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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中共組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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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先生介紹威經斯基(即維經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 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威經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 之間有過甚麼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威經斯基是一位新聞記者。威氏 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藏著他的真實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 時的介紹信祗是泛泛的。10

此刻張國燾正作為學生代表,為迎接蔡元培復職北大校長而到了上海,於是這段回 憶,大概也是後來張與李大釗或是周遭友人的談話所拼湊出來的印象。雖然不是張 的親身經歷,但對照事情的前後,該記述也並無矛盾之處。可以想見,當初維經斯 基與李大釗的會面,大概也只能是泛泛之交。推測他們可能僅止於談到俄國革命後 勞農政府和共產國際成立的大概情形,而並無提及組織中共一事。

維經斯基大概就是從李大釗的談話中,得知五四運動的情況。同時又遇上與北 京政府建交的挫折,所以他們急於在中國民間,找到一個能兼具五四激進精神和全 國性聲望的重要人物,作為組織中共的領導。而這樣的人物,此時避居於滬的陳獨 秀無疑是很好的人選。於是在李大釗的引薦之下,維經斯基與陳獨秀取得聯繫,日 後並協助陳以上海為中心,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

從上述分析可知,「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有許多不攻自破的弱點。中共的成 立不能說是自發、獨立的事件,而應更近於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的結果。然而該 說也並非沒有反映部分現實,「相約建黨」或許是中共創建史的神話,但是「南陳北 李」卻十足掌握了中共早期發展的重要線索。

二、北京中共組織的形成

李大釗於 1920 年 10 月成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簡稱「北京小組」),是在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北方中共組織的前身。它與南方陳獨秀早在同 年 5 月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遙相呼應,成為中共早期發展的兩個主要據點。

當然也不能忽略各地小組的重要性,包括工人運動傳統濃厚的廣東,以及湖北、湖 南等內陸省分,甚至海外的法國巴黎、日本東京都有中共的活動。如前文所述,中 共的降生與維經斯基的策劃有密切關係。最初各地小組的成立,大概就是從陳獨秀

10 引文中的「威金斯基」與本文「維經斯基」係指同人,此處引用資料保留原樣。引自張國燾,《我 的回憶》,頁 87,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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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所在的上海發起,此為陳以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威望,居中協調下的結果。「北 京小組」的成立大抵也經過陳的授意,而實際工作的部分,則交由李大釗指導完成。

(一)曾與李氏接觸的密使

除了維經斯基,也有其他證據指出早在維經斯基之前,已有其他俄共使者來到 中國與李大釗接觸,甚至討論過組織中國共產黨事。該時間點約莫與陳獨秀南下同 時,甚至還要更早。這些說明,無形中提高了李大釗和北京在中共創建史的地位。

首先,是在哈爾濱度過少年時期的布爾特曼(Н. Г. Буртман)。他在 18 歲那一 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五四愛國運動前後,他與天津、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包括李 大釗、鄧中夏等人建立了關係。布爾特曼還稱李氏是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11

其次,是同樣生長於哈爾濱的俄人荷荷諾夫金(Hohonovky)。依照早期中共黨 員彭述之的回憶,1924 年李大釗和彭在莫斯科一起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 會」。會議期間,李曾當面向彭介紹荷荷諾夫金這個人。並談起在 1920 年初,荷作 為伊爾庫茨克第三國際遠東局的代表,曾在北大建議李組織中共的往事。12

再者,是自 1918 年下半年始,曾先後於天津大學、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師的柏 烈偉。他接受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後改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 指示到中國工作,而且與李大釗在北京的組織活動有密切關係。1919 年 9 月,柏烈 偉將布爾特曼介紹給李大釗。1920 年 1 月下旬,當李在天津送陳獨秀南渡之後,即 與黃凌霜、章志、胡維憲、姜般若、尉克水等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和愛國分子,一齊 到柏烈偉在天津舊俄租界住處,商議是否有可能在中國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 之間,建立一個不分派系營壘,傾向於一個共同目標的「社會主義者同盟」。13

根據梁冰弦回憶,該同盟的構想最初即是由俄共所計畫。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領 袖劉師復積勞病逝之後幾年,1920 年春,他們接到一封署名「布魯威」(即柏烈偉)

以世界語寫成的來信。14信中不但讚譽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是自辛亥革命後領導五四

