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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道關懷與科學態度
李大釗雖著意於政治，但他卻和許多知識青年同樣受到五四初期的文學革命影 響。文學革命開始起於陳獨秀和胡適之間的書信往來，當時胡適仍在留美期間，胡 在給陳的信件中，提到新文學的「八不主義」，大致規劃出現代中國文學體裁的寫作 標準。61917 年 1 月，胡適接受陳獨秀的鼓勵，將其主張撰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
並刊於《新青年》。胡適的文學改良主要受到美國文學界影響，其改良依據是文學的 進化理論。胡適認為，每個時代都應有自己的文學。7其主張的現代文學，就是以白 話文寫作的新文學。
從胡適的文學改良態度出發，更進一步地，陳獨秀認為應該在白話文體裁的基 礎上，對傳統文學承載的意旨和內涵加以改造，如同掀起一場革命。2 月，陳獨秀 接續發表〈文學革命論〉，強調現代文學要符應當代國家社會，須具備國民性、社會 性和寫實主義的特質。8易言之，文學寫作的目的，是要突破舊時代所有的階級隔閡，
文學作品不應像過去一樣束之高閣，或藏諸名山；而應貼近當代國民的文化和精神 特質，方能反映現實，引起民眾關懷社會，以發揮新文學的當代作用。
1918 年 1 月，《新青年》自四卷一號改以白話出版。此時當段祺瑞「再造共和」
之時，李大釗經章士釗推薦到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隨著文學革命的進展，李 氏從該年起亦多以白話文寫作，同時李大釗也注意到俄國的寫實文學，早年李氏即 曾盛讚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其「身為貴族，而甘於菲食敝衣，與農民為伍」的美 德。9如今李大釗研究俄國文學和青年文學家的特質，了解到該特質之所以與社會現 實接近，是因為俄國專制政治壓迫社會下層的結果。俄國人民被剝奪了政治和言論 自由，所以自覺之俄國青年才會「相率趨於文學以代政治之事業」，而「以政治之競
6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 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於《新青年》，第 2 卷，第 5 號，1917 年 1 月 1 日。
7 胡適曾提及：「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 代之文學，此時代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絕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 成為真文學。」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載於《新青年》，第 3 卷，第 3 號，1917 年 5 月 1 日。
8 「余干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 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 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 學。」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於《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 年 2 月 1 日。
9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介紹哲人托爾斯泰〉，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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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寓於文學的潮流激盪」。10李氏對俄國文學和社會的關懷，無疑是中國現實環境中 的倒影，反映五四青年的救國心理，而文學革命實有以促成之。李大釗秉其質性，
尤其明顯表現出對社會弱勢關懷的人道主義，此種訴諸於感性的人道主義，和新文 化運動中所重視的理性科學態度，兩者既相成又矛盾，但卻同時成為李大釗政治思 想轉變過程的重要特徵。11
文學革命不但造就中國從傳統文學到新文學的轉向，提供現代文人抒發情感和 社會不平的工具，它對於現代科學的發展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僅從中國文學 史的脈絡探討文學革命意涵，是明顯不足的。畢竟以新文學作為思想的載體來看，
它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12對此，必須了解以北京大學和《新青年》同人為 中心的新文化運動，他們開始運用報刊和組織力量，宣傳白話的寫作方式，以全國 為範圍，各地眾多的知識分子，慢慢地接受和採用新文體與他方知識階級進行交流。
他們不再用「文以載道」的文言文，改以白話文宣揚民主和科學觀念。具有科學式 分析的文字，也因為白話文簡潔明瞭的特性，且得力自日本轉譯過來西方專有名詞 的引進，13而開始在中國知識界出現。
文學革命中的李大釗，顯然沒有魯迅般特殊的文學造詣。除了一些古典詩詞作 品外，如果李氏也有所謂的白話文學創作如〈雪地冰天兩少年〉一文，其中也僅僅 是以一半虛構性的故事，來宣洩其民族情懷。14其後李大釗，也並未朝向寫實主義的 新文學之路發展。但李氏以科學態度進行分析的文字，卻是相當豐富。李大釗在中 國面臨的許多問題上，積極展現科學精神，如探討中國社會的「自殺」課題。它同 時也充分展現李氏內心深層的人道關懷。
李大釗曾有一段時期相當關心國內青年的自殺問題。自 1913 年至 1922 年間，
亦斷斷續續針對該議題做過一些研究和檢討。如最早在 1913 年 9 月發表的〈原殺〉，
10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文學與革命〉，頁 233。
