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黨爭前的社會生態
第三節 黃老治術與因循守舊的風氣
晚唐五代的政權更迭極為頻繁，而各國之間也互相攻伐，無一寧日，人民生 活艱困痛苦。到了趙宋以不流血取代後周，深切的體會到與民休息的好處，所以 自太祖、太宗開國奠基以來，所採取的治國方略，就是道家「清靜無為」的政策。
開國時的宰相趙普處理政事，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 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38宋太宗治國也是崇尚黃老之術，嘗自云：「清靜致 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39趙 普這種因循墨守的作風，若不是獲得皇帝的默可，又哪可以長久在位？宋太宗採 取這種治民的態度，對人民而言可以稱為「與民休息」，對政治興革的一面來說，
卻容易「姑息養姦」，若對國外四夷採取這種態度，則可以稱之為「養癰貽患」。
從太宗經歷真宗、仁宗，官吏以墨守祖宗家法為習，庸庸碌碌的官員尸位素 餐的比比皆是，逐漸的違法亂紀的現象也都習以為常。故《宋史》說：
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嘩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 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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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官吏不但本身多有違法，對違法犯紀的也務在姑息，司馬光雖然職位尚 卑，卻敢於多次批評，可惜仁宗還是安於現實。地方上更是令人驚訝，歐陽修說：
38 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頁 350。
3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四，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條。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356。
40 《宋史》第 13 冊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5 月，頁 10758。
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卻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 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 宴，留賊宿於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昧昏之人，京西按察使 陳洎張 ，自五月受卻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 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41
地方的縣令不能剿滅賊寇，甚至還迎宴於政事廳，可謂荒謬之極，而按察使卻片 言不報，官吏顢頇姑息竟到此地步。再如宋真宗朝時，都尉李和文有一次召軍妓 夜宴，諫官上疏彈劾，楊億以此事告知王旦，王旦不以彈劾為然，退朝後反而題 小詩送交李和文。次日，真宗見彈劾奏章，欲處罰李和文，問王旦，王旦反而為 李辯解說：「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真宗 聽後，意亦釋之。（見《宋人軼事匯編》卷五）軍官召妓夜宴，本來是違背官場 規矩的，所以諫官才要彈劾，王旦卻以「太平無象，此其象乎？」強加解釋。這 一面是要討好真宗的「太平心態」，一面又曲為掩飾屬下的違紀。這種心態本來 可議，而真宗竟然不加以追究，可見真宗也是持著姑息的態度，以減少政治上的 紛擾。只要據王瑩《群書類編故事》卷九所記「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 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這一件事來看，42原來真宗本人就是這種態度，這不 正是「清靜無為」思想下的墨守（也是享樂）態度嗎？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實施不到兩年就失敗，推考其原因，完全是保守勢力對改 革的反撲。在經過十年之後，即仁宗至和二年（1055）六月，歐陽修與賈黯聯名 上疏指出：「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
43因循墨守的風氣繼續瀰漫到仁宗時代，對國家整體的不良影響，已經到了積重 難返、沉疴莫起的地步。仁宗時龍圖閣學士王博文，一日在仁宗前落淚，自稱老 邁，恐盡忠之日無多，仁宗憐之，數日後，遂任命為樞密副使，時人譏之為「龍
41 見《歐陽修全集》卷四《奏議集》＜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台北：河洛 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頁 176。
42 《群書類編故事》卷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75。
43 趙汝愚《諸臣奏議》卷十三＜上仁宗論人主不宜好疑自用與下爭勝＞，刊在《宋史資料萃編》
第二輯第二冊，台北縣：文海出版社，1970 年 5 月，頁 646。
圖雙淚落君前」，這是政績不彰的官員升遷之一例。又宋祁顯赫後，上元節夜宴，
燃巨燭，徹夜狂歡，其兄宋庠使人勸之，請他反思從前艱苦的求學時日，宋祁反 而說從前的辛苦正是為了今日呀！這是官員享樂之道。如此的思想，又怎能要求 他們奮發振作。
又王安石進士及第時，樞密使晏殊以同鄉的原故，特別招待他，口授為官之 道說；「能容於物，物亦容矣。」44以晏殊當時地位聲望之高，而持有這類相互 曲為包容的作風，可能正象徵著當時因循的時代風氣吧！王安石並沒有受到晏殊 的影響，他在後來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對仁宗朝的回憶說：「一切因循 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45顯然對因循之風，
他老早就有所不滿了。至於「政令日乖」，從某一方面看，是新時代的環境有了 極大的改變，官府率由舊章，政令已經與現實乖離；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官民早 就暗自違法犯紀，由於息事寧人心態太重，長久以來政令的執行都是不彰的。以 上兩種情形都可以稱之為「政令日乖」吧！不守法的、因循守舊的、不思作為的 冗員太多，所以章疏才指出「濫官滿朝」。
其實「濫官滿朝」的問題不是到仁宗朝才嚴重起來，在真宗即位那一年，刑 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在應詔上書時就指出了「冗員」的問題。46這個問題是在開 國不久就逐漸形成，政府為了禮遇文人，一方面逐年加額錄取進士，另一方面又 必須安排進士出路，只好增加各府署員額，造成了官多事少的現象。甚至有無事 可作的「冗官」，政府還是給與薪給。官員平常處理公務不多，甚至於連處理的 經驗都沒有，幾年後經過「磨勘」，升任治事的主管時，遇到不會處理的事，只 有依照往例處理，這樣因循守舊的狀況之下，自然就使得吏治不彰，整個國家機 器到處都運作不暢。歐陽修、賈黯不過是總結積害，並不是提出預警。然而由於 仁宗年事已老，本身個性也屬於保守因循一派，終究沒有決心大大的改革，所以 慶曆新政才歸於失敗。一直要等到年輕氣盛的神宗上臺，才發起全面的改革，不 料龐大的官僚體系經這麼一番大撼動，反而造成了激烈的黨爭，甚而迅速毀敗了
44 王銍《默記》卷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頁 340。
45 見《王安石文集》卷四，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 年 10 月，頁 34。
4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二，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條。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410。
國家的根基，無法面對外族的侵凌，導致了北宋的覆亡。新舊黨爭的起因之一，
即在改革因循守舊的官僚體系，不料所引起的互相傾軋如此激烈，扭曲的黃老治 術，弊害於焉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