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歸亞太區，並且認為兩國皆呈現區域化的現狀，這或許是正好是人口遷移時語言 文化親近性的反證，但卻因為該文只強調經濟發展面向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人 口移動影響因素。
另一篇關於外國學生的研究，則是著重在了解臺灣的外國學生其留學決定的 社會建構。馬藹萱（2014）以在臺外籍生調查資料及在七所大學舉行之外籍生焦 點團體訪談資料，分析外籍生來臺求學之主要動機，與影響其選擇留學目的國與 就讀學校之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外國學生選擇來台求學的決策大多考量學術 文化及經濟因素。對前往留學的國家與就讀學校的考量上，外國學生會考慮其國 際高等教育市場的能見度、教育資源與政策、國際關係和區域化發展等因素，也 會因語言能力、留學期間的經濟來源與就學階段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其次，作者 認為外國學生在選擇留學目的地時，並非如推拉模型所宣稱的會追求效益極大化，
而是實際考量各種外在與個人條件，並在有限的資訊與機會中，尋找一個「滿意」
的選擇為目標。最後，研究結果也指出，選擇留學目的國與就讀學校的各項決策 之間不必然呈現垂直線性的關係，而多呈現迴遞互動式的關係（馬藹萱，2014）。
上述該文主要是研究在台外國學生的動機，正如研究結果所呈現的，經濟因素受 到了極大的影響。但這卻存在著一個政策上的陷阱，亦即臺灣教育部究竟開放了 多少獎學金名額，以及各個大學用何種方式吸引外國學生的問題，以及臺灣學費 與生活支出的水準的結構性問題沒有被納入思考。其次，臺灣的外國學生組成事 實上是一重要的研究線索，誰來或離開臺灣，絕對是在鉅觀層次上，必須先被釐 清的問題之一。
有學者認為在亞洲區域人才移動中，除了經濟環境與人口壓力因素之外，語 言文化的近似性亦是不可忽略的一項影響因素（呂曜志，2008）。關於語言因素 對於高等人才的移動的影響，在前述的諸多研究中，例如：在2000 年左右，臺 灣的人才外流顯然不受限於語言的因素，而馬藹萱（2014）所指出外籍生對語言 能力的考量，顯示受訪者已然具備了足以生活與學習的語言溝通能力，才能做為 樣本接受調查，是以語言能力是否足影響高等人才的遷移是有待證明的。
綜合上述，與美國、日本相比，臺灣在對留學生的追蹤調查上，顯得相當的 落後，甚或是尚未起步。然而，在這個美國、日本、中國爭相競逐全球高階人才 的時間點上，臺灣不僅缺乏關心外國留學生的流動性，乃至於對本國學生的流向 掌握也是極為缺乏。在跨國人才政策面上的閉關自守，卻又面臨大量的人才流失 出走，這正是臺灣所面臨到極大的危機之一。
（四）小結
在就讀博士者的相關調查一節當中，可以從過去的研究中彙整出一些博士人 才的流動特性。研究指出博士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會反映出其志向抱負、所學專 業，以及選擇定居國家的就業結構。反過來說，博士畢業生會考慮上述的這些因
‧
（Oh,1973; Carringto&Detragiache,1999）。臺灣的跨國移動，自 1950 年代以來，
主要為移民美國及加拿大，以高學歷與高科技者為主；其次為移民澳大利亞、紐 西蘭，以及加拿大，以投資移民為主。
國內的研究認為開發中國家，遷移的理由以尋找較好工作為最多，結婚、與 家庭團聚及教育因素則依序次之；已開發國家之遷移理由依序為工作機會、住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及家庭因素，長距離遷徙以工作之理由最多，婚姻與家庭因素之比重在已開發國 家與開發中國家差不多，已開發國家遷移因素中教育一項顯示較不重要。主要的 影響，仍是在工作機會。
張慈佳、胡海豐（2005）的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一個地區 實現夢想的機會相對較大時，將會增加教育程度較高者遷移至該地區的機率。相 對於女性，男性的受訪者比較偏好跨區遷移；而相對於教育程度較低者，教育程 度在大專以上者，也比較傾向跨區遷移。此結果顯示男性或是教育程度較高者，
較喜好遷移，因此較能承受遷移成本，選擇較遠距離的遷移。惟在國際移動上是 否會得到相同結果，有待驗證。
綜論之，臺灣的空間流動偏向於流向北美，但這多半是屬於對留學生的研究 結果，對於本文以國內培育的博士為研究對象來說，可能有所不同。但也因為國 內對於博士的追蹤調查的不足，使得目前我們無法回應臺灣國內博士人才的流動 情況，而能提出一個較完整的說明。過往資料與研究的整理指出從OECD 國家 之間的流動，尤其是東亞地區內的人口移動量似有偏低，而可能低估（呂曜志，
2008）。但並非指向具有高教育程度的博士人才，因此究竟博士人才的空間流動 情況為何？又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而有進一步討論的價值與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