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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加入了國民黨陣營。1949 年他隨著中央通訊社撤往台灣，並於 1957 年逝世。
以陳溥賢作為一個案例，說明著當時中日思想界同樣都受到俄國革命影響，而 且資訊同步交流，這個現象對李大釗和同時期的新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的學習 和理解上頗有助益。但正如前文曾強調的，李氏是戴著中國原有的西方社會主義思 想這樣一副眼鏡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所以當李大釗持有的互助思想遇上馬克思的 階級鬥爭概念，其間所產生的矛盾就不得不讓李氏進行一段思想調適的工作。這項 工作的具體成果，就是 1919 年 7 月發表的〈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文中從人道主 義出發，將階級鬥爭的概念納入人類的前史，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互助的世界大同 觀點，從而達到其內在思想的一致。然而這僅僅是暫時性的，該文的發表是李大釗 在「前馬克思」時期的最後，因為過於理想的世界，往往禁不起現實考驗。
二、信仰歸於馬克思主義
五四期間，中國面臨的逆境，無時無刻不讓社會改革者感到憂心。在國際方面，
對於巴黎和會在山東問題解決方面的不滿，讓李大釗看清國際社會，仍舊是一個資 本主義主導的強盜世界。157在國內方面，南北議和的失敗，對於社會的民心士氣亦 造成嚴重打擊。在社會改革方面，新村運動和工讀互助團的社會理想計畫，都因為 經費問題，甚至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環境的制約，而經營不善。158由此，李氏從互助 思想形成的大同世界觀，在許多方面，都產生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於是當李 大釗的人道主義改革理想面臨崩壞之際，就為李氏往後接受全套的馬克思主義思 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 1919 年 7 月到 1920 年 1 月之間，可以說是李大釗成為 馬克思主義者的一段關鍵時期。
（一）問題與主義論戰及其意涵
1919 年初，胡適對中國過激主義的傳播，已感到不安。2 月，正好杜威一家赴 日遊歷、講學。這個消息，讓五四知識分子感到極為振奮。於是在中國的杜威弟子
157 「我們反對歐洲分贓會議所規定對於山東的辦法，並不是本著狹隘的愛國心，乃是反抗侵略主義，
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秘密外交與強 盜世界〉，頁 337。
158 在一封李大釗給陳獨秀的信中曾提及：「我以為在都市上的工讀團，取共同生產的組織，是我們 根本的錯誤。都市的地皮、房租這樣富貴，我們要靠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商賣小業的蠅頭，維 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那裡能夠？」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都 市上工讀團底缺點〉，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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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簇擁之下，統一讓胡適寫信力邀杜威順道中國。159而當時對於中國問題亦有相當 興趣的杜威，也就欣然接受了。4 月，杜威一家到了上海。5 月，杜氏目睹了五四學 潮。160其後，又在中國南北各地講學。直到 1921 年 7 月返美，前後共長達兩年多的 時間，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對於杜威、胡適而言，這不啻是一個絕佳 機會，去向中國人宣導他們的美國社會價值和實驗主義哲學。但他們的思想，也明 顯地與中國社會的激進思潮形成對立。
對杜威到中國這一學術界的盛事，李大釗在文字方面，似乎沒有積極表示。這 和李氏自身社會的激進傾向或有關聯。往後胡適和李大釗等人之間，甚至引發了中 國思想界重要的「問題與主義論戰」。這場論戰的發生背景，可以從陳獨秀被捕開始 談起，當時主辦《每周評論》的陳氏，在北京新世界遊樂場散發主張市民集會和言 論自由的〈北京市民宣言〉，而遭警察逮捕。由於北京政府正極力打壓「過激主義」
和「過激派」，於是李大釗亦不得已走避鄉里，此情況下，《每周評論》自 26 期後遂 由胡適代理編輯。經由胡適主導的《每周評論》一改原有的政治和學術立場，不但 連載〈杜威講演錄〉，胡還於 1919 年 7 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批評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先後引發藍公武和李大釗對於該文章的嚴正回應。
該論戰的爭論焦點，表面上集中於探討「問題」和「主義」的作用，與兩者之 間的關係。他們針對中國問題的發生，在解決方法上提出不同意見，這是屬於方法 論上的爭議。胡適一方認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為解決面臨的問題，而普遍盛行外 來的主義，希望透過抽象的外來主義，來解決實際的問題；但因它脫離了中國社會 的現實，所以這只能是一種空談，是沒有甚麼用處的。161「主義」的起源，原是應 時勢而起，是根據某種特定時空環境下的「問題」，而產生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實 驗主義的精神，惟有將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分別解決，才能達到「社會改良」的效 果。但在「主義」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外來主義便只能是抽象的，而且容易讓有心
159 受過杜威教育的中國弟子，其中較有名氣者，包括胡適、陶知行、郭秉文、蔣夢麟等人。元青，
〈杜威的中國之行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134。
