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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環境和思想條件接納激進的社會主義。在李大釗對民初議會政治失望之前，李 氏所嚮往的，是透過民主議會實現新中國的願望。換言之，李大釗那時是關注在政 治制度層面的實踐，而非社會革命，甚至社會改良似也未曾考量。即便當時有接觸 過社會主義思想，如就李氏整體思想內容而言，也僅具消極的作用。李大釗接受社 會主義的前因後果，仍必須從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來加以觀察，才可能明白李大釗 政治思想前後的變化和程度。所謂契機，也就是在內外條件綰合的情況下才可能發 生。和大多數五四激進分子相同，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李大釗始具備充分的思想條件，
並且在北洋軍閥專政的陰影下，受到俄國革命風潮波及，因而對其原有的政治思想 基礎造成撼動。以下，先說明外部因素的國際情勢發展。
二、俄國革命的中國反響
毛澤東曾在 1949 年中共建政後不久提到：「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句對早期中共歷史的論斷雖有一定的準確性，但也並非完 全說明真實情況。49的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受到知識分子矚目，和 1917 年俄國社 會革命的成功背景有很直接的關係。但實際上，馬克思及其思想受到中國人注意的 時間點還要早得多。1902 年，梁啟超就曾在文章上批評過馬克思。到了 1905 年，
馬克思的重要著作《共產黨宣言》，其中部分內容，最早便由與孫中山同一革命陣營 的朱執信在日本同盟會的《民報》上翻譯出來。50
雖然馬克思的名字很早便為中國知識分子所知，但其龐雜的思想似乎仍不受時 人理解和欣賞。清末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仍是以「無政府主義」的形式 流行。在當時社會各層面以「解放」為主題的時代，51無政府主義所主張反對一切形 式的權力和宰制關係，很容易為中國知識青年所接受。換言之，思想偏向左傾的社 會主義青年，慣於將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語言，視為一種理解中國問題的共通「政 治話語」，而非具有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所以後來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
49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310。
50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編譯，《李大釗與中國馬 克思主義的起源》，頁 58~59。原書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 52-53。
51 李大釗即認為：「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國民之運動，解放之運動也。解放者何？即將 多數各個之權利由來為少數專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蝕、凌壓、束縛者，依離心力以求解脫而伸其 個性復其自由之謂也。於是對於專制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是皆離心力 與向心力相博戰而生之結果也。換言之，李氏認為權力中心隨著離心力而分散，是世界未來的趨勢。
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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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都曾經歷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階段。以無政府主義作為認識馬克思主義內涵 的跳板，成為一種解釋中國馬克思主義出現的「內因」解釋。這一點在下文會有更 清楚的說明。顯然在十月革命之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語言在中國，仍屬於 非主流的社會思潮。
誠然，十月革命引發中國激進社會主義分子的熱情，使國內五四運動性質產生 轉變，開始由文化啟蒙走向社會革命。但很早便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卻並未 在十月革命後即刻加入激進的社會革命路線。李氏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尚有一 段傾向社會主義的醞釀期。這一段醞釀期，並非在李大釗參與中國社會黨，或是留 日期間；而是自 1917 年，受到外部的俄國革命熱力影響下而開始的。
俄國是近代中國北方的大敵。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俄國的批評和理解，不少 是出自民族主義立場。但其中亦不乏嘗試運用理性、客觀態度去認識俄國問題者。
李大釗早在十月革命前便已注意到俄國問題。民國建立後，李氏即開始接觸俄國文 豪托爾斯泰的文學和思想。李從托氏的立場和觀點出發，明白俄國的政治發展，甚 至遠較中國落後。52俄國社會中存在的虛無黨，用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手段，來表 達對沙皇專制的不滿。托氏則嚮往以農村勞動主義和基層的群眾力量，來改造當時 俄國社會。換言之，對李大釗而言，俄國專制政治所造成的社會混亂，無異於「腐 敗的清廷」，隨時都可能引發流血革命。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一次大戰發生未久，李 氏對於俄國問題仍局限於對俄國情的認識，所以還未將該國問題提升至世界共通的 社會問題看待。