11 這段回憶,來自曾與布爾特曼共事的繆勒爾(А. А. Мюллер)。其後,又因美國研究李大釗的濫觴,

邁斯納的引用而為人所知。詳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編譯組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年),頁 128。原 書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 115、282。

12 詳見彭述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載於彭述之,《彭述之選集》(香港:

十月出版社,1983 年),第 1 卷,頁 40~47。

13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年),頁 5。

14 世界語(Esperanto),原義為「希望者」,在中國最早被譯為「萬國新語」,又有「愛斯不難讀」、「愛 世不難讀」、「愛世語」等其他譯名,後延用日本譯名「世界語」(世界新語)。它是由波蘭眼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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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很難評價李大釗和這些早期俄使的交流,在創黨工作上的意義和重要性。

(二)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如能進一步理解俄使柏烈偉在中國的活動性質,便更有助於說明「北京小組」

成立的前後過程。早在 1920 年初,柏烈偉即號召無政府主義者共同參與組織「社會 主義者同盟」。這件事李大釗和陳獨秀二人,大概都已知情。柏烈偉的行動亦非出自 個人,而是代表俄共立場。他們希望在成立中共之前,能夠率先團結中國大部分的 社會主義分子。所以經由俄共指引,以及南陳北李的響應,全國各地大致都有類似 的「同盟」出現。此刻遍布於南北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到了 1920 年 8 月「中共臨 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後,紛紛成為中共黨組織中負責培養優秀共產黨員的「社會主 義青年團」。於是柏烈偉此刻扮演的角色便很明白,他是俄共設置在中國北方,負責 協助李氏進行組織活動的代表。因此北京的社會主義者同盟,便可以說是「北京小 組」成立的緣起。但同盟的形成,實不能忽略其中亦存有李大釗個人的意志。如前 文所述,李氏最初並無明確的組黨意願。但他對於組織社會團體,卻極有興味:

看現今世界的趨勢,縱的組織日漸崩壞,橫的組織日漸增多擴大,就是中土 各種民眾的自治聯合,也從此發軔了。將來學生有學生的聯合,教職員有教 職員的聯合,商界有商界的聯合,工人有工人的聯合,農民有農民的聯合,

婦女有婦女的聯合,乃至各行各業都有聯合,乃至超越國界種界而加入世界 的大聯合,合全世界而為一大橫的聯合。在此一大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 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20

從上面引述李大釗於 1920 年 1 月發表的文字,可見其思想仍未脫離受無政府主義思 想影響的「互助、大同世界觀」。李氏嚮往社會廣泛的組織與聯合不僅限於國內,還 要超越國界、種界。其後,李大釗在 4 月所作的〈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一文,

將中國、日本、朝鮮,甚至是俄羅斯的青年,都包含進全亞洲的聯合和改造運動。21 李氏基於此信念而表現的具體行動,就是加入同年 8 月以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

了東方民族處,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以及蘇俄對遠東的控制較為穩定之後,才逐漸統一了對中窗口。

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 80~83。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国共產党成立 史》,頁 103~107。

20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頁 168。

21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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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杉榮為中心,結合社會各團體於東京成立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22

同時在國內方面,8 月 16 日,少年中國學會的北京總部於陶然亭舉行茶話會。

加上受邀與會社團,包括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以及天津覺悟社,總 共五個青年團體。其中覺悟社的代表周恩來、鄧穎超等人,日後亦加入了中共。主 持會議的李大釗,在會上作出如下表示:

本會之創立,原系研究學問團體,思想須極自由,主義自不一致;惟兩年以 來,世界思潮既有顯然之傾向,而國內應時發生之無數小團體,亦莫不各有 鮮明之旗幟;本會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 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 聯合之行動也。23

從這一段話可知此會議的重要性,不僅是「少中」內部產生分裂的前奏。李大釗還 希望能透過一個大家共同相信的「主義」,來聯合其他不同團體。在李氏心中,這個 主義自然非馬克思莫屬。然而在其他團體面前,似乎也很難坦率明白地講。8 月 18 日,他們正式成立「改造聯合」,並於 9 月通過聯合的《宣言》和《約章》。

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能說明這個「改造聯合」在日後的成就。但綜合上述李 大釗的諸多活動,可知社會主義者同盟、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以及改造聯合等,都

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能說明這個「改造聯合」在日後的成就。但綜合上述李 大釗的諸多活動,可知社會主義者同盟、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以及改造聯合等,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