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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歸國後，在東北成立中共「哈爾濱特別支部」。並於 1926 年初，成立中共「北 滿小組」。此外，李又派遣任國禎在 1925 年 8 月，成立中共「奉天支部」。到了 1927 年春，包括奉天、大連、哈爾濱、吉林、長春、牡丹江等東北主要城市，都先後建 立起黨組織。
由此可見，在李大釗的積極經營之下，中共黨組織在北方很順利地發展起來，
並且為中共北方的工農運動，以及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奠定基礎。雖然自 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下令「清黨」之後，中共的北方組織活動遭到嚴重破壞。但在這 段期間所累積的組織和革命經驗，卻為往後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北方的優勢，埋下 了致勝的革命種子。
二、革命運動的最初嘗試
研究李大釗在北方的革命活動，不能忽略來自中共中央的影響。在中共一大通 過的《綱領》中曾提及：「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
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46這一條綱領明確說明中共的 政治目的，即是對國內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進而推翻由資本家支持的軍閥政權。
而在一大《決議》也規定了中共鬥爭的原則、方法。該黨任務即以工人運動為中心，
從教育工人開始，後成立產業工會，使工人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同時在鬥爭的過 程中，「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 係」。47中共中央最初的原則，雖然隨著革命情勢變化而產生轉變，但一開始仍為地 方黨所奉行，李大釗及其領導的北方黨亦不例外，他們最初嘗試對北京政府進行抗 爭，並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革命理論，從職工運動著手進行。以下將依序說明。
（一）對北京政府的鬥爭
一般而言，關於中共從事的活動，都會習慣將它看作是一種「革命」。因為其社 會「目的」基本上是革命性的。但如將中共的革命目的，表現在其實踐的「方式」，
其行動又有可能是「改良」的。換言之，雖然中共的最終目的，在於顛覆現有的社 會權力結構，企求社會平等。但除了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他們也不會放棄使用改良
46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3。
47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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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這種改良方式的呈現，即屬於社會運動中的抗爭行為。它企圖透過體制內的 途徑，達到政治改革效果。在中共建立初期引發的許多社會抗爭，多屬於此類性質。
其中，李大釗便曾多次領導群眾對北京政府抗爭，期望政府能更加注意人民的教育 權、選舉權、自由權、勞動權、女權等等民主國家的基本權利。
當北方黨正展開工作，北大教授李大釗，48首先面臨到政府造成的嚴重教育問 題。由於軍閥連年征戰，軍費開支浩繁，教育經費多被挪用。於是 1921 年 3 月，北 京政府開始斷絕教育經費，拖欠教職員薪金。此舉引起教育界一片譁然。自 14 日起，
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的教職員宣布罷課，並於次日組織「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 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簡稱「教聯」）。該會決定由每校各派 3 人為代表，並票選馬 敘倫為主席。李大釗則被指定為新聞股幹事。這一場教育界對北京政府的鬥爭，從 3 月一直持續到 7 月才結束。雖然這在名義上稱為「索薪」鬥爭，然而其背後尚有
「鞏固教育經費」及伸張國民教育權利之目的。49
到了 4 月底，馬敘倫因病缺席，於是改以李大釗為代理主席，繼續領導鬥爭。
期間「教聯」多次召開會議，與政府交涉，也得到北京學生聯合會和社會輿論的支 持。但卻仍很不幸地在 6 月 3 日，發生軍警毆打請願師生的事件。北大校長蔣夢麟 受傷，教授馬敘倫、沈士遠等人則是頭破血流。就連李大釗也被打得昏迷倒地。「六 三事件」的發生，無怪乎讓李氏覺得：「在這樣的政府之下，教育事業不僅現在得不 到真正的發展，也絕無真正發展的希望。」即使因為社會莫大壓力，靳雲鵬內閣在 事後不得不與「教聯」妥協，使學校復課。但北京政府的表現，還是讓李大釗更加 地確定：「我國不能安於這種政府，對之容忍姑息，而應當徹底改變它，這一時刻的 到來已經不遠了。」50
從索薪鬥爭的性質來看，該事件或許應歸納為李大釗個人的反政府行為，而非 黨的反軍閥活動。但李氏為領導索薪鬥爭，以致無法出席同年 7 月召開的中共一大，
實際上反映李對於社會組織互助、聯合的執著。這是李大釗政治思想在創黨前後的 過渡現象。因為那明顯和中共一大的創黨精神相違。一直要到中共二大之後確立了
「民主的聯合戰線」策略，才使得李大釗的互助、聯合思想，在中共能夠以社會抗 爭的形式得到很好的發揮。
48 1920 年 7 月 23 日，李大釗正式受聘為北大教授。
49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在京師各團體聯席會議上的發言〉，頁 303。
