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期間，舊黨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一面傾軋新黨、廢除新法，另一 方面卻進行著內部的爭權和分裂，逐漸分裂成三個派系，即「洛、蜀、朔」三派。
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說：
洛黨者以程正叔（頤）侍講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 蘇子瞻（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
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諸黨相攻擊而已。50
所以會分成這三派，首先要找出互相爭鬥的原因。史書和載記都指向肇端於蘇軾
48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第一冊卷四十四＜宣仁之誣＞條記：「四年五月……執政議置確於法，
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興 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12 月，頁 429-430，。
49 見《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頁 50。
50 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第二冊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98。
與程頤「議禮不合」，蘇軾復加譏誚為主因，如《邵氏聞見後錄》、《二程集．河 南程氏外書》卷十一《時氏本拾遺》，以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三三、元祐 元年十二月壬寅條所記略同，今以《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作代表，節錄於下：
（呂陶）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 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卻往吊喪？」坐客有難之 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
於禮無害」。蘇軾遂戲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皆大笑。
結怨之端，蓋自此始，軾非無過也。51
以上是說為了「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句話，程頤可以死守著古訓不變，不但一 般人覺得迂腐加以反駁，蘇軾還火上添油的譏誚一番，從此兩人結上了樑子。另 外張端義《貴耳集》指出蘇軾想當主喪之人，被程頤佔了先，心生不滿，而出言 相激。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曾作多方面的推論，其看法是：（一）蘇軾開開 玩笑，亦何至於導致一場巨大的矛盾衝突？（二）劉摯曾上疏批評程頤之迂闊、
盜虛名，這是公開在公文書上的批評，何以不曾引起程、劉之爭？他認為：以議 禮不合而互憎恐不足相信。羅氏此見可供參考。另外，何滿子發表＜元祐蜀洛黨 爭和蘇軾的反道學鬥爭＞認為「道學與反道學」乃是蜀洛黨爭的思想根源。其實 原因可能是多方的，雷飛龍在其＜北宋新舊黨爭與其學術政策之關係＞中考察後 認為：
其所以被朔、洛黨人攻擊，即因議役法與司馬光主張不同，又不滿於程伊 川之道學所致。52
除了這二項主因，蘇軾改不了那喜好譏諷、賣弄口鋒的習慣，以及在公開場合不
5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3 月，頁 710。
52 雷飛龍＜北宋新舊黨爭與其學術政策之關係＞，《政大學報》第 11 期，1965 年 5 月，頁 229。
給人面子的行事作風，恐怕也是程頤難以忍受的，因而造成二派的互相誤解。因 為就在「議禮」一事發生後同一個月，洛派的朱光庭就以蘇軾的策題攻擊之（見 後文），其時間上的關聯性不容忽略。
羅家祥另又主張：「我以為，洛、蜀黨爭產生的主要的原因來自於政治方面。」
53他指出高氏、司馬光集團正是利用臺諫的特殊作用，以達更化的目的。臺諫肆 無忌憚攻訐之風，此時更惡性的發展，於是，洛派大臣都是藉著身任臺諫以壯大 聲勢的，程頤正是依此派勢力進入朝廷。故洛、蜀黨爭的直接成因，則是蘇軾等 人觸犯了司馬光、呂公著為代表的舊黨正宗勢力。54這是政治權力之爭一方面的 原因。除了司馬光等臺諫傳統勢力與蜀派的衝突外，另外還可以找出一個遠因，
即是各派出身地域的不同所造成的排擠效應，因為洛、朔二黨都屬於「北人」，
而蜀黨在地域上與北人是有所區隔的，蜀人在宋初一直受「北人」的提防，有其 歷史因素。
宋初為徹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採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度，對四川一地也 是將財貨收解汴京，將精兵調送中央，蜀人因而已有被征服的屈辱感。最先進入 川地征服後蜀的王全斌又不知體恤蜀人、蜀兵，次年（即乾德三年 965），蜀人 全師雄等叛變，聚眾十餘萬人，王全斌懼成都城中內應，竟誘殺二萬多名蜀兵，
手段極為殘忍。55宋太祖得知兵變，乃再派大軍血腥鎮壓，費時一年才平定。真 宗咸平三年（1000），又有王均復率眾叛變之事，開國至此時，三十六年動盪不 安。又三十餘年，仁宗景祐三年（1036）蘇軾出生，他自然熟悉蜀地的歷史。蜀 人自古因地理環境關係，較具有獨立於中原之外的意識，對約束和權威有著衝破 的動能。如蘇軾對新法的不便之處，勇於抗拒；對司馬光的恢復差役，他為民請 命；對司馬光盡廢新法也有異議，以為新法也有它合時宜的優點，據理力爭，不 惜獲罪，這就是蘇軾那種衝決的個性。另外，司馬光的施政風格，和蘇軾抗爭個 性的衝突，也是造成蜀、洛分裂的部分原因。司馬光為人清廉自持，極端自信，
但執拗拒諫有如王安石，即使新法已有成效者，他也一概否定，蘇軾甚至回到家
53 同前注，頁 185。
54 同前注，頁 186。
55 事見《宋史．王全斌傳》第 11 冊卷 255，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1 月, 頁 8922。
中還口中頻呼「司馬牛」不止。56因此，蘇軾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合、反道學、好 譏誚的個性、政治勢力的排擠效應和出身地域的差異，種種因素，造就了他與洛 派集團不能相容的態勢。
我們看幾個例子，就可以知道舊黨洛、朔二派對蜀人的嫉害和防範之心。如 元祐六年八月，侍御史賈易對蘇氏兄弟及其黨人猛烈攻擊，甚至宣稱：
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群小俾害忠良，
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57
同月，賈易罷侍御史，高氏欲用宇文昌齡遞補，而呂大防、劉摯同上札子說：
（劉）昌齡清修誠實，可副聖擇，然是川人，與蘇轍同鄉里，連姻親。……
若忽以昌齡補臺端，必又紛紛，上煩聖聽。58
於是宇文昌齡補侍御史事作罷。洛、朔二派黨人對蜀人的防範及排擠，上舉的事 例甚為明顯。因為司馬光在元祐初擔任宰相時，所援引入中央的大臣多為洛黨，
朔黨因為形勢與地域的關係，多依附洛黨，所以元祐時期的蜀黨是較為孤立的，
也是經常被攻擊的對象。元祐時期蜀黨最先被攻擊的事件，就是「蘇軾策題招謗」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