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情手法的移動變遷
第四節 社區工作者的人情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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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
微觀
圖 21： 婆婆媽媽的在地人情
第四節 社區工作者的人情建構
不同於原先的居委會大媽，目前專職的社區工作者大都來自本地社區之外，
受僱於居委會上班，朝九晚五，下班後就回到自己所在社區，既不是在地的社區 居民，也無法長時間的紮根蹲點，工作與生活截然二分，由此造成年輕的社區工 作者與在地居民之間人情關係的淡化和疏離。就像樊阿姨認為原來的居委會大媽 都是土生土長的，和居民之間的距離比較短，反觀現在社區工作者的距離遠。
「社工這個東西就是講的人情味，能夠近的人，不要很遠的人。你說像是住 在這裡的本地人，看的人多，接觸的人多，外面的人（社區工作者），上班 的時候到，5 點半下班了，人就走了，就不接觸了」（訪談 樊阿姨—20180123：
03）。
治理性：社會主義計 劃經濟和單位制
對於居委會的期待：知 根知底、低成本自治
治理角色：在地的婆 婆媽媽
工作知識：在地化的人 情，走街串巷和居民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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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們認都不認識，這個是難免的」（訪談 鄭奶奶—20171228：01）。「社區居委會的老的一些居幹，她的主要任務就是跟居民群眾的聯繫，我們 現在的專職社區工作者相比，現在隊伍的年輕化之後，加上專業化之後，第 一他也不是本社區的居民，這個是一個客觀的不利的因素」（訪談 沈書記—
20180202：05）。
不同於原先國家對於婆婆妈妈知根知底式的，低成本自治的治理想象。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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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會大媽與社區工作者之間的人情操作比較，並不絕對，也並非截然二分。
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種趨勢變化。相對於現在年輕的社區工作者來說，人情的工作 手法可能不再單純是原先居委會大媽生於斯長於斯，自然形成的跑腿走訪，走街 串巷和家長裡短，有意識的通過居民骨幹「以私利公」的人情建構就必不可少。
根據我的田野觀察，社區工作者在平時工作中會有意識的建構與居民之間的 人情關係，表達出對居民生活的關心和噓寒問暖。例如我曾經和社區的鄒主任一 起走訪過幾戶身心障礙者家庭，其中一戶朱大姐，朱大姐的妹妹常年癱瘓在床，
全靠朱大姐一人照料。鄒主任就代表居委會給朱大姐贈送慰問品，當面誇讚朱大 姐十幾年如一日照顧姊妹的辛勞，并詢問她有什麼需要。瞭解之後，居委會幫朱 大姐向街道的殘聯申請了一個殘疾人專用洗澡椅。社區工作者會主動幫助居民做 一些事情，例如，代表其向政府反映情況，申請救濟，解決家庭或鄰裡糾紛等，
在關心和幫忙中，社區居民就會覺得「虧欠」居委會一份人情。然而，這份人情 等到居委會搞活動需要居民參加或配合的時候，居民就會意識到「還人情」的時 候到了，即人情法中的「報償」。人情的「報償」體現在居民對於居委會權威的 服從，主動響應居委會的號召，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所以，幾乎每次社區搞活動，
朱大姐都會在場，並且後來成為社區的居民骨幹。社區居委會建構人情，社區居 民則是償還人情，在這一來一往中，人情不僅僅是維繫居委會和居民之間的互動 紐帶，也成為一種社會交換。
居民因人情參與社區活動，居委會也會相應地有所回報，在活動結束之後給 予居民一些小禮物。社區工作者需要特別給予居民骨幹一些小恩小惠，例如：街 道發放的福利品，逢年過節分的慰問品，組織集體外出旅遊。參照原先的社區工 作者管管所說：「上羊的骨幹是做肯做，要也肯要的，特別是榮譽和物質方面的 東西，我做的東西我還是要有回報的」（訪談 管管—20180201：02）。在人情往 來之上，日常鄰裡生活中的一般互惠（general reciprocity），或稱為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也被認為是社區工作者用來建構地方網路的重要途徑。這種淺互惠 關係的建立，人情往來是關鍵。而人情往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擬親情」， 所謂的擬親情就是發展出一種模擬血親的關係。因為一些人情往來，或者脾氣相 投，社區工作者往往會和一些居民特別聊得來，有時候就會建立這種擬親情的關 係，這種人情關係的建立往往與社區工作者的個人魅力相掛鉤，在鄒主任看來，
