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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也因此逐漸對日本「由羨轉憎」。當時 留日中國人如李大釗，其感受無疑是最為深刻的。
如此就上述三個觀點，分析李大釗留學日本的歷史意義。首先，從李氏的留學 動機來看，固然留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之一，但從李大釗日後歸國的政治活動 顯示，其留日絕非為獵官目的。其次，在李氏留學日本期間，民國政治情況是，袁 世凱逐漸獨攬大權，邁向帝制。所以李大釗也從原本保守的政治立場，走向護國運 動的革命路線。再者，李大釗留日期間，由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犯有增無減，如日本 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發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李氏亦參與其中。由此看 來，李大釗的留日價值，並非在於學業成績的展現，而是在海外政治運動的實踐，
其中包括反袁和反日意味。因此，如從留日學生政治運動的歷史脈絡觀察，或能正 確理解李大釗留日時期的歷史意義。
三、留日學生的政治運動
清末以來的留日學生和當時中國的革命派，其身分往往不易區別開來。91在革命 派之中有許多重要人物，都曾經留學日本。例如革命派領袖之一的黃興，最初即是 領取官費的留日學生；在黃花崗之役中就義的林覺民，亦曾是日本慶應大學的學生。
當孫中山在東京籌組同盟會時，就曾受到大批留日學生歡迎，而參與籌備會的人，
大部分也都擁有留日經歷。
此原因無他，在日本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留學生很容易接觸西方的革命思想。
當時參與同盟會的日本志士北一輝便曾說：「中國革命非來自太平洋外遙遠之雲間，
其實，對岸之島國，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92所以中國留日學生不僅在學 校讀書，部分學生還會組織社團參與政治運動。他們常常透過翻譯日文的西書，傳 播新思想，並藉由出版報章雜誌，團結政治革命的力量。李大釗在留學之初雖並非 革命派，但這群前人所累積的活動成果，日後卻提供了李大釗在日本進行政治運動 的歷史條件。以下，先簡述早期留日學生政治運動的重要背景。
91 譚汝謙、林啟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247。
92 引自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轉引自譚汝謙、林啟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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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留日學生的政治運動
甲午戰後的早期留日學生，其政治意識仍薄弱，他們東渡日本主要是為吸收新 知。直到 1898 年，以康、梁為首的保皇派先後流亡日本，積極宣揚維新變法的主張，
並與同樣在日本的革命派之間，引發了君憲與革命的衝突。這場衝突表現於《新民 叢報》與《民報》之間的競爭，透過報刊文章的發表，闡述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
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能夠讓外界接受，以提高社會輿論支持，這使得留日學生的政治 意識轉而成熟。
到了庚子事變，留日學生開始有了社團組織，93組織社團是一種集體力量的展 現，也是留日學生政治運動形成的前提。最早有戢翼翬、沈雲翔、金邦平等人的「勵 志會」，可謂留日學界創立團體之先河。尤重要者，是該會所發行的《譯書彙編》月 刊，主要翻譯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論著、政法理論書籍、大學用書，還包括盧梭《民 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斯賓塞《代議政治論》等西學書籍，皆是由日文版 本翻譯成中文。梁啟超更曾讚言《譯書彙編》能「輸入文明思想，為吾國放一大光 明」。94留日學生的翻譯工作對國內新文化思想的傳播，可謂貢獻極大；在革命活動 方面，亦有推波助瀾之效。
勵志會的性質，原是「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的文化學術團體，但其後隨著學 生參加者日益增多，思想越趨混亂而逐漸變質，最終形成激進和穩健兩個派別。激 進派走向民族主義與革命運動，組織「青年會」，而勵志會則漸被取代。如此發展，
也是順應國內革命情勢的擴大。日後在留日學生出版界，又出現如《浙江潮》、《江 蘇》、《湖北學生界》、《二十世紀之支那》等革命刊物。從這些革命刊物的名稱，也 可看出留日學生團體，具有濃厚的地方鄉黨性質。
1903 年，因俄國於東三省的撤兵問題，引起了由留日學生領導的拒俄運動。當 時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為「學生軍」。此運動亦延燒到上海、北京等 紳商各界，除針對俄患問題，電奏清政府力爭之外，且爭相捐款支援相關活動。上 海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學生則召開會議討論俄事，會中亦提議組織義勇軍以響應留 日學生。在上海具代表性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亦稱「中國立國以來兩千餘年，
