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方法論筆記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方法論筆記
一、 民族誌：反思、實踐和超越社區
本研究採用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民族誌不是一種單純的方法，而是理論、
方法以及研究對象的統一，不能截然分開（Bourdieu,1977）。民族誌是以研究特定 文化現象為目的，描述特定群體的語言、行為、習俗與生活方式，歸納共同的行 為模式，並且嘗試勾勒出這群人所共有的意義架構（Emerson,1983;Spradley,1980）。 民族誌已經成為社會研究的一種普遍途徑，它被許多學科或應用領域所採用，如 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社會學、人類地理學、組織研究、教育研究與文化研究等
（Hammersley ＆Atkinson,1995,129）。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其內部一直存在不同 的取向和爭論。Stephen Tyler（1986, 1987）就從后結構主義取向提出民族誌其實 沒有任何實在事物作為對照，當中有的都是論述，就連整個世界都只是人們的話 語，因而民族誌只是環繞論述的反省，純屬論述的論述：「論述是它（後現代民 族誌）的對象和手段。論述同時屬於一種理論對象和一種實踐，兼且這是對象和 手段之間的反省造出論述以及令該論述出現。論述是世界的制造者，並非它的反 映⋯⋯世界是我們說它是什麼就是什麼，並且我們所說的就是世界。」
我不完全認同民族誌的觀察對象只有論述，論述等於一切的主張。但不可否 認，論述構成了研究者對於特定觀察人群和事件的意義理解，更多的被呈現在文 本當中。當然，民族誌研究在向後現代主義轉向中強調對於論述的關注，打破一 直以來我們對於於語言客觀中立性的迷思，凸顯語言代表的權力關係。就如同 Foucault 認為論述充滿人類「追求知識意志」的操弄，隱含權力的施加承受，可 能產生危險和破壞（Foucault, 1971: 387）。所以，在民族誌的觀察場域中，論述往 往會成為我的觀察焦點，尤其是居委會大媽，她們的論述以及如何將這些知識論 述實踐在地，亦或從實踐中長出另一套知識論述。這些都會呈現在我的田野筆記 當中，當然，作為民族誌的觀察，從一進入社區場域就是田野工作的開始，田野 筆記當中的速記、詳細描述、分析筆記以及主觀反思（Berg,2007）都是需要呈現 的類型。
這篇民族誌不像传统的民族誌享有代言人的特權和偽裝的客觀，而是从居委 會大媽和社區工作者主体性的角度，挖掘他們的社區工作經驗和論述。我的田野 工作像是一種主體建構式的對話，正如保羅·拉比諾（2008:147-155）認為田野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作，是一個交流的閥限模式的主體間建構的過程，互為主體……他們的建構是公 共的過程,人類學家到田野中去尋找構成「事實」的材料，本身也是研究者闡釋、
製造出來的。此外，我的田野民族誌作為一種反思性的實踐，它會吸收各種批評，
試圖探索新的方法來研究現實的複雜世界。這種反思的民族誌使我將田野工作不 僅僅看做是一個單純的蒐集資料過程，更多的是一種實踐，這種實踐本身並不是 超然物外的，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民族誌工作者和他的研究對象共同實踐的 一部分，民族誌工作者的實踐和他的研究對象的實踐相互影響。在這種實踐的過 程中，民族誌工作者的實踐並不是試圖使自己成為研究對象實踐的代言人或者某 種呈現，而是試圖發現和總結經驗，並且提供認識社區和中國社會的另一種視角。
作為民族誌中的社區研究，正如Geertz(1973:22)所指出的，人類學家不是研 究鄉村，他們是在鄉村社區中研究。在複雜社會中，Wolf(1982)、Mintz(1985)都 曾指出社區中的事物常常超出日常生活的社區的權力，例如民族國家或者全球化，
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我的研究既著眼某一個具體的社區和社區居委會，但同 時也探索社區內各種權力超越社區的背景。Willis 和 Trondman(2000:14)認為民族 誌除了細緻記錄行動者經驗之外，也會對讀者帶來「原來如此」的恍然大悟。民 族誌與讀者經驗本身二者併陳可以開啟讀者想象、反思與行動的空間，促發常民 文化（common culture）中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檢查，并觸動讀者的社會成長。
二、 我的田野與田野工作
（一）上羊市街社區的歷史流變
田野所在社區為上羊市街社區，位於杭州市中心城區的南部，地處城內的繁 華地段，東起貼沙河，南至撫寧巷，西鄰中河路，北到望江路，總面積為 0.206 平方公里，靠近河坊街和南宋御街。上羊市街在清道光咸豐年間名「洋市」，清 末改稱為「上、中、下羊市街」，民國時期稱為「車駕橋直街」、「上、下羊市街」， 其名稱一直沿用至 1981 年。1953 年全路拓寬，1981 年起，撤銷各段名稱，統稱
「江城路」。上羊市街水路交通便利，有中河、東河，有南宋茶街「金釵袋巷」， 金釵袋巷南起撫寧巷，北至望江路，長 400 米，寬 14 米。南宋時，巷內有榷貨 務都茶廠、雜買務、雜物場（均為南宋官署，屬太府寺，掌折博斛斗、金帛等物 并收買各種雜物，以供宮廷、官府所用）設於巷內，有因巷近南宋保安門，故巷 名為保安巷，后改名為金釵袋巷。有南宋名橋「望仙橋」，舊時望仙橋河下對面 為布業會館，清朝時期又設有藥業會館，清同治年間，杭城錢業也在此設立會館
