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黨爭前的社會生態
第一節 宋初的政治型態與朋黨意識
宋太祖趙匡胤在建隆元年（960）開國，一直到神宗熙寧元年（1068）登基，
有百年之久。初期從事征討統一，社會由紛亂逐漸安定，民生由凋敝逐漸復甦；
到了中期，經過數十年的將養休息，加上長期的採取對邊疆民族的談和納幣政 策，社會乃由安定的狀態轉趨富裕。宋仁宗時期社會更加安定繁華，工商業相應 的轉趨發達，人口逐漸向都市集中，城市經濟的發展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 的繁榮，我們觀察柳永的詞，有不少描寫城市生活中歌舞昇平、民生富庶的篇什，
可以充分體會這正是仁宗時期社會生活的寫照。1
1 據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一記載：「仁宗皇帝崩，遣使訃於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 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又《能改 齋漫錄》卷十一也記載，仁宗死後有人題詩於其寢宮之上道：「農桑不擾歲長登，邊將無功吏 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這四十二年不驚不擾的安定生活，帶給社會的 是什麼現象，不言可喻。至於柳永的詞是如何敘述當代盛世，諸論者討論已多，本文亦將在
宋太祖在開國之初，有鑑於武臣的跋扈，自己也是陳橋兵變由部將黃袍加身
家這種用世志意的感召所致。
而不周」，正是指「小人是阿黨而不忠信的」，而他「阿黨」一詞的概念應該還是 承襲孔安國的說法的。總之，以上的觀點都是集中在：君子用心於公（周），小 人用心於私（比）。
但是早在西漢末年劉向就已經把「比周」合用為一個詞，並且和「朋黨」並 舉，意指這二者都是有「邪心」，都是小人的作為。11這和孔子「小人比而不周」
的用法已經大異其趣，孔子的「比」和「周」是相對的用法，而劉向把「比周」
一同指向負面的意義。於是小人的行為是比周的，小人的居心是阿黨偏私的，小 人為私利而聚合則稱之為「朋黨」。
「朋黨」二字又是怎麼定義的呢？「朋」，《說文解字》說：「古文鳳，象形，
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12所以「朋」字並沒有貶意。但是「黨」
字在早期卻有貶意：《說文解字》說：「黨，不鮮也。從黑，尚聲。」13雖然《周 禮．地官大司徒》說：「五族為黨」，鄭注曰：「黨，五百家」，14「黨」成為地方 組織其中的一名。然而當先秦人提到「黨」字作動詞時幾乎都是當作貶意的。如
《論語．述而》：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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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也說：「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16既然說「君子 不黨」，反之，自然指偏私成黨的是小人了，這裡就是指孔子偏黨魯昭公，為他
11 《漢書．楚元王傳》附傳，記載劉向上書元帝避朋黨之名說：「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
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見《新校漢 書集注》（三），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5 月，頁 1945。
12 《說文解字》四篇上鳥部，臺北：蘭臺書局，1973 年 9 月，頁 150。
13 同上註，頁 493。
14 見《十三經注疏．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159。
15 《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第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64。
16 同前注，頁 140。
文過飾非。《尚書．洪範》也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17於是「黨」字都指 向了小人偏頗的負面行為。久而久之，「朋黨」二字合用，乃成為小人群聚為非 的一種表現。荀子就認為士大夫就是「不比周，不朋黨」的，一切都是為公家而 努力的。18
「朋黨」既然是小人的表現，韓非子特別堅決反對「朋黨」的行為，他認為 小人之害是：
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 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
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19
法家為了專制帝王著想而力斥朋黨，帝王為了自家性命和萬世子孫的安定著想，
也是深深地提防著大臣結為朋黨。同理，凡是被指涉為朋黨的人，大都否認之。
故而古來討論「朋黨」的文章不可勝數，大致可以分為四個觀點：（1）君子無黨，