這種人情關係的建立要求社區工作者「會叫會笑會說」。她就和我講過她在原先 社區的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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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社區有一個奶奶，她 80 多歲。我去（社區）之前，她從來 不交衛生費的。我去了之後，我也沒對她做什麼，我每天都要在老小區裡面 走蕩，大媽長大媽短的叫，她一個人沒有子女，生活比較困難。後來兩三次 之後，她說鄒主任，你要不衛生費把我帶去？我就問奶奶衛生費是怎麼一回 事，後來我就帶回去交了，他們（社區工作者）就笑了，他們說主任，她從 來都不交衛生費，家裡條件也不是很好，我說她怎麼突然交給我。他們都笑 死了，我就說，奶奶你以後有事情叫我，你沒有女兒就把我當女兒。我們就 這樣說的，很真誠的對她」（訪談 鄒書記—20180214：03）。
社區鄒書記通過這種擬親情關係的建構，取得了老奶奶的信任，使得老奶奶 能夠配合居委會的工作，達到了「以私利公」的效果。除此之外，社區居委會也 通過居民骨幹，一些在地的老師傅來進行人情化的操作。這些老師傅某種意義上 可以看做是居委會大媽的延續，通過這些老師傅來彌補年輕的社區工作者在人情 關係方面的欠缺。
我所在的上羊社區是老舊社區，居住在此的居民社經地位並不高，相當一部 分是老底子、土生土長的杭州人，對他們來說，居住環境的限制，文化和物質資 本的缺乏，鄰裡之間的互助比較普遍。例如居委會大媽鄭奶奶就和我講起過去在 社區中吃飯的情景，「拿吃飯來說，一個牆門裡面，一個飯碗捧來捧去的」（訪談 鄭奶奶—20171228：02）。而現在，臨近晌午和傍晚的時候，一些居民還會端著 菜飯，坐在自家門口的巷道上和過往的行人邊吃邊聊，這也成為常年居住在此居 民的生活慣習。
而長年居住在此的老一輩居民，浸染了社區的在地文化，形成了集體性的生 活慣習，以及由此而成的待人之道。這些老一輩居民身上帶有的鄉土特質和老底 子的人情味對於老舊社區的居民來說倍感親切，也更容易捕獲居民的信賴。從 2011 年開始，社區居委會設立「鄰裡值班室」，由社區退休的老居民（我們俗稱 的老師傅）組成，社區共有三個鄰裡值班室，總鄰里值班室設在居委會的前臺大 廳，有兩名老師傅輪流值班，幫忙社區工作者處理居民事務，居民也可以找他們 聊天談心、反映情況、請求協助。相比外來年輕的社區工作者，這些老師傅紮根 於社區，掌握居民的生活慣習，熟悉這一片區域的人情網絡，眼力勁不俗，社會 閱歷豐富，擁有一定的威望和話語權。這些老師傅並非社區工作者，而是一種志 願者的身份，這些老師傅在我看來更像是居委會大媽的再現，他們和居委會大媽 一樣靠著長期以來與居民建立的人情網絡，依靠習得的在地感和對人情關係的把 握化解一些居民矛盾，這是年輕社區工作者力所不能及的。並且老師傅的這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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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也使他們在說服居民、應對麻煩時為自身增添了一份同情，給對方施加了 一份壓力，尤其是面對一些態度蠻橫，胡攪蠻纏的居民，正所謂「見面三分情」。 正如管管所說：他們的優勢就是他們熟悉整個社區的一些情況，你像上羊經常換 人，也需要這批老同志來鎮一鎮（訪談 管管—20180201：02）。在田野期間，我 曾親眼見過一個滿身酒氣的居民來居委會鬧事，在場的社區工作者招架不住，倒 是鄰裡值班室的老師傅三言兩語把他哄回家去。當居民因不理解而指責社區工作 者時，老師傅會出來幫腔，扮演白臉的角色，操著一口純正的杭州方言，說：「這 些小年輕也不容易，又不是他們決定的，消消氣」，來把居民的情緒給哄下去。
與公事公辦，生疏忙碌的年輕社區工作者不同，這些老師傅透過熟人社會的人情 世故，和居民聊家常，套近乎，依仗老熟面孔和人情關係，他們成為社區居委會 做居民工作時的滅火器和舒壓閥。
社區工作者小芮，2007 年 7 月大學畢業後加入社區工作者的隊伍，2010 年 5 月，年紀輕輕就成為上羊市街社區居委會主任，現在是上城區團委書記46。談 起在上羊的經歷，他認為：
「沒有這樣的居民骨幹來協助我們社區、居委會來開展一些居民工作，
這時候就靠這些年輕的社區專職工作人員要去做居民的工作，就會越來越沒 有那種熟人社會的感覺，就會越來越不帶者一些情感，這樣就會越來越公對 公，公事話的、冠冕堂皇的，（就是你要辦什麼就給你辦什麼），萬一要是出 什麼矛盾的話，其實現在社區很多的矛盾不是靠這種行政化的力量去化解的，
都是靠人情化，套套近乎啊這些去化解的」（訪談 小芮—20171215：02）。
設置鄰里值班室，社區工作者通過建構類似原先居委會大媽的在地人情，讓 本土的老師傅來化解本土居民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居委會中，這些老師傅不是社 區工作者，而是充當婆婆媽媽式的角色幫忙社區工作者來調解居民矛盾和進行居 民走動，老師傅動用自己對於人情關係的熟稔幫助居委會更好的運轉，也可以看 做是一種「以私利公」。老師傅們通過人情來幫助社區居委會解決居民糾紛，通
設置鄰里值班室，社區工作者通過建構類似原先居委會大媽的在地人情，讓 本土的老師傅來化解本土居民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居委會中，這些老師傅不是社 區工作者，而是充當婆婆媽媽式的角色幫忙社區工作者來調解居民矛盾和進行居 民走動，老師傅動用自己對於人情關係的熟稔幫助居委會更好的運轉，也可以看 做是一種「以私利公」。老師傅們通過人情來幫助社區居委會解決居民糾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