（轉引自仲向平，2013: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5
上羊市街居委會成立於 1949 年 10 月 23 日，后經考證為新中國第一居委會。
上羊市街居民區由當時杭州的十八、十九兩個保合併而成，大致範圍為東至上羊 市街（現江城路），南沿五聖塘、六聖塘至保安橋河下，北至望江門直街（現望 江路），西至中山南路。
曾在杭州市上城區民政局工作，目前已經退休的任憲庭，對於上羊市街 社區的情況十分了解，他說起這段歷史：「當初那時候的保長呀，甲長呀對人 民政府有敵意，有抵觸，特別是我們浙江，當時對我們新生的人民政府，是 陽奉陰違的態度。我們需要人民當家做主，後來呢江華，當時是杭州市委書 記，是從吉林調過來的，他在東北那邊做過一些工作，包括抗戰呀，土地改 革呀。他認為建立居民委員會十分必要，當時就叫他召開了區長聯繫會議。
第一個區長聯繫會議是 11 月 9 號還是 11 號，開會之後呢，要有一個中間的 力量在城市的居民區，他有怎麼一個想法，我們就佈置下去了。在第三次區 長聯繫會議的時候呢，10 月 24 號開會，當時在下面已經做了工作，當時選 的人也選的對的，怎麼說呢，選的陳福林是比較熱心的，陳道彰就是一個知 識份子，如果你再往後十年，他的成分就會收到批鬥了。但是在那個時候就 不會。像陳福林是叫單位去推薦了，推薦了之後再選拔選出來的。後來就開 了這個會。當時（杭州）有經濟合作社，幫助一些困難的居民把經濟打好，
當初由三個經濟合作社，以三個合作社為基礎，認為合作社會比較搞好一點。
經濟合作社有十幾個保，江華就認為由兩到三個保合併為一個居委會，當初 的區公所就在袁井巷那邊，當時它在那邊的群眾工作做的比較扎實。當時就 由 18、19 個保合併，當時開完區長聯繫會議了，第二天就要開會了，但是居 委會的名稱還說不出來呢，當時開完區長聯繫會議會後就要去其他區也像我 們區一樣。到了 12 月份，江幹區也建了一個望江門居委會。後來嘛，杭州專 門發了一個建設居委會的通知，當時北京的市委書記彭真也在著手，後來全 國都鋪開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圖10: 1949 年編制的《杭州市公安部第一分局轄區全圖》，其中 18、19 兩 個保為當時上羊市街居委會的轄區23
依據居民群眾的投票，陳福林當選為上羊市街居委會主任，陳福林後來 回憶：「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晚上七點多，我和其他群眾一樣去西牌樓小 學的會場里，召開的上羊市街居委會選舉大會。當時參加大會群眾有 200 余 人，選舉前還唱了《義勇軍進》就是國歌，主持會議的有四個人都是上城區 里來的，一個是上城區區長田奎榮，一個是上城區公安分局的秦秘書，……
主持人宣佈選舉開始后，就發選票，選票上共有 21 名候選人，所有到會群眾 每人發一張，在選票劃圈，每張選票只能劃 9 個圈，少劃一個兩個都沒關係，
如果多劃以圈這張選票就作廢。會上還選舉出一人監票和一人唱票的群眾，
經過投票，我得的票數最高，有 220 票左右，就被當選為居委會主任，陳道 彰 208 票為副主任。接著宣佈我當人上羊市街居委會主任兼上城區第二消費 合作社經理，陳道彰為副經理。居委會以屬地上羊市街冠名為上羊市街居民 委員會」。
根據陳福林生前的回憶：「我當選為居委會主任后，主要從事肅反工作，
也就是清查由於戰亂而流竄來的國民黨殘餘人員。反特，成為居委會的重要 工作內容。居民區的住戶誰家來了客人，如果要過夜，必須要報告居民小組 長，再由後者報告居委會治保主任。當時我主抓政治(居民工作)，陳道彰是 合作社(地方行政機構性質，權力大於今天的街道辦)主任，主抓經濟（物資 供應）。我們兩人的工資由合作社發放，每月 20 塊。陳道彰家經商，資本家 出身，經濟條件較好，但是思想純粹，一心想融入到人民當中，主動要求自 我改造，把工資降到 15 塊每月」。副主任陳道彰後來回憶：「剛成立的上羊市 街居民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在西牌樓小學對面的一個尼姑庵裡，後來才移到了 望江街上，具體地址在現在的慧娟麵館這個地段上。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當 年政府組織力量調運糧食到杭州，通過商店、供銷社、消費合作社直接配售
也就是清查由於戰亂而流竄來的國民黨殘餘人員。反特，成為居委會的重要 工作內容。居民區的住戶誰家來了客人，如果要過夜，必須要報告居民小組 長，再由後者報告居委會治保主任。當時我主抓政治(居民工作)，陳道彰是 合作社(地方行政機構性質，權力大於今天的街道辦)主任，主抓經濟（物資 供應）。我們兩人的工資由合作社發放，每月 20 塊。陳道彰家經商，資本家 出身，經濟條件較好，但是思想純粹，一心想融入到人民當中，主動要求自 我改造，把工資降到 15 塊每月」。副主任陳道彰後來回憶：「剛成立的上羊市 街居民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在西牌樓小學對面的一個尼姑庵裡，後來才移到了 望江街上，具體地址在現在的慧娟麵館這個地段上。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當 年政府組織力量調運糧食到杭州，通過商店、供銷社、消費合作社直接配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