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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革命實踐與分歧
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的眾多西方思潮中，李大釗最終選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作為他往後的思想信仰。不可避免的是，隨著各西方思想理論間的爭辯，以及探討 中國問題的深化，皆使得原本因共同目的而暫時結合的知識青年，不得不因其所信，
各自選擇走向認為適宜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道路。雖然在他們心中，同樣是為了一 個民主、自由而獨立的中國理想而奮鬥，但卻因為彼此思想觀點和實踐方法的分歧，
依舊使他們在問題的看法上漸行漸遠，甚至產生激烈的矛盾。
從前述杜威來到中國及其後引發的問題與主義論戰，預告了接下來《新青年》
編輯群的分裂。從 1920 年 9 月 1 日的第八卷起，《新青年》便逐步從同人刊物向中 共黨刊過渡，胡適後來則另外在北京出版《努力周報》，發表自身的政治觀點。雖然 陳獨秀和胡適之間因為所奉主義不同而引發爭執，而李大釗本人在思想上也顯然傾 向陳獨秀一方，但李氏謙和的個性卻也沒讓彼此的對立僵化，反而是以居中調和的 角色出現化解衝突。200
除了上述圍繞在《新青年》的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爭，接著自 1920 年起，
又發生所謂的「社會主義論戰」。該論戰可從當時英國有名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受到講學社之邀，於 10 月拜訪中國作為開始。羅素是在訪蘇行程後的幾個 月來到中國的，他在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同馬克思一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毫不留 情。羅素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了題為「社會改造原理」的講演中便指出，人性深處 同時存在著兩種「衝動」，一種是「創造性衝動」（creative impulses），另一種則是「占 有性衝動」（possessive impulses）。前者說明人的勞動以創造和自我實現為目標，並 同時滿足社會的需求，以得到有利社會的結果；相反地，後者卻是批判在資本主義 體制下，人們以獲取和占有勞動創造的價值為目的，變質為對人的奴役和摧殘的社
200 從一段李大釗致胡適的信件內容，可見當時李氏的為人形象：「我對於《新青年》事，總不贊成 分裂，商議好了出兩種亦可，同出一種亦可。若是分裂而搶一個名稱，若是與《新青年》有關的人 都爭起來，豈不同時出十幾個《新青年》，豈不是一場大笑話！我覺得你和仲甫（陳獨秀）都不是一 定要搶《新青年》這個名稱，還是主義及主張有點不同的緣故。如果主張相同，在那裏辦，那一個 人辦，成不了什麼問題。但是我覺得你們兩人都有點固執，仲甫一定要拿去廣東，你一定要拿來北 京，都覺得太拘了一點。總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那裏辦，或是停辦，總該和和氣氣商量 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豈可因此而大傷，《新青年》如演起南北對峙的劇來，豈不是要惹起 旁人的笑死，此點願兄細想一想，我不是說仲甫應該主張在粵辦，你不應該主張在京辦，不過仲甫 的性情我們都該諒解他的─他的性情很固執─總之我很願意你等他的回信再決定辦法。……」引自 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的歷史考辯─以 1920 至 1921 年《新青年》同仁來往書信為中心的 探討〉，載於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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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最終造成有害的社會結果。201
羅素的人道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使他比杜威更容易得到李大釗的傾 心。在李大釗的文章中不但可見羅素思想的痕跡，202李氏領導成立的「北京大學社 會主義研究會」，還曾經邀請羅素作有關社會主義的講演。羅素和杜威這些國際赫赫 有名的西方學者願意受邀到中國，除了基於對中國文明的好奇心，主要還是為宣傳 其主義和思想。但另一方面，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當然也希望能利用這個機 會藉由這些思想界的大師，來為自身的主張作出背書和見證。在一次羅素於湖南的 演講之後，當時陪同羅素的張東蓀不久即於 11 月初，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由 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說明中國最迫切的任務應在「發展實業」，而不是 實行社會主義。他也贊成羅素在觀察各地情況後，表示中國除了開發實業之外，無 以自立的論斷。張東蓀的說法，其中自然有斷章取義的成分，然而羅素在途中又發 表部分批評布爾什維克的言論，不免會讓張氏等人引為同盟，一時羅素便陷入了中 國思想界的爭端，被誤會成一位社會主義的敵人。203學界一般都認為，此即社會主 義論戰的導火線。
張東蓀主張「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在「開發實業」、「增加富力」，而「空談 主義必定是無結果」的言論，204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時為上海「馬克思主義 研究會」成員的李達、陳望道和邵力子等人都分別為文，反擊了張氏的意見。他們 指出張東蓀原係披著社會主義者的外衣，而現在竟原形畢露，於是斥責張是個無主 義、無定見的人，只會學時髦，說滑頭話。邵力子更提到，張東蓀在內地旅行得到 的兩個結論：中國人真是窮到極點了、他們大多數沒有經歷過「人的生活」，這是連 街頭小兒都知道的事，又何必要旅行內地才能明白呢？如今，問題的關鍵應該在於 用什麼「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而不在應否增加富力、開發實業。205圍繞 在實業問題，李大釗也加入了該場論戰。不同於問題與主義之爭，此時李氏已能運 用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武器，來捍衛自身的信念。