李大釗對於俄國問題，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和觀察的時間點，與其說是在一次大 戰後期的十月革命，不如將它提前到同年發生的二月革命。在二月革命結束後不久，
由於對國際局勢的持續關注，3 月，李大釗發表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
雖然俄國革命消息，仍以片段的方式陸續傳到中國，未能知「共和赤幟已否樹於伯 脫羅古拉德（當時的彼得格勒）之城頭」53但李氏在文中，已將俄羅斯革命定義為世 界革命的風潮。究竟是什麼樣的世界風潮呢？李氏認為它是「帝王之運命，將漸絕 於茲世。即彼依其末光之官僚政治，亦將以失所憑依而日即消沉。」54李大釗正是延
52 「俄政之暴，著稱於時。方謂哥薩克鐵騎，足以制反抗之發生。昂頭四顧，莫予毒也。而虛無黨 徒，遍佈全國，權位之雄，每粉身碎骨於烈彈之下。社會恐怖，政情陰暗，正未知爆發於何日？」
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政治對抗力之養成〉，頁 97。
53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頁 1。
54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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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民彝思想中的民主觀，來評價這次二月革命及其引發的風潮。俄國沙皇的專制政 體將被赤幟推翻，而官僚主義會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淘汰。
前者推翻專制政體的理由相當明確，但後者李大釗所謂的官僚政治，則必須加 以澄清。從李氏學習法政的背景來看，早在 1913 年發表的〈論官僚主義〉中，李大 釗即曾以西方政治學的觀點說明：「官僚主義者，乃近代各國建官之一種政策，即國 家建官宜據學識為陟降之主義也。」55由此可知，李氏自身也明白，政治學中的官僚 主義是學術研究中的客觀定義，它同時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必要的一環。但如前節所 提到的，後來李大釗卻將各國官僚主義視為引發大戰的原因之一，其理由何在？此 刻李氏所使用的「官僚主義」一詞，已不能和立憲代議制劃上等號，而是類似於西 方近代歷史曾出現的「開明專制」。它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制的變體。君主立憲制以憲 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君主本無實權。然而「開明專制」雖在名義上注意到人民 應有的基本權利，但君主卻仍擁有權力。君主利用現代官僚體制，作為施展權力的 工具。沙俄自 1905 年日俄戰爭失敗後，由於內部紊亂而逐漸朝向立憲主義國家發 展。56但此時俄國雖號稱立憲，但實則為一種「開明專制」。俄國內閣大臣在政治上 仍舊是對君主負責，而非人民。此點成為李氏歸納俄國革命的近因之一。57
除了將二月革命視為世界的革命浪潮，李大釗宣揚二月革命的正面意義，其中 還有更積極的內部動機：
邇來復辟運動之說，雖屬無根，然使國外政治之潮流，稍有傾於「官僚政治」
之趨勢，則此剪除未淨之謬種，難保不附之以復萌。今以俄人莊嚴璀燦之血，
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同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 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 不可復興。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於今亦可不嘗試。有嘗試焉，必且 攖國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終以激成險烈可怖之變動。此則宜引俄 為前車而速自覺察者也。58
1917 年的中國，正面臨內部新舊思潮對立的高峰，清室復辟之說甚囂塵上。作為民
55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論官僚主義〉頁 49。
56 在 1905 年至 1907 年間，俄國境內發生了範圍廣泛，以反政府為目的社會動亂。其中包括恐佈攻 擊、罷工、農民抗爭、民眾暴動等等。此事導致 1906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制定等同於憲法的「基本 法」、成立國家「杜馬」立法議會並施行多黨制。詳見李邁先，《俄國史（上）》（台北：國立編譯館，
1969 年），頁 351~356。
57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頁 5~6。
58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大革命之影響〉，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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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和思想信仰者的李大釗，堅決反對「賢人政治」，或政治上的「新英雄主義」。59 末代皇帝溥儀，如在中華民國的立憲體制基礎上重新登極，那麼中國便將成為另一 個沙俄時期的開明專制王朝，或像是日本寺內正毅內閣一樣，那自然非李氏所願。
俄國二月革命成功的例子，此刻正好被李大釗借來，用以向國人宣揚民主政治是世 界性的普世價值，並且警醒那些在國內專搞復辟運動的舊勢力，千萬不可違逆國民 意願，免得造成社會可怖之動亂和無可挽回的社會後果。
李大釗對於二月革命的認識，明顯是置身於中國的政治情況下出發的。他主要
李大釗對於二月革命的認識，明顯是置身於中國的政治情況下出發的。他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