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中國國家治理性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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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國家治理性的演變
目前，愈來愈多的文獻對於中國的治理性研究集中在教育、環境保護、宗教 政策和性健康等領域（Jeffreys,2009）。Gary Sigley(2006)，Elaine Jeffreys 和 Gary Sigley（2009）運用 Foucault 的治理性概念來梳理了中國治理性的轉變。在 Gary Sigley 的研究中，不同於西方對於自由型的治理性的理解，他們認為在中國，治 理性表現為權威型的治理性，Dean(1999;147)指出，這種權威型的治理性是自由和 不自由交織而成的，所謂的自由遵循Foucault 對於權力的解釋，而不自由表現在 并沒有通過一些法律條塊來保障個體公民的權力，也就是說政府的社會主義藝術 並不是通過自由的熟悉策略，而是通過獨特的計劃和管理理性來運作。1950 年 代開始，國家透過所謂的農業合作化、工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建立起社 會主義的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在 1978 年之前的毛時代，政府奉行了社會主義 的管治（government）藝術，即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這套治理性的 藝術中，國家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除了要知道（know）管治的對象之外，
而且可以預測任何可能的確切結果。
Foucault 在治理性中提到治理藝術與經濟聯繫在一起，對於國家的治理就相 當於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處置，治理的對象是當地的居民、他們的財富和相關行 為，此種控制的形式如同一位家長對於他所擁有的家眷和財物的控制。在社會主 義計劃經濟下，國家在生產、資源配置以及消費等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進行 計畫，然後統一分配。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並且通過計劃的方式掌握絕大部 分的生產資料，從而來引導人口的生產生活。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治理下，國 家希望達到一個共產共榮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私人、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因素是 被排除在外經濟之外，這也導致國家對於私人財產的權利是漠視的。
在這種封閉的、由國家操控的計劃經濟下，單位制（Danwei regime）作為一 種針對人口安排處置（disposed）的機制而存在，便是以組織的形式服務與承擔國 家權力對於社會的控制和管理。「單位」既是國家機器權力系統的一部分，又是 權力系統與社會之間的仲介組織，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此外，單位还是眾多公 共產品的配置機構，加上職業的非流動性，個體與單位之間形成高度的依附庇護 關係。在單位制對於人口的處置想象是：人口成為勞動力后被分配到單位，由此 開始，個人和其單位是黏連在一起的，單位是「鐵飯碗」掌管個人的生老病死、
吃喝拉撒和福利保障，而且輻射到個人所在的其他家庭成員，即「以單位來治理 家庭」，例如：單位會給個人分配房子，而房子的面積往往與家庭結構與人口數 量相關，一般來說家庭人口數多，相應分到房子的面積也就大。單位裡面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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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備醫院、食堂和學校來解決單位員工和其家屬的衣食住行教等問題。通過單位，
國家也就牢牢掌握和監控個人和家庭成員的動向，將個人束縛在「單位」之內，
并按照上級主管的要求，對他們進行管理和控制。「單位制」進一步發揮「單位 社會主義」（Unit Socialism）性質。集政治實體、經濟實體與社會實體於一身的「單 位」，宛如中國傳統家族生活式的社群，社會成員大多數被組織到不同的單位組 織，成員一生寄託在單位上，成員之付出換取單位領導幹部有責任有義務去照顧 其食衣住行、生老病死，甚至養育與教育等問題。簡言之，「單位」除了原本應 擔負的任務之外，更須具備額外但卻重要且需完整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功能。
單位制對於人口治理的意義重大，以至於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的中國稱為「單位國 家」（劉建軍，2016）。單位制是理解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城市社會組織結構及中國 社會變遷的重要視角。
不過，「單位制」作為人口處置的治理制度並不能包括一切。單位組織之外 尚有不少未能被治理的人口存在，亦即「非單位」的「邊緣階層」人員，亦被稱 為「社會閒雜人員」，包括有：缺乏勞動能力的老年婦女、殘疾人士以及其他零 散人員等等。因此，針對「非單位」人員的需要，國家透過「街道辦事處」 與
「居民委員會」 這兩個組織建制來進行管理，亦前面所提到的「街居制」。換言 之，計畫經濟時期的城市基層人口治理體制是由兩部分組成：（一）、「單位」在 整合城市社會、行使城市管理職能上發揮的可謂是「主體」作用。包括黨政機關、