160 杜威對於當時如火如荼進行的五四運動的評價如下：「這場運動的感情成分多於思想成分。它還 伴隨有誇張、混亂以及智慧與荒謬的雜合。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這場運動在開始階段具有急功近 利特徵。……人們可以譏笑整個運動不夠成熟，不夠深刻；也可以譏諷它是或多或少地把一些不相 關的觀點、一些支離破碎的西方科學與思想胡亂地拼湊在一起。……但是，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 來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礎。」原文出自 1921 年杜威在《亞洲》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New Culture in China〉的文章。轉引自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 遺產》（台北：桂冠圖書，2000 年），〈導言〉，頁 XLVII。
161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於《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8 年）， 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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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利用作為政治資本。162但須注意的是，胡適認為外來主義也並非毫無作用。它 在解決中國問題時，一樣可以視作一種參考的學理、工具：
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 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 開藥方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
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 裏，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 了。163
胡適寫作該文的出發點，原也是起於對當時北京政府的安福部首領王揖唐提倡民生 主義的批判。但是胡適卻又乘機將該批判，擴大到整個中國思想界對於外來主義的 傾心態度─那些偏好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得到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該議 論一發，任職於《國民公報》的藍公武，首先便在報上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反 擊胡適。藍氏的態度是贊成外來主義的，他認為「主義」原來就具有未來的理想性，
而且是主義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某種問題的趨向、態 度。164相對地，「問題」則是來自於實際利害，而且問題的形成過程，除了環境的客 觀條件之外，藍氏更強調人為的主觀因素。藍氏認為，在解決問題的程序上，是抽 象主義在具體問題之先，人們必先有共同信仰的主義，才會形成共同的實際問題，
方能生出解決的辦法。165
「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需要經過人的自覺，而在這個自覺的過程中，主義 便成為了重要的思想材料。這一點李大釗和藍公武的意見是相近的，李氏在避居昌 黎五峰期間，寫作〈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回應胡適的意見，其中無意附和了藍氏 的想法：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 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 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 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
162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於《胡適文存》，頁 343。
163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文存》，頁 372。
164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胡適文存》，頁 351。
165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胡適文存》，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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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 尺度（即是一種工具）。166
如上所述，李大釗和藍公武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抽象的外來主義和實際的國內問 題之間的聯繫。總而言之，胡適認為問題的解決方法和原則，只能從具體的問題出 發形成；相對地，李、藍二人則認為，具體的問題必須先從理想的主義出發，再來 考慮解決的辦法。
然而，如果只從「問題」與「主義」兩者的概念和彼此關係的爭論來看待這一 場論戰，顯然無法闡明其深層意義。從中國近現代思想發展的脈絡觀察，問題與主 義論戰可說是前者東西文明論戰的延續，文明論戰的本質主要在於探討東西文化的 優劣，而其後於此一基礎上進行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就是在中國發生了西方思想 內部的矛盾。也就是說，問題與主義論戰的本質，是中國的實驗主義者與廣義的社 會主義者之間的對立，而廣義的社會主義則包括了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布爾
然而，如果只從「問題」與「主義」兩者的概念和彼此關係的爭論來看待這一 場論戰，顯然無法闡明其深層意義。從中國近現代思想發展的脈絡觀察，問題與主 義論戰可說是前者東西文明論戰的延續，文明論戰的本質主要在於探討東西文化的 優劣，而其後於此一基礎上進行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就是在中國發生了西方思想 內部的矛盾。也就是說，問題與主義論戰的本質，是中國的實驗主義者與廣義的社 會主義者之間的對立，而廣義的社會主義則包括了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