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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青年的任務，為的是要化白首之中華為青春之中華。本節更說明其方法，就是 要將東方文明的本質，轉而改造成為西方的文明內涵。
中國當此新舊思想之衝突，在政治上有保守與激進兩派的相互傾軋，在社會上 是老人與青年群體的對立衝突。在實行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李大釗首先注意到國內 政治的矛盾問題，希冀制定有容且衡平之憲法以求解決。其後，更深入探討社會新 舊矛盾的普遍現象，並分析其深層原因，在於東西文明接觸之際，使得新舊文化不 相容的現象。為解決新舊文化的不相容，又需要靠社會上禁得起接受新思想挑戰的 青年群眾，融會東西文明，引領中國走向新紀元。然而，要改變中國原有社會文化 的本質，必須經歷長時間的教育工作和世代轉移才得以實現。相較於短期內可以即 刻見效的政治問題，此刻李大釗，主要是將重心放在處理中央各黨派之間的矛盾。
三、調和的過程及其失敗
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不少歷史學家將討論重點，聚焦在新文化運動與學生 的反帝愛國主義運動兩者的影響和重要性。因此，常會忽略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
對於中國民主發展，以及政府與政治等相關課題，亦抱有相當興趣。如學習法政背 景出身的李大釗，歷經反袁運動，並受到章士釗政治思想的影響，其政治立場逐漸 由保守趨向中間的調和派。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政治立場之一是意在調和，
以李氏作為代表。但也有人主張在舊思想文化上進行變革，對政治則抱持遠離態度，
如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行之初，即明確說明「批評時政，非其旨也」。101到了五四 後期，胡適一派主張整理國故運動而趨於保守。陳獨秀、李大釗一派，則主張政治 和社會的「根本解決」而趨於激進。
此處出現的問題是，為何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對於政治的立場和態度 有如此大的差別。揆其原因，首先是，西方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文化改革，
其所具有的抽象及理想性，過於濃厚。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難以發揮作 用。102其次，就是在政治上進行的調和過程，最後以失敗告終。這個結果，使得李 大釗改變原有的調和立場，成為李氏接受外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契機，轉而投 入激進的社會革命運動。因此，政治的調和及其失敗過程，無疑對李大釗政治思想 的發展和轉變相當重要。
101 陳獨秀，〈敬告青年〉，載於《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1 號，1915 年 9 月 15 日。
102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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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治的矛盾，大致可分作政團衝突與新舊思想兩者。如前節軍閥政治背景 曾述及，政團衝突方面，李大釗自袁死後，在國會政治黨派的勢力重組中，傾向於 孫洪伊、張繼等人發起的憲法商榷會。孫洪伊原為舊進步黨人，張繼則為舊國民黨 的穩健派。此二人的結合，象徵一種政治上的調和。他們反對段內閣及其中央集權 政策，擔心重蹈帝制覆轍。所以主張國會採用兩院制，支持省制入憲、省長民選，
以確立地方分權。此刻在國會上與商榷系相對立者，是梁啟超、湯化龍的憲法研究 會。原來李大釗和孫洪伊、湯化龍三人有很好的交情，但由於政治立場相異，李、
孫二人和湯之間漸行漸遠。研究系主張中央集權，廢兩院制為一院制，省制不規定 於憲法。其黨員則抱著漸進主義態度，一貫擁護段內閣。此刻，孫文率領部分議員 南下，在中國南方組織的廣州政府，則以護法和革命為職志，成為政治上的激進派。
除了政團間政治利益的衝突之外，新舊思想的矛盾，亦常出現於國會議員間的 爭論。其中舊思想的代表是康、梁。清末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雖曾以革新者自 居，但隨著外來新思潮和國內政情的劇烈變化，民初的康、梁已然化為政治的保守 力量。其後，康有為隨著清帝國的結束而逐漸淡出政壇，但在關鍵時刻又偶會浮出 檯面。而梁啟超則繼續在民初國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在新思想代表的李大釗看來，
康、梁在政治上仍秉持著專制傳統，主張實行開明專制、賢人政治，有著濃厚的人 治思維。對李氏而言，這是「專制其質，共和其皮」的玄想，103不符合西方民治主 義和法治國家的社會。
新舊人士在民初國會中亦互有主張。段內閣成立之初，康有為即發表〈致總統 總理書〉，建請段將孔教立為國教，但引發新思想人士反彈，最終失敗。憲法會議重 開後，憲法起草委員會以《天壇憲草》為基礎進行討論。其中未解決的爭議問題之 一，即為該草案中第十九條第二項的「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在二讀會中，反對 此條的議員認為，該條與第十一條的「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 律不受限制」有所矛盾。這是將孔教規定在憲法內，以壓迫他教的做法。相對的，
亦有議員不僅贊同該條，甚至主張增加「中華民國以孔子之教為國教」一條。認為 孔教是「天經地義，萬不可滅」，而且「不特無排斥外教之心，且有融化他教之力」。
