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政的頒布和推行，保守派的人士習慣於因循，不願意看見政局的動 盪，更不願意自己已得的利益被侵削，於是紛紛起來攻擊新法。他們提出的觀點 有一部份是明顯的無理，有一部份有其道理而不符合實際，有一部分卻是針對新 法的缺失而發，不可把舊黨人士的異議一概看作無理取鬧。在新法實施的初期，
以道德觀議政與純粹議政為二大論政態度，轉變到後期，以意氣之爭為政爭主要 活動時，新法改革的意義遂被模糊掉了，恐怕這是宋神宗一意改革所始料未及的。
先談道德性的論政這一方面。舊黨人士非議的著眼點首先就在於「義利之 辨」，以君子、小人分辨新、舊黨。而新黨人士反駁的焦點，大多是集中在舊黨 份子的老舊頑固的觀念，要不然就是舉老臣「不臣」、「驕主」為藉口，陷老臣於 不義，而且也口口聲聲說守舊大臣是姦佞、小人。雙方都是依據倫理道德的觀點 來攻擊對方，而焦點就集中在「義利之辨」上。
4 以上係據雷飛龍＜北宋新舊黨爭與其學術政策之關係＞一文檃括而敘。《政大學報》11 期，1965 年 5 月，頁 201-244。
有關於義利之辨，本文在第二章討論文人政治的特徵時，即已提出儒家原始 觀念中，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為標準。到了儒家思想復興的宋朝這個 時期，文人更振振有詞的將「義利之辨」，拿來作為分別君子、小人之黨的依據，
於是，舊黨對新黨攻擊的第一口實即是「新黨人物都是與民爭利的小人」。在還 沒有進行變法之前，王安石對守舊大臣的不滿早就顯現出來，魏泰《東軒筆錄》
卷十說：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塔河，王荊公時為館職，頗祐之。既而功不成，仲 昌贓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荊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荊 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
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5
這段故事，說明王安石對當時大臣的茍且因循、無意銳進，表現出鄙夷的態度，
而且不假辭色。因為這個個性，大臣們早先就對他極為反感，所以當富弼與王安 石同一個月入相的時候，富弼上書神宗說：
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6
從後來與王安石所起的嫌隙來看，富弼所稱的小人，暗有所指，但也不難得知是 誰。這年的五月，呂誨彈劾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以及「外示樸野，
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7這就直接攻擊 王安石的人品了。以上所談的是人身攻擊，而攻擊的口實即「誣陷」荊公為「小 人」，本文用「誣陷」二字是對荊公的平反，由後來的一切作為看來，荊公至少 還不至於像蔡京一般的大姦，只是剛愎自用，較不能容人罷了。但是這種抨擊異
5 魏泰《東軒筆錄》卷十，刊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 3，頁 476。
6 《宋史》第三冊卷三一三＜富弼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1 月，頁 2740。 。
7 趙汝愚《諸臣奏議》卷一○九＜上神宗論王安石姦詐十事＞，永和：文海出版社，1970 年 5 月，頁 3658-3661。
己者是小人的風氣，從此越煽越熾，朋黨也越結越分明。凡是反對新法的就成為 王荊公眼中的守舊派人士，守舊人士則目荊公等推行新法的人士為小人一黨，開 始對著「逐利」這一主題大作文章。如熙寧二年（1069），富弼指斥王安石「平 居之間，則口筆丘、旦；有為之際，則身心管、商」，8喻王荊公如管仲、商鞅的 急功近利，就是把他看成逐利的小人。同年十二月，當時為直史館、權開封府推 官的蘇軾，上了一封＜上神宗皇帝書＞論道：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 也。……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9
書中不但指稱王安石與同時進用的新人為小人，因為他們所求一切都是為「利」； 還勸神宗不要急功近利，立國要重視的是道德與風俗，故後文接著說：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今議者不察，……招來新進勇銳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10
以上全部的焦點都在道德勸說方面，看來似乎是太過於冬烘泥古，其實也未必盡 然，我們還得就蘇軾這份奏書的全文做更全面的考察。
就純粹的議政上來看，此份奏書討論新法弊病的地方，其實佔大部分，而且 多是針對現實的社會狀況而發，甚至預測青苗法未來可能有的弊病，後來果真呈 現出來。11如奏書當中有云：
8 王明清《揮麈後錄餘話》卷一＜富文忠上章自劾條＞，刊於《揮麈錄》第四冊，北京：中華書 局，1985 年，頁 931。
9 《蘇軾全集．文集》卷第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1135。
10 《蘇軾全集．文集》卷第二十五，頁 1139-1140。
11 有關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與＜再上皇帝書＞對新法的批評與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有否吻 合，請參考洪亮《蘇東坡新傳》的討論。臺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3 年 12 月，頁 143－149。