小人有黨。（2）君子有黨，小人無黨。（3）君子小人皆有黨。（4）純君子純小人 無黨，不純者有黨。有關第一點，是上述先秦、兩漢之際一般通行的看法，李德 裕、司馬光等人接受這種觀點。第二點，歐陽修＜朋黨論＞主張小人為利祿而暫 時結為朋黨，是假的朋黨；君子守道義、行忠信，同道而相益，是始終如一的朋 黨。關於第三點，宋朝的王禹偁、范仲淹、秦觀和明朝高攀龍，以及清朝的魏禧，
都是主張君子、小人都有黨，勸人主要用正去邪。關於第四點，只有明代王世貞 主張之。20這些君子、小人的分辨方法，都是以品德為依據，而且更把「為公還 是為私」當作判斷的標準，從立論上看似乎各有其理由，但是落實到實際的政治 生活上卻沒有一個絕對的準則。那就是：人人各自宣稱自己一切作為都是為公，
17 《十三經注疏．尚書》＜洪範＞第十二，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頁 173。
18 《荀子．彊國篇》說：「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
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台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 9 月，
頁 522。
19 見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有度第六》，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9 月，頁 86。
20 以上歸納出的四個觀點和詳細的引例解說，請參見雷飛龍著《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第 一章緒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頁 6-13。
都自認為是君子，即使被指為朋黨，也自詡為正派且有益於國家；反之，則把政 敵目之為小人之朋黨，而極力擯斥之。
北宋的歐陽修、秦觀討論朋黨的意義，其目的就是在嚴辨君子、小人，分出 不同的政治團體。宋朝政治團體的組成份子全部都是士大夫，士大夫在朝汲汲於 劃分界線，無不是為了營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同時也是受到了儒家傳統的君子、
小人二分法的思想影響所致。這種二分法不但不能真正釐清何者為正人君子，更 導致北宋後期新舊二黨互相傾軋不已的惡性循環的局面，在政治上導致了宋廷衰 敗的局面，更在文學上產生了破壞（其實也是一種建設）的作用。此點將在後文 討論之。
另外一種辨別君子小人的判斷標準，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21的 義利之辨。孟子也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22這二位先師指出了明 確的方向：重視利的人屬於小人一類，只有君子才講究仁義。小人結為朋黨為的 是什麼？他們是為私利而結合。這個觀念在漢代得到了充分的擴張和肯定，西漢 董仲舒回答江都易王說：「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3從 此「小人是興利者」這個概念，在士人的腦海中根深柢固。指稱政敵為朋黨以誣 陷排擠之，歷代都免不了有此現象，到了宋仁宗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呂夷簡，
又作＜四論＞譏切時政，呂夷簡「以仲淹語辯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 朋黨，離間君臣」，24於是仁宗乃將范仲淹貶知饒州。歐陽修為此寫了＜朋黨論＞
為范仲淹辯冤，並提出「君子有黨」的言論。論中的「君子、小人」，他定義為：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
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
21 《論語．里仁》，同注 9，頁 37。
22 《孟子．梁惠王》，《十三經注疏》本第 8 冊，頁 9。
23 《漢書．董仲舒傳》，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5 月，頁 2524。
24 《續資治通鑑長編》第四冊卷 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條。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1133。
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25
這段言論把「義利之辨」拿來作為君子、小人之別的標準。小人所以相黨不過為 一時的財利、祿位，時異勢遷，利盡則反目，是暫時性的結黨。君子以道義相結 合，一切為國家，忠信不移，是長久的朋黨。這樣的觀點後來就成為舊黨分子對 新黨攻擊時的口實，那就是新黨所實施的政策無不是為了利。本文將在第四章「新 舊黨爭與文禍」第一節有所討論，此處只提出緣起，以引出脈絡。
總之，君子與小人之辨，成為後來新舊黨爭激化時，舉以劃分界線的最佳武 器，凡事爭於國君、大臣之前，時常指責政敵為小人之黨，欲除之而後快。政局 之壞，誣稱政敵為小人而傾軋之，確實是亂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