新舊思想在此相互折衝，各退一步的結果是，將第十九條第二項刪去，而第十一條 則修正為「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104
103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辟偽調和〉，頁 164。
104 陳茹玄著，《民國憲法及政治史》，頁 129~130。收錄於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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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初國會因政團對立和新舊思想的矛盾造成紛雜局面，甚至中國專制勢力 有隨時伺機而起的跡象。但李大釗認為，政團間的對立狀態或是舊思想的存在，對 於民主而言並無害處，而是實行民主政治過程的必要存在。屏除因個人利益造成的 政治衝突，李氏強調在象徵民治的國會上，因新舊思想而對立的政團，應有某種程 度的競爭。而解決對立所造成惡性競爭的方法，則要靠雙方的調和：
調和云者，即各人於其一群之中，因其執性所近，對於政治或學術，擇一得 半之位，認定保守或進步為其確切不移之信念；同時復認定此等信念，宜為 並存，匪可滅盡，正如車有兩輪，鳥有雙翼，而相牽相挽以馳馭世界於進化 之軌道也。105
李大釗認為，要具備政治調和的條件，首先須有保守與激進兩造，各擇其所信真理，
並確保其信念堅定不移。其次，保守一方著重在穩固原有秩序。而激進一方的價值，
則在突破原有限制以追求進步。此兩股政治力量，對於國家社會而言皆有其重要性。
在兩方進行政治角力之時，必須避免權力天秤傾向一方。過於保守則是畫地自限，
難以追求進步；過於激進則有失序之憂，造成社會混亂。因此，政治新舊勢力兩造 固然要「相抗」，但重點還是在於「競進」。為的是完成新舊思想的調和，以追隨世 界潮流達到政治進化目的。李氏實際上就是參考西方民主政黨的兩黨制，考慮到中 國政治中有新舊勢力的實際狀況，便運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調和觀點，融會中西政 治思想，以進入政治現代化的常軌。
接著要探討究竟何為李大釗所謂的「真理」。其堅定之政治信念又是從何得來。
李氏認為，「真理」是「宇宙之本體，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106而「真理」的求 得，又要符合「基於科學，循其邏輯之境」。107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以為「真理」
必須從個人及其所處的環境出發，始能求得。108換言之，一旦脫離了個人與環境，「真 理」就變得抽象而不可得了。這使得李氏政治思想，能隨著政治局勢和環境變化而 調整。
根據可見的事實，基於個人的知力及其所達到的理解程度以求得真理後，李大 釗認為還必須要靠個人的自信力，來堅定對於真理的信念：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105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辟偽調和〉，頁 158。
106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真理〉，頁 244。
107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真理〉，頁 244。
108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真理（二）〉，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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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達之境，達於其境而確將其所信以示之 人，此即其人所見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謂真理，雖未必果為真理，即含 有真理而亦未必全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認識其所謂真理者，即或違於真 理，真理亦將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論家欲求見信於社會，必先求所以 自信社會之人，能自信者眾，則此自信之眾，即足成其社會之中樞，而能軌 範其群於進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達於真 理之途徑也。109
在關於真理內涵的敘述中，可以發現李大釗的科學觀。科學的目的就是為求得真理。
李氏即是用科學態度，希求政治運行的道理。但李大釗也明白，真理的性質是一種 普遍存在，且超乎個人經驗。於是個人只能要求趨近於真理，而不能奢望完全達到 真理的境界。既然真理內涵難以周延，而依個人知力所求得之真理也不盡相同，此 時惟有加強連結個人與其所求真理之間的自信力，使其所信，昇華到信仰層次，進 一步使他人也能夠相信。即使違背了真理，因自信力所帶來信仰的力量，亦能夠對 整體國家社會產生正向影響。簡言之，真理除了要用科學證據來加以證明，還必須
李氏即是用科學態度，希求政治運行的道理。但李大釗也明白，真理的性質是一種 普遍存在，且超乎個人經驗。於是個人只能要求趨近於真理，而不能奢望完全達到 真理的境界。既然真理內涵難以周延，而依個人知力所求得之真理也不盡相同，此 時惟有加強連結個人與其所求真理之間的自信力，使其所信，昇華到信仰層次，進 一步使他人也能夠相信。即使違背了真理，因自信力所帶來信仰的力量，亦能夠對 整體國家社會產生正向影響。簡言之，真理除了要用科學證據來加以證明，還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