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製造社區工作「背鍋俠」
第二節 「平民英雄」？還是「短命鬼」？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平民英雄」？還是「短命鬼」？
斯人已逝，各方媒體蜂拥而至社區居委會。陳浩以他年輕肉身的消蝕，源源 不斷地給社區居委會提供日常運轉所需的「優秀」樣本素材。在媒體塑造中，陳 浩作為優秀基層社區工作者的形象被打造得光輝熠熠。而事實上，不同於媒體塑 造的「優秀」和「敬業」，我從其他社區工作者口中聽到不同的論述版本。城市 管理社區工作者郁淇私下對我說：「聽到金獅苑小區 9 幢被陳浩拆過的居民在背 地裡都罵陳浩短命鬼，而且不是一個人這樣說」。一些居民在背地里惡語咒駡陳 浩「活該」、「短命鬼」、「背死鬼」，這位年紀輕輕就離世的社區主任，在一些居 民口中並不如官方媒體話語中的鮮亮，反而成為「短命鬼」般的的負面人物……
優秀的基層社區工作者竟然是居民口中咒駡的「短命鬼」，離開了媒體報導，
社區英雄也有可能跌落神壇！
Foucault 宣稱，現代社會的奧秘，就存在於它所製造的各種論述中，並且一 再強調，論述始終同它所論述的事實保持距離，甚至採取完全相反的表現形式，
以便於論述本身逃脫實際的基礎，將自身掩飾成無關利益或中立的的純客觀語言 形式，有助於發揮它奇妙而神秘的社會功能（高宣揚，2005:6）。一個是媒體報 導中優秀的基層社區工作者，一個是居民口中令人生厭的「短命鬼」，一面是主 流官方建構的正面論述，一面是一小撮居民私下的負面論述，不同的論述像是多 元棱鏡，交織在同一個人身上反射出如同天使和魔鬼般的兩張面孔。也讓人產生 疑惑：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陳浩？
「優秀社區工作者」以及「短命鬼」的論述不僅僅是單純的論述，在Foucault 的知識權力論中，特別強調權力的效果是通過論述來達成，論述背後承載著權力 的運作。我們必須將論述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脈絡中（context）去考量，以便 挖掘論述的豐厚性以及背後的權力政治運作，關照到社區工作者這一群體所處的 社會結構。年輕陳浩之死異乎尋常，卻也並不例外和個體化，而是政治性的指涉 每個社區工作者都面臨的根本處境，無法從整個社區環境中剝離開來。論述背後 充滿意識形態的權力操作，通過論述分析能更好、更深刻地剖析嵌入日常生活且 不斷被實踐與再生產的那些規範與權力，從而把握生活事件的複雜性（應星，
2016）。死後的陳浩作為優秀社區工作者，成為一種受到官方肯定的主流論述被 擴散複製，而當我們將居民口中「短命鬼」的論述浮出檯面，這個被邊緣化的非 主流論述，反倒成為我們探究論述背後權力拉扯的起始點，由之來捕捉社區工作 者身處的真實社區環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7
「短命鬼」在本土語義中為咒他人早死、不能長命，是極其惡毒的謾駡。陳 浩被居民詛咒為「短命鬼」的論述需要回溯到 2016 年 9 月杭州舉辦 G20 峰會期 間，回到當時的事件脈絡，政府對城市環境的整治迫在眉睫，重擔落到了城管職 能部門的肩上，並以國家任務的下派形式，將整治任務傳遞到各個社區公共服務 站中。當時陳浩作為社區公共服務站站長收到城管職能部門的通知，要求對社區 住戶的外立面進行整治，奉命拆除安裝在墻外的保籠51和雨棚。根據當時城管服 務的社區工作者李艦52的說法：
「G20 期間，從 3、4 月份開始，社區城管就需要進行外立面整治，對金 獅苑小區 9 幢外立面突出的保籠拆除，進行統一改造，由於之前的居民的外 立面並不是統一安裝的、都是自己安裝的，一些居民就不理解，心裡不舒服，
認為是我花錢裝的，幹嘛要拆，有些居民說不通，時間又緊，到了時間截點 最後只能叫上街道的城管執法中隊來強拆，衝突肯定是有的，當時陳浩年紀 也輕，街道也甩給陳浩去做很多本不屬於他的工作」（田野筆記 李艦—
20171203）。
另一位城管社區工作者郁淇的說法：
「9 幢後面就是 G20 期間強行弄的呀，所以那幫人到現在還在罵陳 浩是短命鬼，那個時候那幫老太婆出來哭爹喊娘的，陳浩也沒理，就帶 人過去弄，這是沒辦法的事情」（田野筆記 郁淇—20171203）。
