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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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國家、不同專業之間產生顯著的差異。
若以性別和專業領域交叉分析來看，性別因素在不同領域中具有影響。生物 化學和數學的女性博士畢業生更傾向於留在美國發展，數學領域畢業後離開美國 的女博士不到20%，留在美國的女博士中，50%是數學專業。而英語領域的女性 博士更傾向於回國，大約三分之二離開美國；回國的女性博士中，三分之一是英 語領域。相對地與女性博士相比，男性博士的選擇相反，數學領域超過50%的男 性博士離開美國，電子工程專業的比例為25%。
而影響是否回國決定的因素大致上可以分為經濟與文化兩個主要的考量：首 先，決定回國的博士留學生，在出國之前就已經決定畢業後要回國。這些回國的 博士留學生大體上都是「必須」回去的，因為讀博士的主要經費來源是一個重要 因素。在那些回國發展的博士中，1/4 以上的博士由來源國的政府或雇主提供學 習經費，雇主和政府對他們的強烈吸引力或者個人希望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相 反地，繼續留在美國的博士中，90%的人主要通過擔任助教或助理的收入來完成 博士學業。其次，在於文化價值取向，回國的博士比留在美國的博士更傾向於將 與父母、親友或為社會做貢獻作為影響其第一份工作選擇的最重要因素。
不論留在美國與否，對從事第一份工作的博士留學生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他 們在動機上存有明顯的差異。兩類群體都認為：發揮博士教育的價值、工作有興 趣或有挑戰性以及很有機會從事科學研究幾項同等重要。與選擇留在美國的博士 相比，離開美國的電腦、電子工程和數學專業的博士更少考慮工資、職業抱負或 組織聲譽等問題。已經或正要離開美國的博士在選擇第一份工作時，不管所學的 專業為何，極少有人是因為就業市場有限或這是能夠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之類的 理由而做出選擇。綜論之，每個專業的博士都是如此。很明確的是，儘管非金錢 因素並不必然與第一份工作選擇直接相關，卻是影響博士生做出回國決定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日本
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歷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於臺灣而言，
這種舉國家之力企圖追趕西方國家的企圖，或許會有著似曾相似的歷史共感。
日本近代的教育改革開始於1872 年，即明治天皇的時代。當時公布了國家的首 次高等教育、國民教育法律，這套教育系統持續到了二戰結束，法律的精神目標 在於：富國強兵。當時的日本希望透過大量的西化、現代化、工業化追上西方國 家。在面對國內貧窮，且外國對日主權的侵犯上，日本成功地透過富國強兵的訴 求下，整合國內意見，達成目標。以二次大戰為分界，戰後的國內復甦，也具有 歷史的連續性。
戰後日本的教育發展從時間上可分為四個時期，當中與本文最為相關的為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改革運動（Lincicome, 1993；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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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欲修正的標的（Soroos, 1988；Umakoshi, 1997）。從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這場日本國內沸沸揚揚的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運動，
在人數上，自80 年代以來，日本的外國留學生有約八成來自亞洲國家，實施「2000 年招收十萬個外國學生計畫」（100,000 by 2000）計畫後，1990 年之後，日本的 外國學生提高至九成來自亞洲國家（戴曉霞、潘琇櫻，2006；東條加寿子，2010）。
相對於國內教育學者對日本國際化的推崇，關於留學生十萬人計畫，從美國學者 中最為關鍵的部分（Lincicome, 1993）。對於日本行政機關來說，過度的本位主 義、官僚的中央集權與標準化，意圖控制教育系統的結構，都對日本的高等教育 的國際化、自由化改革造成了阻礙（Lincicome, 1993；Umakoshi, 1997；東條加 寿子，2010）。
即便日本國內對於改革所帶來的混亂感到恐懼，而使改革的步伐緩慢。但也 在多處有所進展，例如：提供更多外國教授國立大學教授的缺額、國立大學的公 法人化，使其財務自由化，某種程度上使得國立大學在大學自治上更加進步
（Umakoshi，1997）。「十萬個外國學生計畫」為期約 20 年，在 2003 年達成目 標，然而在2005 年達到 12 萬 2 千人的紀錄後，成長就停滯了。在這個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