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黨爭前的社會生態
第四節 政治的弊病與變法的迫切性
經過近乎百年的蕃養生息，從都市的興起、經濟的繁榮、人民生活的富樂上 看，似乎真的是太平盛世。繁榮的表面之下，卻潛伏著極多的隱憂，范仲淹就在
《奏上實務書》裡邊痛切的指出「積弱」「積貧」「三冗」等問題。以下分別簡要 述論之。
「積弱」指的就是軍事上的弱，邊防上的弱，甚至是國家全體的弱。
就以中央與地方上軍權的輕重來看，有宋朝廷重中央而輕地方，中央的軍權 表面上交給文人，實權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曾繁康在其《中國政治制度史》中，
指出：宋代在中央制度上，盡收中央之權於君主，宰相處理庶政須事事以劄子請 旨，得旨再擬具辦法，復送君主審查。宰相沒有主政權，沒有考課及用人權，更 沒有過問兵事之權，宰相只成為辦理文書之人。另外，朝廷又設副相數位，以分 割相權，如此責無專屬，則事難有成。其下的六部也是權位不符，不能發揮設置 官職的作用。47另外，為了矯正唐代藩鎮之害，在地方行政上採取三項措施，一 是使文臣出守列郡，二是將地方政府權力完全收歸中央，三是使地方官吏盡量發 生互相牽制的作用，這些措施造成了宋代的內重。曾氏評道：
原來制國之道，最重「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以收中央與地方平衡發展 的效果。現在宋代中央權力壓倒地方，地方不能作事，國家之積弱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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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曾繁康《中國政治制度史》第三章第三節，頁 66－69；第四章第三節，頁 116－117。台北：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9 年 7 月。
48 曾繁康《中國政治制度史》第五章第三節，頁 160。
以上說明了國家體制上本身的缺陷。
再說北宋邊防上的積弱。宋太祖登基後，知道契丹是大敵，燕雲重鎮一時難 下，於是定下了「先南後北」的軍事謀略。南方各國不是偏居一隅，就是內部不 合，他有各個擊破的能力。恰巧這時候（建隆三年 962），湖南的朗州與衡州互 相攻擊，朗州的周保權遣使求救，宋軍假道南平前往援助，就此一舉平定湖南、
湖北之地。後蜀陰欲與北漢勾連，宋軍藉此理由出師滅了後蜀，時為乾德三年
（965）。南漢君主殘暴，民眾離心，宋軍遠征，勢如破竹，開寶四年（971）滅 南漢。開寶九年（975），又滅了南唐。可以說是武功赫赫。太宗太平興國三年
（978），吳越又自動歸降，次年，遂大舉攻滅北漢，中原大體統一。此時自以為 必定能擊走契丹，收復燕雲之地，未料卻在高梁河大敗，僅以身免。經此一戰，
精銳折傷，宋軍士氣大挫。雍熙三年，再度北伐，不料岐溝關之戰，宋軍大潰，
從此宋朝政府不但無力北伐，還不得不與契丹談和，採取守勢。在此同時，西北 的党項又脫離宋朝的約束，蠢動起來。北方的契丹以及西北的党項，成為宋太宗 臨終前最引以為憾的「一身二疾」。真宗踐祚未久，景德元年（1004），遼軍大舉 來犯，宰相寇準力主真宗親征，雖然未及交兵而談和，宋朝表面上贏得稱兄的面 子，實際上卻得歲納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予契丹。宋仁宗大慶三年（1038），
李元昊立國稱西夏，經過五年互相征戰，慶曆三年（1043），雙方談和，宋政府 歲納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茶葉三萬斤與西夏。如此換取了數十年的安定，其 實是相當屈辱的。邊防的虛弱和軍事的無力，既是皇帝的心腹之患，也是愛國臣 民的隱憂。這是戰爭殺傷的因素造成國防的積弱。