團體、企事業在內的黨政單位、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等，作為吸納大陸城市居民 的絕大多數，是城市居民的主要基本組織形式。（二）、由於市區政府無法透過「單 位」與極少數無單位的城市居民發生關係，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據此為必要的輔 助和補充。
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整個社會發生劇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破了原 先計劃經濟的治理性。私人的、市場的和資本主義的因素被囊空進來，這也導致 個人開始重視私人財產和權利。原先計劃經濟的中國的國家治理性發生改變，中 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和科學的狂妄已經讓位於通過市場機制和自主來進行治理的 計算和策略。社會科學獲得重視，市場大門打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治理性開 始消退，國家希望通過市場自主和科技管理規訓來形塑新的治理性，形成了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治理性。國家將社會主義和市場兩者相結合，希望引進資本主義的 市場形式，通過競爭和個體化的自主能動性來引導和培育更加優越的市民和經濟 實體。國家開始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變為經濟發展為中心，提出了「黑貓白貓，
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的論述，邁向商品的自由買賣和人口的遷移流動。這樣的轉 變類似於 Foucault 所講的 18 世紀下半期重農主義的興起，糧食自由定價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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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主義借用人口和財富要素,使經濟成為治理的對象，并運用而生自由主義，以 市場作為實踐對象。
治理性的轉變，計劃經濟治理性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治理性，國家不再大包大 攬、無限治理，而是轉向有限治理。「單位制」 逐漸解體，個人由依賴性強的「單 位人」 變為自由度高的「市場人」。個人被拋出了固定所在的單位而產生了人口 遷移和流動，從單位制釋放出來的人口一時間處於「失控」的狀況。國企改革與 結構的調整造成上千萬「下崗」與失業的工人，這些人也將成為「皮之不存，毛 將焉附」的「脫單位人員」。人口老齡化現象浮現，上億離退休老年人和原單位 雖保持關係卻不易管理，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原單位更已不存在。工業化和城市化 的磁吸效應，造就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
在市場經濟下，人們被捲入市場經濟當中，通過市場來獲得相關的資源和福 利，也導致了在市場經濟中不具備競爭優勢部分人口被剩餘下來，對於這些人口 國家不能坐視不理，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公平性和優越性，國家只能通過社區這 一途徑來擔負起這些人的責任與福利，填補社會主義福利撤退之後所留下的空缺。
原先對於人口治理的單位制隨著市場經濟的崛起已經失效，這就使得國家必 須要謀求新的對於人口的治理制度。社區開始從治理的配角取代單位，成為在市 場經濟治理性下的新的人口治理制度。在 90 年代末 21 世紀初，居民區開始合併 為社區，當時國家提出了「社區制」。於是，社區取代單位成為國家對於人口想 象和計算的主要制度。
「社區制」背後呈現的治理目的是國家如何將這些從過去單位制流出的人口，
透過社區及基層組織加以整合、管理、控制，給予社會救助與支持。國家試圖使 那些從已經衰落的單位制中解放出來的居民能夠接受另一種新的治理方式：社區 制，試圖使人們相信社區是一個可以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地方，人們可以從社區中 得到更多的福利保障。
從單位制到社區制的治理方式轉變過程中，我們需要特別關注家庭。在 Foucault 的治理性中提到了家庭，Foucault 認為在人口成為統計學對象之前，是以 家庭為治理模式，人口的視角，特定人口現象成爲一種現實，使得最終消除家庭 模式，使經濟概念重新獲得中心地位成爲可能。也就是說，當人口尚未出現時，
治理總是以家庭為典範，認為治國就像齊家一樣，現在家庭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但是仍然是人口資訊的主要來源。治理之可能，先決條件就是家庭的退位，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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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人口來思考22。人口成為治理的終極目的，要照顧人口的福利、改善其處境、
增加其財富壽命健康。政府所採取的手段似乎都內在於人口，人口也成為政府手 中的物，承受各種戰術策略。人口是政府必須觀察和知道的對象，以便有效的、
理性的治理，因此政府的知識必須包含對人口的所有生命的所有活動和趨向都有 所了解。
人口從家庭中脫離出來，成為國家治理的統計對象。這一點從單位制到社區 制的轉變過程中可以覺察出來。在原先單位制中，單位治理透過個人輻射到家庭，
個人的福利是與家庭緊密聯繫，這種治理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中國人的家本位思想，
以家庭作為治理的單元。隨著社區制的建立，家庭不再被強調，人口被分門別類
以家庭作為治理的單元。隨著社區制的建立，家庭不再被強調，人口被分門別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