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專業證照的興起與排除
第四節 「垃垃圾圾」的專業基層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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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眼中的不專業與社區居民與工作者心中的「活神仙」，其實亦是國家治理 性和專業論述結合所製造出來的扭曲現象。
專業化和證照化是國家出於加強社區人口治理的考量而生產的論述，並非是 由社區工作者自身發酵所生產出來，最後成為對社區工作者的專業規訓，成為社 區工作者不得不掌握的一套治理工作手法。在國家治理性下，通過證照權威而擴 散的專業知識和工作手法，反映了國家對於社區專業人群服務和人口治理的期待。
在國家專業化證照的要求下，社區工作者不需要像居委會大媽一樣發展在地人情 的工作手法，在國家眼中，作為基層官僚的社區工作者，婆婆媽媽式的在地人情 手法應該讓位於專業為本的工作手法。在國家治理性轉變下，通過專業證照，國 家排除了像秦姐一樣懂人情，卻不懂專業知識的居委會大媽，而呼喚帶有專業主 義的基層官僚。
第四節 「垃垃圾圾」的專業基層官僚
社工師證照與專業化捆綁在一起，結合國家對於社區治理和專業社區工作 者的想象。國家期待原先實際的社區工作者考取社工師證照後就能夠搖身一變 成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但其實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專業妄想，或者說這是一 種表面的、膚淺的專業化。
Freidson(1970)認為所謂專業的最主要特質，在於一個職業對於其訓練過程、
證照標準、以及工作的執行，得到全然的自主性。這個全然的自主性，根本就是 一個政治與社會的過程。不同於香港,社會工作專業證照主要由政府-行業法團體 系來制定,也不同於台灣專業團體集結基層社工和學者來推行社工師法的訂立。
中國大陆则主要通过行政体系来认可社會工作師證照，制定過程都有賴於政府政 策的出臺,因此政府在其中扮演著主導的作用（朱健剛，2017）。這種專業發展的 依附慣性體現在專業證照制度上，依然不由自主地委身由國家的考試制度。
在我看來，通過專業考試來認證專業化，把證照考試等同於專業化，這種提 升社會工作專業化的途徑本身充滿著狐疑，這種專業證照考試並不是基於專業團 體內部的共識和基層社會工作者自下而上的推動，而是國家自上而下主導的建制 化，給社區工作者扣了一頂專業認證的帽子。正如陶蕃瀛指出证照是朝向国家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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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的建制化,不必然朝向更自主的專業化方向前進。社會工作在中國其實不是第 三部門發展的產物,反而為了自己的「專業地位」,一直向政府靠拢（朱健剛，2017）。 這就造成社會工作專業證照本身與專業自主性和專業認同產生分歧，無需認同專 業價值，只需要通過證照考試就能夠成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通過證照考試的認 證途徑，雖擴大了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隊伍，但極有可能面臨專業證照的淺 薄化，使之淪為「看起來專業」的包裝而已。
我國社會工作起步較晚，至今保持著行政性和半專業化的運行模式。在英美 社工專業化的特質被推向極致的現階段，盲目的專業化即是一種專業理想主義，
甚至陷入「專業化陷阱」（衛小將，2015）。我曾和一些社區工作者私底下交談，
詢問他們對於專業證照的看法，發現對於他們來說，專業證照只不過是一紙證書 而已，和自己的實際社區工作並無太大關聯，考取證照更多是迫於「別人有，我 也要有」的現實壓力，以及每月幾百塊錢的津貼補助。因此，對於年輕社區工作 者來說，考前買來參考書，看看參考書，做做考古題，發揮其應考技能，就能順 利過關，考完之後那些專業知識也往往被丟擲一邊，再無他用。如果說國家對於 社區工作專業化的認知建構是基於社區工作者專業證照考試的通過與否，那對於 剛進入社區居委會的年輕的社區工作者來說，發揮其應試考試的技能，就能考取 證照，獲取社會工作師的資質。某種意義上，專業證照考試靠的其實是社區工作 者的應試技巧。社工師證照考試變成了國家和社區工作者之間的考試遊戲，國家 通過證照考試來認定「專業」，社區工作者通過證照考試來獲取「專業」，雙方陷 入專業考試的怪圈中樂此不疲。在證照考試的裹脅下，面對專業證照由上而下的 權力規訓，社區工作者似乎也坦然接受，在考試中，社區工作者填寫出符合專業 證照考試答案的內容，但在實際中，更多的社區工作者並不會按照證照考試內容 來進行實際操作，而是將專業社會工作知識擱置一邊，選用更加熟悉的、由自身 生長出來的人情和演戲的治理策略或者知識論述，這些知識論述是從下而上，由 他們自身經驗萃取出來的，憑藉這些論述，他們不再只是國家凝視下被動接受遙 控規訓的專業社區工作者，而是活生生、與專業建制產生距離、具有靈活能動性 的本土社區工作者，通過自身的論述表達來建立他們在社區工作中的主體性地位，