另一方面則是軍隊素質的問題。「重文輕武」、「強幹弱枝」是宋太祖、太宗 立下的祖宗家法，本來是為了中央集權的目的設下的妙計，卻使武人地位從此低 落。最先，要大將解除兵權，讓文人帶兵，這樣下來則將不習兵，兵不曉將，可 以避免驍將擅權。其次，則是將各地的精兵調至京師，既有防衛的作用，又可以 就近看管，以免在地方上作亂，似乎用意甚佳。然而留在各地的老弱殘兵，連緝 盜都沒有能力，更不用談作戰了。歐陽修在其＜論江淮官吏劄子＞中就提到：
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
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 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
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49
這裡面指出地方的官吏不敢剿賊，這是為什麼？自然是因為不習兵事，再深入推 想，那必然是士卒老弱，久未訓練，不堪驅使。地方如此，中央如何？戍守中央 的禁衛軍本是各地的精兵，處於富庶的京城，安於享樂生活，復以將領是文人，
不知如何練兵，日久，則禁軍們疏於武藝，早柔化為常人了。且士兵多為募集而 來，甚至召募荒年的饑民，或小有犯紀則在臉上刺字，十足地輕視武人。以這種 孱弱素質的軍隊作戰，怎能打贏勝仗。以上是積弱的又一面。
如何是「積貧」？宋朝自建國以來，兵員人數迅速增加，所耗費的軍糧軍餉 尤其可驚：由開初的二十二萬兵員，至開寶年間天下大致底定，擴充為三十七萬 餘人。二十年後，至道年間，已達六十六萬人；真宗天禧年間，已有九十多萬；
仁宗在位時，兵力多達百二十六萬人，其中禁軍即有八十二萬之眾。要養活如此 龐大的兵員，軍費、糧餉之浩繁，亦可想而知。
復次，就是「冗官」所造成的積貧。宋代初年科舉每年一次，但取士較嚴，
數量不多。宋太宗之後，或隔年，或三年一試。在唐朝時進士及第通過者，常常 不過二、三十位，而宋朝錄取進士常常是一次二、三百位，有時一次多達五、六 百位。其餘諸科有多達七、八百人的。「唐朝進士及第後需要再經吏部考試合格 才授以低職官階，宋代進士一經錄取，便可釋褐為官，高科者即可注授判官、知 縣、幕職等差遣。」50宋朝官員的人數逐漸擴大起來，為了禮遇讀書人，不一定 依照國家需要，卻也廣設了各種名目，如以恩科、恩蔭補官取士任官。51既然任
49 《歐陽修全集》卷四《奏議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頁 184。
50 據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第二章第三節＜宋代的選官法＞，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88。
51 同前注同書云：「恩科是指應舉之人因屢試不第而年齡已大，由貢院另立名冊上奏，由皇帝降 格錄用，故稱特奏名；由於他們的出身是由皇帝特別恩賜的，所以也稱恩科。」又 92 頁云：
「恩蔭任子是宋代科舉之外的另一種選官制度，是傳統的世官制的殘存形式，即官員子弟可 以憑藉父兄的官位品階直接得到一定官位。」頁 90。
官人數大增，於是廣設「官」、「職」，以安置冗員。52只有「『差遣』是宋代官員 獲得實際職務的主要途徑。」53歷經真宗到仁宗朝，奉養官員的薪給已經成為朝 廷財政上極大的負擔。
「積貧」的問題和上述「納幣帛給遼、夏」、「各地多養老弱殘兵」、「冗兵過 多」、「冗員過剩」、「冗費浩繁」起著絕對的關係。蔡襄曾做一個統計，每年為了 養活禁兵、廂兵的開支，約占朝廷每年稅收的六分之五。若再加上上述的「冗官」
所需的薪給，至仁宗朝時，朝廷財政赤字已經超過三百萬緡，整個國家就是不折 不扣的「積貧」局面。
「積貧」、「積弱」、「冗兵」、「冗官」、「冗費」，各方面的弊病已經使這個表 面上安樂富庶的社會，變得脆弱不堪。在安於享樂的冗官眼中是見不到的，要不 然就是視若無睹，但是在真正關心國事、有理想抱負的讀書人的眼中，卻是看作 迫切的危機。范仲淹的改革雖然失敗，就在這同時期，年輕的王安石懷著積極改 革、富國強國的理想，極為了解變法的迫切性，無論在地方或中央任職，已經逐 步地在建構他的新法，此點，本文將在第四章討論王安石的變法有所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