50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就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總罷課問題發表的 談話〉，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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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領導的社會抗爭，可以 1922 年 8 月於北京成立的「民權運動大同盟」（簡 稱「民權同盟」）為例。該同盟的思想，源自五四對於基本民權的重視。從 1920 年 起，已有學者如胡適、蔣夢麟、陶履恭、高一涵等人在《晨報》發表〈爭自由的宣 言〉，主張個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自由。51它主要反對北京政府為鎮壓 五四學潮，而限制基本人權的作法。「民權同盟」的成立，一方面是因為第一次直奉 戰爭之後，直系吳佩孚對於社會的「開明」態度，讓社會對實施民權有高度期待。
另一方面，中共在二大後，也決定有組織性的在全國各大城市，聯合社會各界團體 成立「民主主義大同盟」。52此與前者實係相同組織。李大釗在北京參與了「民權同 盟」的發起，其中成員即包括國會議員李石曾、北大教授多人，以及加入「社青團」
的北大學生。24 日，他們在北京湖南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李大釗、李石曾、鄧中夏、
高君宇、蔡和森、范鴻劼等人被選為執行委員。范鴻劼又兼宣傳股主任。
「民權同盟」執委李大釗、李石曾等人在 10 月 14 日發表的《宣言》中，向北 京政府提出四大訴求：第一，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有絕對自由權；第二，普遍 選舉；第三，勞動立法；第四，男女平權。他們的具體行動，首先是以請願方式，
並透過部分議員支持，以取消《治安警察法》。53其次，訴請政府給予普遍民眾有選 舉權。再者，中共進行工人運動的同時，又使「民權同盟」聯合「中國勞動組合書 記部」，展開維護勞工權益的「勞動立法運動」。最後，要求男、女在社會和法律上 都能有平等權利。以北京民權運動作為先導，中共於全國各地包括寧、晉、陝、贛、
川、滬、粵等，皆陸續成立「民權同盟」，宣導反封建與民主思想。54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釗在女權運動方面的努力。從五四時期開始，李氏即注意到
「女權」是考察「民主」的重要指標。尤其是對長久處於家父長制社會的中國而言，
居於半數的女性，大都受到男性專制。李大釗於是認為：
若想真正的「平民主義」在中國能夠實現，必須先作婦女解放的運動，使婦 女的平和、美、愛的精神，在一切生活裡有可能感化男子專暴的機會，積久
51 求實，〈爭自由〉，載於《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16 號，1920 年 8 月 25 日。
5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66。
53 1922 年 10 月 14 日，北京七十二團體代表，蔡元培、鄧中夏等為請願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向黎 元洪遞交請願書。據密探載德報告：「據今日民權運動大同盟中人，尚不滿意酌量修改《治安警察條 例》，擬日內召集大會進行，以達全部廢止，並由李大釗起草全文，再請願於參、眾二院，今正聯絡 研究系及民黨議員代表主持。」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北京：科學 出版社，1957 年），第 5 期，頁 108~109。
54 詳見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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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習，必能變化於無形，必能變專制的社會為平民的社會。沒有平民主義化 的社會，斷沒有「平民主義」的政治。55
在李大釗看來，婦女的解放是中國是否邁向「平民社會」的關鍵。於是對女權的訴 求，實際成為上述民權運動中的核心概念。尤其李氏強調對「勞動婦女」的解放，
更添入了階級鬥爭意涵。
李大釗的女權運動實踐，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北京女高師」）
有深厚的淵源。早在 1920 年 7 月，李氏便受聘至「北京女高師」講授〈女權運動史〉。 在索薪鬥爭期間，李還曾擔任該校代表之一。1922 年 7 月，在李氏協助下，由「北 京女高師」的積極學生成立了「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該同盟在 8 月 13 日舉辦的 茶話會上，從李大釗主張「要求撤廢治安警察法、要求選舉法中列入女子、希望勞 工保護法內加入女工保護之規定」的發言內容，56能夠判斷該女權同盟，實際上就是
「民權同盟」的延伸。至此，李大釗對於中國女權運動的「思想」和「理論」，都已 有清晰輪廓。
到了 1923 年 2 月，李大釗受邀至武漢為「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講演。其中更 提到了「方法」問題。強調凡是女性，不論是資產階級婦女還是無產階級婦女，都 應在行動上聯合、互助，而不應分道揚鑣；而且為使女權團體有更鞏固之結合，「於 社會上有公益團體之組織」，亦「須毅然加入」，勢力才得以擴張。57在此，不僅使得 中共的民主聯合策略，從共同被壓迫的女性群體出發，有了很好的著力點。李大釗
到了 1923 年 2 月，李大釗受邀至武漢為「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講演。其中更 提到了「方法」問題。強調凡是女性，不論是資產階級婦女還是無產階級婦女，都 應在行動上聯合、互助，而不應分道揚鑣；而且為使女權團體有更鞏固之結合，「於 社會上有公益團體之組織」，亦「須毅然加入」，勢力才得以擴張。57在此，不僅使得 中共的民主聯合策略，從共同被壓迫的女性群體出發，有了很好的著力點。李大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