201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 年），頁 44~45。
202 「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 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占據的衝動，變為創造的衝動；把那殘殺 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
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頁 12。
203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頁 166。
204 引自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載於新青年社編輯部編，《社會主義討論集》（廣州：
新青年社，1922 年），頁 32~33。
205 引自邵力子，〈再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載於新青年社編輯部編，《社會主義討論集》，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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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大釗認為「中國經濟之厄運已至，實業確有振興之必要，但謂振興實 業而必適用資本主義，其謬已極。」206所以李主張非實行一種社會主義的實業不可：
不少人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首先着力於發展實業，以開發全國的事業，
增加富力，從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廣大的下層農民富裕起來，認為這是最穩妥 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與此相反。我認為要在現存制度下發展實業，
只能越發強化現在的統治階級而迫使下層農民為少數的統治者階級付出更多 的勞動。……在現存制度下謀求實業的興盛，實質上就是要使我國的統治階 級與各國的資本階級結合起來，這樣只能加強統治階級的力量，而決不會帶 來其他任何好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207
由上述文字可見，李大釗認為中國應先打破現存制度，再推行社會主義實業，以免 重蹈西方資本主義之覆轍。這一點，明顯不同於社會改良主義者張東蓀等人所主張 應先發展實業，再行社會主義的想法。
其次，張東蓀的意見所帶出的第二個疑問是，中國究竟有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 經濟條件？針對此問題，李大釗在一封寫給費覺天的信中有如下表示：
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 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 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 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 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 痛。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 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 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208
此處李大釗同樣將馬克思主義靈活運用到中國情境，認為中國和世界有相同的經濟 條件實現社會主義。惟須注意的是，李氏強調的經濟條件，並非指一國的經濟發展 情況，而是強調是否有遭到剝削的事實。雖然中國自身並無出現明顯的階級矛盾，
206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社會主義下之實業〉，頁 272。
207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的方法的考察〉，頁 255。
208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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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國事實上已成為帝國主義蠶食的對象，所以中國的無 產階級主要是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李大釗意識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資本的 流動沒有邊界，於是中國問題實際上和世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此中國同世界有 相同的經濟條件來實行社會主義。更何況是西方國家都已從自由競爭進展到社會共 營的歷史階段，但中國卻尚處於自由競爭的初步。在發展相對落後的情況下，中國
但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國事實上已成為帝國主義蠶食的對象，所以中國的無 產階級主要是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李大釗意識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資本的 流動沒有邊界，於是中國問題實際上和世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此中國同世界有 相同的經濟條件來實行社會主義。更何況是西方國家都已從自由競爭進展到社會共 營的歷史階段，但中國卻尚處於自由競爭的初步。在發展相對落後的情況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