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 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 自陛下始，豈不惜哉！12
青苗錢為救農民一時之急，用意似佳，其實政府暗中已經獲取利息，王安石等人 的目的本來在此，執法者若依法行政也就得了，但是執法者能個個都秉公處理 嗎？蘇軾的擔憂後來果真應驗，有些官員為了邀功，硬是攤派給不想借貸的商 家、財主，如此收得利錢以回報邀功，讓民眾叫苦連天。不但是蘇軾對青苗錢有 所批評，范鎮也說：
貧富之不均久矣，貧者十蓋七、八，何也？力役科買之數也，非富民之多 取也，富者才二、三，既榷其利，又責其保任下戶，下戶逃則於富者取償，
是促富者使貧也。13
這裏是說青苗錢不但抑配給富人，還叫富人為窮人作保，等到窮人付不起利息，
必定要自富人取償，同樣使富人也變窮了。歐陽修也認為：「欲乞先罷提舉管勾 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14後來連王安石的門人陸佃也說：
「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15以上合起來看，
他們這幾位針對青苗錢的批評，第一是利息太重，第二是將來必有違法抑配的行 為發生。這個顧慮的確是看清了問題的所在，對實際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的認知。
新黨份子怎麼反擊呢？恰好他們也是用「君子、小人之辨」來回敬對方。如 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
12 《蘇軾全集．文集》卷第二十五，頁 1138。
13 《諸臣奏議》卷一一一＜上神宗論新法＞，《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 5 月，頁 3749 。
14 見《歐陽修全集》下冊卷四＜言青苗錢第一劄子＞，頁 273。
15 《宋史．陸佃傳》第四冊卷 343。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1 月，頁 2922。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 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 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 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 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16
王荊公認為理財是為了富國，不是徵逐不義之財。對於此說詞，站在公的立場，
似乎不能苛責，站在民眾私人的立場，則覺得被剝削了，姑不論此。荊公自認為 他不接納人意見，是「辟邪說，難壬人」而非「拒諫」，則任何提出異議的人不 就是小人（壬人）了嗎？相對的，他就是自居為「君子」了。總之，站在自己的 立場談道德，當然自己就是君子了。荊公為自己辯護時還搬出《周禮》、「先王之 政」、「先王之法」等為據，而且也極其關心仁義道德的教化。羅家祥在《北宋黨 爭研究》提到王安石與神宗論政，不忘禮義教化一事，引證甚多，而說：「他所 追求的理想局面，是既有忠信廉恥之風，又有富國強兵之實。」17羅氏舉出王安 石有心提倡風教。不過，我們從現存文獻來看，王安石新法的重心，還是在理財、
富國、強兵上面，而且行之確有實效；至於道德教育則很難立竿見影，又沒有什 麼具體事證可以驗證。總之，兩黨相互之間以「君子、小人」攻訐，是難以持全 然中立的立場辨明的，卻又是雙方最喜歡用的攻擊利器。。
這個時期，守舊派無法主導政局有其最重要的原因，即只知批評卻「提不出 更好的方案」。羅家祥又說：
司馬光是如此，保守派的其他官員絕大部分亦是如此，由於他們在安邦治 國方面多為庸材，因他們在對新法大加指責時，既不能周知原有弊法之要 害所在，又不能通曉新法立意之本末。祇是憑著強烈的偏見和一些經驗直 覺，進行攻擊、破壞和阻撓。正如神宗所說：「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
16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九，刊在《王安石全集》上冊，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10 月，
頁 12。
17 《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1 月，頁 55。
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18
宋神宗說「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其實也未必如此。前述蘇軾等討論青苗 法這一部分就是一語中的，而且蘇軾其文甚長，討論幾個剛剛推出的新法也很詳 細，只是由文獻上看，大部分的舊黨成員提不出新的、更好的方案，以解決當前 已經產生的弊端，又不肯積極任事，的確是其所短。然而新政也有其短處，若神 宗與荊公二人都有一意孤行之嫌，盱衡古事，荊公之執拗是正史、小說及文獻上 隨處可見的，如此固執不能自見，新政的缺陷乃不能一一補救或更正。何況神宗
宋神宗說「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其實也未必如此。前述蘇軾等討論青苗 法這一部分就是一語中的，而且蘇軾其文甚長，討論幾個剛剛推出的新法也很詳 細，只是由文獻上看，大部分的舊黨成員提不出新的、更好的方案，以解決當前 已經產生的弊端，又不肯積極任事，的確是其所短。然而新政也有其短處，若神 宗與荊公二人都有一意孤行之嫌，盱衡古事，荊公之執拗是正史、小說及文獻上 隨處可見的，如此固執不能自見，新政的缺陷乃不能一一補救或更正。何況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