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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對於政策趨同的討論,最後談到政策趨同的操作化、測量方法,這是目前 政策趨同研究上一個很大的罩門。趨同研究因為分析單位之間「相似性(similarity)」

操作化測量的困難,大多僅能在概念上做理論的探索與整理(Seeliger, 1996)。所謂 的趨同指的是標準差的減少,而趨異指的是標準差的增加(Botcheva and Martin, 2001)。不過,Holzinger and Knill(2005)認為,研究政策趨同共有三個不同的研究 指標:

1. 趨同的程度(degree of convergence)。當看政策趨同程度時,有文獻測量其 政策的產出(output),有些文獻測量政策的結果(outcome),本文認為,

比較好的方式是從結果來看,因為一剛開始的採用,很難預測後來的執行 成果。

2. 趨同的方向(direction of convergence),光看變異數是不夠的。一樣的變異 數降低,可能有一起向上移動或向下移動等意義。

3. 趨同的範圍(scope of convergence),也就是有多少國家被包含在內

而上述不同的研究指標,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操作化與研究問題(表二-9),僅看 趨同的程度或是標準差,僅能回答增加多少相似性的問題,如果加上看平均數的改 變,則能瞭解趨同的方向為何,而研究的範圍更是研究結果能否擴展至其他地區的關 鍵。如果研究能夠整合平均數與標準差來做解讀,則解讀的方式如表二-10 所示

(Holzinger and Knill, 2005)。

表二-9 政策趨同的指標

資料來源:Holzinger and Knill(2005)

表二-10 趨同指標的潛在型態

在檢視了文獻中對於趨同的測量方法之後,Heichel et al.(2005: 831-834)以本 節一開始所論述的經濟趨同的用語,歸納了四個測量趨同的方法,這些趨同除了在數 學上的計算有所差異外,背後的解讀亦有所區別:

1. σ(sigma)趨同:這個測量方式是建立在趨同研究最基本的邏輯,也就是往 一個共同所接受的位置移動(comes closest to a common understanding),最 常見的證據操作化是標準差或變異係數隨著時間降低。如果再加上平均數的 測量,則變成經濟學當中常討論的「向上(下)發展(沈淪)」的研究。應 用此概念的研究,大多將焦點放在經濟全球化對國家支出或財稅收入的影 響,另外也有少部分討論全球化對移民政策的影響。亦有學者以 Gini 係數 或是用空間圖像的方式來呈現,如盒鬚圖。

2. β(beta)趨同:第二個測量是建立在「趕上(catching up)」的邏輯之上,

指的是落後地區的發展速度快於已發展地區,也是經濟趨同當中的用語。β 趨同通常伴隨著σ 趨同,兩者相當類似,比較明顯的差異在於,σ 趨同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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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變異係數的降低,但是β 的「趕上」可能進一步變成「超越,造成變異係 數的提昇。在數學的測量上,由於需要測量與時間序列相關資料才能將政策 採納的「速度」計算出來,因此在實證上很少有研究應用。

3. γ(gamma)趨同:這是一個最近發展出來的趨同模式,主要是回應論者對 beta 趨同無法涵蓋所有跨國動態變化的批判,通常以比較不同時間點排名的 方式,來測量國家之間的移動狀況(mobility),如果排名在前面的國家逐 漸落後,或是排名在後面的國家逐漸趕上,則表示趨同已經發生。在測量上,

通常以肯德爾和諧係數(Kendall index of concordance)來進行,如果不同時 間點的排名之間有較低的相似性,表示國家之間的移動性(mobility)情況 很高。Gamma 趨同的測量,提供給 sigma 或 delta 趨同更多解釋上所需要的 資訊,例如國家之間排名的穩定與否,或國家之間排名是否大幅改變,都將 讓sigma 或 delta 趨同有不同的解釋。除此之外,移動性的發生(Gamma 檢 測出顯著趨同結果),可能是其他趨同模式無法檢測出來的,因為具有很高 移動性的資料,不盡然會降低變異數或顯現出所有國家朝向一個理想目標前 進。雖然到目前為止,以移動性的概念來做政策趨同或變遷研究的文獻還相 當少,但這絕對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4. δ 趨同(delta-convergence as minimizing distance to an exemplary model) 5: 指的是每個國家朝向一個典型模型(exemplary model)趨近的程度。實證上,

sigma 和 delta 趨同常常是相伴隨的,因為如果每個國家都完全地達到某一個 政策位置,則他們彼此間的差異勢必同時降低,不過,如果 delta 尚未被完 全地達成,國家之間的政策移動,可能因為是從不同出發點平行式的移動,

不一定會出現國家之間變異數減低的情況,此外,sigma 趨同的一起成長,

也不必然是往某一個典型模型移動。

上述測量趨同的方法中,主要是從不同觀點來看詮釋觀察單位之間相似性的變 化,在概念上並不相同,但實際的操作化觀察上,則彼此有許多相互重疊之處。此外,

上述的方法都隱含了一個相當重要的面向—時間,因為趨同的研究,僅有在包含不同

5 此趨同模式之所以取名為 delta,單純是因為這個模式是以國家與典型模型之間的距離(distance)來 決定,因此取了第一個字母為代表(Heichel et al., 2005: 833)。

時間的改變時,才會有意義(Bennett, 1991; Seeliger, 1996; Heichel et al., 2005)。Seeliger

(1996)認為,趨同或趨異只是政策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選項,並不必然會發生,而要 研究這些問題,在缺少長時間序列資料的情況之下,最重要的是要律定一個有意義的 時間範圍,藉由這個時間範圍當中不同時間點的比較,找出不同的發展邏輯結構(表 二-11)。表中的 t1△ 與△t2 分別表示國家之間在第一個與第二個時間點的相似性程 度,藉由△t1與△t2的比較,可以定義出趨異與趨同之外另兩個政策發展類型:同時 且固定的發展(synchronous and identical development):隨著時間移動,不同國家都 在相同的政策位置之上;以及不確定的發展(indeterminate development):每個國家 之間的相似性,在不同時間點都相同,但事實上他們都各自移動了位置,只是移動的 距離相同,這也就是Heichel et al.(2005)所說的 Gamma 趨同。

表二-11 政策發展的邏輯結構 政策發展的型態 邏輯結構

趨異 t1 < t2

趨同 t1 > t2

同時且固定的發展 t1 = t2 = 0 不確定的發展 t1 = t2 ≠ 0 資料來源:Seeliger(1996)

因此,Seeliger(1996: 299)認為,唯有律定一個在該政策上有意義的時間範圍,

然後針對該時間點做趨同的解讀,趨同研究才會有意義,因為「…趨同並非一定是固 定的現象,它是一個可以逆轉的過程…,為什麼一個政策會從這個時間區間的趨同現 象,在下一個時間區間變成趨異或其他型態,也是相當值得解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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