11 張灝認為五四思想不但複雜且具兩歧性。思想特色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理性」與「浪漫」兼 具。李大釗亦有相同的思想特質。他們在以理性態度探討國家社會問題時，又帶有熾熱的情感，因 而轉成一種對理性的宗教信念。詳見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時代的探索》（台 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106~113。
12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頁 409。
13 根據統計，1896 到 1911 年間，日本共有 956 本書被譯為漢文，1912 到 1937 年間則達 1759 種。
相較之下，1896 到 1911 年間，日本從漢文迻譯的書僅有 16 本。由此可知，由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 效以及日文多漢字的特性，中國早年吸收西方知識的管道，實多來自於日本。詳見王汎森，〈「思想 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載於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 北：聯經出版社，2003 年），頁 186。
14 詳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雪地冰天兩少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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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 8 月的〈厭世心與自覺心〉，1919 年先後有〈北京的「華嚴」15〉、〈新自殺季 節〉、〈一個自殺的青年〉、〈青年厭世自殺問題〉，以及 1922 年 1 月的〈論自殺〉等。
從李氏一連串論及自殺問題的文章來看，可以細察李大釗在文學革命前後，其科學 態度上的表現及轉變過程。
在文學革命前，李大釗於〈原殺〉一文中，首先表示了對人性的基本觀點：
夫好生惡死，物之性也。愛平和，疾殘暴，又人之情也，今之人胡以反是。
生也弗樂，死也弗悲，背平和而蹈殘暴，是物失其性，人失其情，天地失其 常。16
李大釗所言的人性，是珍惜生命的，是害怕死亡的，是重視和平的，是厭惡殘暴的，
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何以當時的中國社會，卻仍舊充斥著暗殺或自殺的情形呢？
為了弭殺，李氏接著便分別探討民初盛行暗殺、自殺的因素。其中關於自殺事件的 原因，分析如下：
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上之變化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 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若就社會見象觀之，
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為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今人輕身好殺，
相習成風，模仿或其一因。……復次社會不平，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
復次，政俗不良，人心懷厭倦之思。……復次絕望亦為自殺之最大因緣。17 上面這一段文字，說明了李大釗為追尋一社會問題的起因而進行研究，其目的是為 了解決該社會問題。科學態度之發生，往往就在於此。它最初起源自人類對外界問 題的好奇心，其後用特定方法，主動積極地去探索其原由，最後找到對該問題的合 理解釋。但此時李氏雖已有某種科學態度的萌生，但其進行研究的方法，卻仍算不 上是「科學」。李大釗此處對中國青年自殺原因的研究，僅就蔣方震自殺未遂一事為 例，18並延伸其對於自殺事件的個人觀點。首先，李氏排除自殺者個人行為的主觀因
15 此處的「華嚴」非指佛教之宗派，而是「華嚴之瀧」，為日本著名之瀑布。其位於本州櫪木縣日光 市日光山，是著名的宗教聖地和觀光景點。1903 年京都帝國大學學生藤村操，因困惑於人生問題，
先於此間一棵樹上題寫「岩頭之感」，後又投入瀑布自殺。從此，便常有日本青年來此自殺。此處借 指為北京常有人自殺的淨業湖。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厭世心與自覺心〉， 頁 417，註 39。
16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原殺〉，頁 44。
17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原殺（暗殺與自殺）〉，頁 46~47。
18 蔣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寧人。1901 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並曾於東京主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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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其次，他在複雜的社會和心理諸現象當中，運用個人的直觀經驗，推斷出自殺 的社會成因，是自殺者對於周遭環境的模仿、激昂、厭倦和絕望。但是其中對於研 究對象，並無採用取樣、比較和分析的過程。如此探討社會問題的研究方法，與西 方當時所謂「科學」的本質，實有很大的距離。
還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其後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亦表現出對 於青年自殺一事的價值判斷：
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害喪，
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
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