動化過程有相當類似的經驗，因此對於如何推展電子化政府也會有類似的作為；2) 因為政府業務簽約外包的趨勢，使得政府的科技應用方式收到市場上資訊公司的掌 控；3)因為新公共管理主義全球化趨勢的影響，讓先進民主國家的行政改革或電子化 政府運用，都會在新公共管理主義的範疇下運作。
除了上述科技決定論與社會技術理論之外，Maurice Castell（1996）對於網絡社 會崛起的論述，則是建立在資訊科技的強化理論之上。Castell（1996）認為，以資訊 科技為核心的新經濟體在20 世紀末浮現，呈現出一個資訊化、全球化與網絡化的整 合互動世界，個人或組織能否在這些互動當中取得較高的生產力與競爭力，全視其有 效處理、生產以知識為基礎資訊的能力而定，而這個現象所引發的是一種資訊資本主 義（information capitalism），將加速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出現。基本上，強化理論的運 作假定組織中對於權力的衝突與鬥爭，是組織生活中的自然焦點，在這個前提之下，
資訊科技就像其他工具一樣，被管理者、員工、技術官僚...等結構內部的權力所使用，
只要處在組織權力核心，即有更好的機會使用資訊科技、有更多的資源去決定資訊科 技的運作方式。強化理論同意社會科技論者的說法，組織結構怎麼變是一種選擇的問 題（Garson, 2006）。
最後，系統理論著重在整合性的系統，相信資訊科技可以允許更為寬廣的高層 控制幅度，允許扁平化組織結構以及加強革新。系統理論著重在資訊科技對集中化與 分權化的整合效果，認為資訊科技無疑的是一種加強組織信念的力量，而並非弱化 他。另外，系統理論強調網絡工作，認為網絡工作可建立組織資源，與社會資本理論 一致，。系統理論認為成功的資訊系統執行是增加每一階層的力量，而非僅有在最高 層，並以提升組織管理決策制定為主要目標。總之，系統理論傾向於非政治意義的科 技應用，並不重視資訊科技對政治、社會或國際的影響（Garson, 2006）。
上述四個資訊系統發展本質相關的理論，可以被放在一個2*2 的表當中（圖二 -11），這個表的其中一個面向指科技因素與人員因素的重要性；另一個為環境是否被 認知成一個限制的或不受限制的（Garson, 2006）。對於科技決定論來說，科技的變遷 是高度受到科技因素之限制的，科技因素是主要的因素。對於強化理論來說，變遷是
高度受到人員因素(如權力結構)所限制的。對於社會科技理論來說，雖然人員因素很 重要，但變遷是不受到限制的。對系統理論來說，變遷是不受到限制的，雖然技術因 素通常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環境決定論
未受限的環境 受限的環境 科技因素
人性因素
系統理論 科技決定論 社會技術理論 強化理論
圖二-11 因素環境矩陣（The Factor Environment Matrix）
資料來源：Garson（2006: 7）
總之，站在不同的理論假定上，即可推演出不同的國家數位化政策採用與發展 的解釋力量。以Fountain（2001）的說法來看，公部門的數位化工作實質上是一種制 度變遷的過程，影響政府傳統運作方式甚鉅，電子化的發展型態與速率，應該獨立於 技術與科技因素之外，受到政治等型態的影響，而對公部門來說，因為傳統官僚邏輯 的限制，更是需要力量來驅動這些革新或變遷的採用。很明顯的，Fountain 藉由新制 度論的觀點，站在上述社會科技主義的角度，論述資訊科技與公共組織之間的互動關 係，可惜的是，過去的文獻對於這個議題的討論，除了規範性的論述之外，實證資料 缺乏且多集中在個人層次與地方政府層次，國家層級的討論仍相當少見於過去的研究 當中，在有更多實證資料對這些規範性說法進行驗證之前，資訊通訊科技如何在國家 之間發展與散佈，以及資訊通訊科技與公共行政之間的連結方式等問題，就很難取得 共識，而這也是本論文所希望補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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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電子化發展的歷程及其影響因素
我國政府業務電子化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960 年代，當時部分政府機關即使 用資訊技術處理行政業務。到了1990 年代初期，為了因應國家發展，政府推出了「國 家建設六年計畫」，政府部門為起帶頭作用，加速政府業務電腦化工作的推動。行政 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的報告書就載明：「為了配合國家發展，政府業務電腦化將以『提 高行政效能，支援國家建設』為總目標」。換言之，當時政府業務電腦化的推動，其 實是附屬在國家建設計畫底下，是落實國家建設的重要策略手段，當時共有六項推動 策略，分別是：1.選定並推動國家資訊建設優先推動計畫，加速政府及各部門電腦化；
2.訂定政府機關資訊處理的共通規範，促進資訊整合及資訊共享；3.精進資訊設備採 購程序及法規，建立更合理的採購作業環境；4.結合各界的人力及技術資源，協助政 府加速推動業務電腦化；5.統籌建立行政資訊網路及國家資料庫，擴大資訊交流管 道，提供更便捷的資訊服務；6.加強人力培訓，提升各級行政人員的資訊應用能力（陳 敦源等，2008）。
後續到了1990 年代後期，原本「政府業務電腦化」的名稱逐漸轉變成當時在國 外漸漸受到重視的「電子化政府」概念，行政院並陸續訂出幾個相關推動計劃，包含 第一階段的87-89 年度「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計畫」、第二階段的「電子化政府推 動方案(90~93)」、「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當中數位台灣分項計畫中的 e 化政 府計畫(92-96 年度)，以及目前第三階段的「優質網路政府計畫(97-100)」（何全德，
2006）。上述計畫內容涵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各級地方政府之業務，其整體推動組 織是以「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簡稱 NICI）為最高指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