建構出不同於國家眼中「好的」社區工作者，也是對國家專業論述的反抗。
不同於國家通過社工師證照專業化的論述，負責城市管理的社區工作者智偉 就對我說：「社區就是垃垃圾圾都要管的，就叫社區工作」（田野筆記 智偉—
20180116）。在實際社區工作者的論述中，將社區工作比作管理垃圾的工作，這 裡的「垃圾」蘊含多種意義，首先是真實社區所產生的垃圾，社區工作者負責管 理社區的環境衛生，就不得不和垃圾處理打交道，直觀意義上這是一份又臭又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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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其次是將垃圾比擬為雞毛蒜皮、瑣碎低下之事，「垃圾」一詞意味著社 區工作的骯髒低下，被人嫌棄。可見對於社區工作者來說，垃圾的論述相比專業 化和證照化的論述更加貼近社區工作本身，在社區工作者眼中，社區工作繁瑣雞 糟50，需要時時為社區居民擦屁股、收拾爛攤子，如同垃圾一般。正如Popple (1985) 所言，社會工作是撿拾別人所丟棄的骯髒工作。某種意義上，垃圾的社區工作論 述和婆婆媽媽的社區工作論述，代表了社區工作者對於社區工作的自我認知，在 他們看來，「垃圾」和「婆婆媽媽」意味著社區工作是繁瑣的、低下的、做著別 人不嫌棄的工作，這種對於社區工作的本體認知與書本上對於社區工作的專業認 知大相徑庭。說來也好笑，當我在田野後期曾和他們開玩笑說自己念完博士以後 也想進入社區，從事社區工作，結果在場的一位社區工作者就立馬就說，「你個 博士生怎麼可能來社區呢？社區工作沒有搞頭的，你腦子不要發傻，拎不清」。
在他眼中，社區工作並非高社經地位的職業，並不是高學歷的田野研究者我會去 做的工作，從事社區工作完全就是大材小用。如此看來，社區工作沒能通過證照 考試式的專業化，獲得社會工作師的稱號而建立「高人一等」的專業地位，在社 區工作者自身看來，社區工作依然是低下的、骯髒的、不受人待見的工作。社區 工作者自身對於社區工作的認同與國家對於專業化的認同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在社區工作者眼中，社區工作並非是由證照加持的專業性工作，而是「垃垃 圾圾」的工作，這是社區工作者對於社區工作的主體詮釋，「垃垃圾圾」的工作 是一個隱喻，也點出了在國家治理性下社區工作的位置——附屬性的，替國家屁 股的「垃圾桶」工作。
在社區制下，居委會作為政府底下的一條「腿」，一直以來都需要承接政府下 派的工作任務，只是在居委會大媽時期，國家對於居委會更多的是採取一種自治 的，放任的低成本治理，通過在地的婆婆媽媽來實現對於少數邊緣人口的治理、
居民調解和人群服務。在婆婆媽媽那裡，人情化的工作手法是重要的，這些是婆 婆媽媽在做居民工作和人群服務中所發展出來的工作知識。不可否認，這一時期，
婆婆媽媽對於國家治理是重要的，通過這些婆婆媽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居委會 自治的屬性，從而也能夠配合單位制，共同構成了國家對於城市基層的治理。這 種在地人情既是婆婆媽媽的工作手法，背後也透露出國家對於社區的治理盤算，
通過婆婆媽媽知根知底、人情化的手法幫助國家維持低成本的自治管理。
但另一方面，對於社區工作者來說，從居民區到社區，單位制的解體使得居 委會被委以重任，居委會接管人口的擴大和複雜化，許多治理任務被下放到社區。
50 雞糟一詞為杭州方言，意為讓人煩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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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於社區工作者的想象不再是婆婆媽媽，而是需要處理國家下派任務，排除 國家施政困難的基層官僚，而且最好是具有專業證照和專業知識的基層官僚。於 是，通過專業社工師證照制度，讓社區工作者不再是依賴在地人情的婆婆媽媽，
而是高效專業化的替國家完成治理的基層官僚。
這種高效專業化的基層官僚，一方面社區工作者基層官僚的身份，說明了在 國家治理性中，社區工作者獲得的工作位置就是完成國家社區治理，處理垃垃圾 圾工作的基層官僚位置。這種垃垃圾圾的工作使得國家不斷下派任務，社區工作 者的工作無所不包，既要處理傳統居委會的居民工作和人群服務，包括居民走訪、
這種高效專業化的基層官僚，一方面社區工作者基層官僚的身份，說明了在 國家治理性中，社區工作者獲得的工作位置就是完成國家社區治理，處理垃垃圾 圾工作的基層官僚位置。這種垃垃圾圾的工作使得國家不斷下派任務，社區工作 者的工作無所不包，既要處理傳統居委會的居民工作和人群服務，包括居民走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