93 留日學界的組織，大致可分為依鄉土關係組織成的同鄉會，或是依共同利益、興趣而結合的派生 組織兩類。詳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頁 227。
94 引自梁啟超，〈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轉引自譚汝謙、林啟彥譯，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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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民有愛國心者，自此會議始」。95其後留日學生的拒俄組織，又因受日本政府干 涉而面臨解散命運。
清末留日學生發起的拒俄運動，其意義頗值得探討。首先，此運動不同於前者 的革命活動，是留日學生抵禦外侮的愛國運動。雖然在此之前，亦曾有收回路礦權 運動、拒法事件等等同樣性質的拒外運動；但此次拒俄運動，卻讓原本依各省分立 的留學生組織首次跨越地域隔閡，大規模地組織起全國性留日學生團體，以共同對 抗外來強權。再者，此次由留日學界領導的愛國運動，亦造成國內社會各界積極響 應，可謂在清末中國第一次因愛國心理，而團結起來的大規模政治運動。
綜上所述，在民國建立前，留日學界的政治言論發表雖受到日本政府控制，但 時緊時鬆，相較於清末中國仍保有相對言論自由，其表現在豐富的革命言論報刊的 出版。而政治言論的紛呈，也顯示是因為當時日本新知識環境的影響。尤重要者，
則莫過於留日學生的組織活動，雖然並非全部的留日學生皆參與政治活動，96但是其 組織和抗爭方式，卻也為民國之後的留日學生所繼承。換言之，李大釗在留日時期 的政治運動環境，已具備有良好的歷史條件；而這些條件，亦充分表現在李大釗對 袁政府支持態度的轉變。
（二）從擁袁到反袁的轉變
民初各政治勢力的分合，隨著袁世凱逐漸邁向專制而產生變化。宋案發生不久，
雖然有部分國民黨溫和派如黃興等人，主張以法律解決，但還是無法阻止國民黨激 進派轉入地下，計劃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一方面在 1914 年 7 月，孫中山 等前國民黨人於東京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決定以倒袁為目標。9 月議定「青天白 日滿地紅」為中華民國國旗。此時李大釗也正在日本，準備進入早稻田大學就讀。
另一方面，革命失敗更助長袁世凱的氣燄，袁欲使國民黨溫和派與進步黨聯立的《憲 法草案》成為一紙空文，於是解除國民黨議員職務，下令解散國會，另立專屬的政 治會議作為立法機關。其後又在 3 月召開約法會議訂定《新約法》，並於 5 月公布施
95 此段文字出自〈譯西報記者張園會議事〉，載於《蘇報》，1903 年 4 月 12 日。轉引自黃福慶，《清 末留日學生》，頁 270。
96 當時的留日學生，特別關心國事，而且對於政治問題極為敏感。在這些學生之中，有終日開會談 政治而不讀書者，亦有終日為課業與政治之取捨問題而煩惱者。但是就一般狀況而言，不預聞政治 問題者，仍舊是多數，所以一般咸認為留日學生都與政治活動有關，並非完全正確。詳見黃福慶，《清 末留日學生》，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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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約法》的內容一改原約法中的內閣制為總統制，並加重總統職權；總統以十 年為一任期，且得連選連任。依此過程，袁世凱為其走向帝制做好準備。
袁世凱推動帝制，除了滿足了天時、地利因素，尚須人和。早在 1913 年，因社 會對民初政爭的不滿，北京已流行共和不適於中國的言論。11 月，袁世凱聘用的美 籍顧問古德諾（F. J. Goodnow）在紐約發表〈中國新約法論〉的演說中，亦主張中 國原有的《臨時約法》不符合中國國情，認為「中國數千年來，權集於天子，天子 依慣例以為治，而人民無立法之習慣」。之後又繼續申論：
中國社會上，其於經濟一方足以自立，而又能關心公共利益之人。不若歐洲 初用代議政治時之多。故其結果，於組織名實相符之代議機關極為困難，而 專制政治之發生，則甚易。97
古德諾強調，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土壤，不適合推行歐洲的代議政治，而「專制」
則是較符合中國環境的政治體制。其後古德諾又於 1915 年 8 月，在北京《亞細亞日 報》出版的〈共和與君主論〉一文中，更直接得到「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 宜」的結論。98當時朝中同樣是袁世凱聘用的日籍顧問有賀長雄，亦附和此說；在野 則有楊度等人於北京發起籌安會，為發展君憲政體的輿論鋪路。
國內共和政局出現如此大的專制轉向，是李大釗所不願見到的。原來支持袁世 凱的保守派，其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進步黨的刊物上，也發表了批評袁氏專制的 文章。李大釗在日本就學的準備期間，首先便於〈政治對抗力之養成〉一文，對袁 敵視國民黨而廢除國會的問題，提出委婉批評：
武漢一呼，清社以屋，民國承之。激進之子，粗莽滅裂，猶不知懲鑒亡清之
武漢一呼，清社以屋，民國承之。激進之子，粗莽滅裂，猶不知懲鑒亡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