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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文化觀感切入整個博士流動的推力面向，藉由訪談具有流動經驗的日本博 士，來觀察推拉因素的影響。受訪者大致可分出三個年齡世代，藉由他們目前不 同的身分和背景，包含他們畢業後前往其他國家、回到日本，再前往國外的經驗，
彙整訪談內容進行說明，有引用受訪者回答之段落，受訪者皆以其代號稱之。
（一）此消彼長：泡沫經濟破裂與高等教育擴張
日本的戰後經濟曾有兩次興盛期，其中第二次的泡沫經濟，一般認為介於 1986 至 1991 年泡沫破裂。日本高等教育的擴張，最初始於 1984 年，到了 1991 年泡沫經濟破裂，卻剛好是大學院生倍增計畫伊始，歷史的偶然性，始終無法預 測。一如韋伯所說，歷史自身存在著一種選擇性的親近，日本高等教育擴張本是 基於經濟興盛的勢頭之上，詎料經濟泡沫一夕崩潰，原本助長經濟的政策卻變成 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日本社會中，政治不是眾人之事，而是政治人物（政治家）的事。日本的高 等教育擴張與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存在著目的性的差異，其政策發展的過程也是 截然不同的。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在高度的經濟發展之後，為了因應世界高等 教育擴張的風潮，國內經濟、社會活動的複雜化，有必要擴大知識的量，提升教 育的品質，以高技術為基礎的人力培養，加深經濟的基礎。當時日本的研究生數 約為15 萬人，文部省認為遠遠不及國際水準，要在人數上再追加十萬人，這即 是1991 年文部省所提出的研究生倍增計畫（大学院生倍増計画），為了提高研究 生人數，增設研究所並給予補助，一般咸認這是高等教育擴張的起點（水月昭道，
2007；江原武一，2007；榎木英介，2010；德永保，2012；天野郁夫，2014）。
日本與臺灣的差異在於，日本是以國家發展為制高點，風行草偃由上而下地施行 教育政策，這與臺灣透過社會運動由下而上、具有政治解放意涵，由民間運作尋 求高等教育改革與擴張，就目的或過程都有著根本性地不同。
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史賓賽曾對日本傳統等級制度表達他的看法，他認為日 本的傳統結構中擁有於國家健全有利的堅實基礎，此即是國民對「上級」的尊重，
特別是對天皇的絕對忠誠。日本可以在「上級」的領導下穩定地前進，並可以由 此避免那些個人主義興盛的國家所要面臨的問題（Benedict，1946）。日本社會從 上而下的等級統治，不必聽從公眾意見，民眾只需信任並跟隨政治家們的領導即 可，日本民眾順從的習慣，反映在日本社會鮮少出現社會運動。日本的最高決策 層中，「公眾意見」是沒有位置的（Benedict，1946）。政府雖然負責制定政策，
卻未負擔政策後果的政治責任。水月昭道（2007：134）提到日本文部省讓博士 生花費大量的金錢響應政府政策投入博士生教育，到頭來卻一無所得且背負大筆 就學貸款，政府卻無情地說找工作是自己的責任（就職は自己責任でしょう）， 大學為了響應政策拼命的招生，學生投入大量金錢後，畢業的博士卻有如再無利 用價值的家犬，成了流浪於街頭的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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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1.1 日本的教育政策與經濟危機所示，就在 1991 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 之後，其國內經濟陷入長期蕭條，被稱之為「失落的二十年」，國內就業市場也 陷入所謂的「就業冰河期」（大理奈穂子等，2014）。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停止高等 教育的擴張計畫，2005 年接續發表的「新時代的研究生教育-建設具有國際吸引 力的研究生教育」報告，內容持續建議加強研究所的人才培養，形成世界一流的 教育研究基地，目的是要推動促進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以加強日本的國際經濟 競爭力作為整個體系的方向，由日本博士的在學人數就可看出博士教育的持續成 長，這也是本文一再論及教育作為國家經濟危機時的政策工具的理由，高等教育 可以做為調控失業人口的壓力閥，以延長教育降低失業現象。
日本高等教育的結構性問題，還包含職缺的減少，這是同為少子化現象嚴重 的國家，在高等教育擴張過程中，同樣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日本高等教育所面對 的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經費短缺。日本大學經費短缺的嚴重性，在2017 年似乎達到頂峰，曾出過諾貝爾獎得主，兼具傳統與歷史的北海道大學傳出裁減 教師，受訪者JD003 說道：
「北海道大學現在想要砍掉很多助理教授，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 經費short，北大真的很真的非常不錯的，前陣子在日本的學術界這個 是一大新聞，因為他們的經費越來越沒有，而且國立大學的民營化，現 在在日本文部省都有推動，…北海道大學的問題是，因為現在之前是教 育部支援國立大學，但是問題是法人化之後，就是文部省他們說，提醒 每個國立大學，自己賺錢。對所以，突然間沒有經費了，所以很多研究 經費都被砍，所以現在國立大學面臨的問題很大，在這種情況之下，北 海道大學他們…因為現在日本的博士…對了這個事情很重要，最近十年，
日本的，如果是博士生，博士學位拿到之後就開始應徵，但是日本的應 徵的資料裡面都有寫，就是那個助理教授，是我們教授助教，那助理教 授的話，幾乎都是五年的任期制。這個意思是約聘。所以呢，而且日本 很可怕，五年之後不管怎麼樣一定被砍掉，對，就bye-bye。」
苅谷剛彥（2012）曾就高等教育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國家若是為了 實現教育機會的平等，就有必要進行數量上的擴張，但若想同時保持教育品質，
就必須提高對高等教育的政府支出。問題關鍵就在於，如果出現國家財政緊張，
就難以維持品質；或維持了品質，又會難以擴大高等教育的機會。日本經濟疲軟 所造成的財政緊縮，日本政府開始縮減經費的挹注。然而研究者減少的額度，比 不上預算降低的速度（榎木英介，2010；天野郁夫，2014；鈴木寬，2016）。
2004 年日本政府推動國立大學法人化，藉此想改革文部省父權制的管理，
乃至於庇護，透過競爭的方式，增進日本國立大學的活力，法人化乃是作為日本 高等教育改革，市場化的初步措施。其後，日本政府逐年刪減提供給國立大學的 預算，在法人化後的11 年間，相關預算總額總共減少了 12%，約 1472 億日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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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日本本的教育政策策與經濟危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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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郁夫，2014；許仁碩，2017）。日本學者曾就日本政府對大學財政支出、自籌 經費的情況提出警訊，就如同日本社會學家苅谷剛彥所說的，當缺乏經費卻又必 須維持一定規模和品質的時候，必然會出現經營上的困難，北海道大學要在六年 內要裁掉兩百名教授，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所衍生出的經營決定。大學經營無 法提供更多正式職缺，而以大量的任期制取代亦是財政緊縮所衍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