G20 期間，保籠拆遷事件激化了社區工作者和居民之間的矛盾，居民餘怒未 消，將火氣撒向當時執行任務的陳浩身上，使其死後也落下「短命鬼」的駡名。
「短命鬼」的論述來自當時陳浩所從事的拆遷事件。在聽聞陳浩拆遷事件之前，
我從未將「拆遷」和社區工作者聯繫在一起，印象中雞毛蒜皮，熱心腸的居委會 大媽與鐵腕金剛、雷厲風行的拆遷工作者實在難以畫上等號。從居委會大媽到拆 遷工作者的變化到底如何發生？
社區工作者從事拆遷是國家治理性轉變下的典型寫照。在前面我已經提到，
國家治理性從計劃經濟的治理性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治理性。在原先社會主義計劃 經濟下，房屋是和單位制聯繫在一起，房屋是由單位分配給個人，不屬於個人的 私有財產。由於是土地和房屋的公有制，大家一起住筒子樓，所以拆遷對個人產 生的影響較小。後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單位制解體，房屋被推向
51 保籠是指居民自行安裝在窗戶外面的防盜窗
52 我進入社區田野時，李艦已經離開上羊，調離到附近社區居委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市場化經營，國家允許房屋的私有買賣，開始承認私人的合法財產權利，即房屋 私有制，但由於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土地仍然是歸國家所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治理性下，國家形成的土地治理制度即土地公有制，房屋私有制。在這樣的 土地治理制度下，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而居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拆遷矛盾背 後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房屋私有和土地公有之間的矛盾張力。
由於土地公有制，在房屋拆遷的過程中，國家具有絕對的主導權。政府可以 動用公權力而強行拆除房屋，又由於是房屋私有，個人的私有財產利益難免會受 到衝擊。而在以經營城市為目標的舊城改造中，為了使土地更有效率地服務於城 市經濟和規模的增長，地方政府否認市民在土地使用權上的民事主體資格，簡化 土地使用權轉移的流程，並以行政力量實現居民的搬遷（施芸卿，2015：169）。 在空間被重新規劃和建設的過程中，世居於此的市民是被完全排除在決策流程之 外的。即便在實施過程中，政府考慮環境、交通、基礎設施等條件，以便進行適 當的規劃，但實施方式和結果仍然是一種國家角度「撰寫空間故事的方法」（鄧 永成、王潔萍，2011），居民在拆遷行動中多處於被動位置來配合國家主導。拆 遷行為背後是國家土地治理制度的邏輯，而這種土地治理制度的邏輯歸根結底還 是在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背景下。國家對於土地使用的決定主導權，使 得國家在拆遷行為上往往具有絕對話語權，拆遷背後不可避免帶有的國家主導色 彩和行政力量介入。
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人口治理制度從單位制為主轉 變為社區制為主。這也就意味著，國家開始將許多人口治理的責任下放到社區居 委會。當然，由於社區的地域性，社區制不僅僅指的是對於社區人口的治理，還 包括與人口相關的土地空間的治理，對於土地的治理也會被納入其中。而通過社 區公共服務站，國家對於城市土地的治理任務連同其它國家任務的下派，名正言 順的進入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內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9
圖24：社區公共服務站背後的治理性邏輯
從 2013 年開始，一場被認為都市化改造運動的「三改一拆」作為官方話語 論述呈現在浙江省政府的政策檔當中。在官方的論述版本中，「三改一拆」是指 2013 年至 2015 年在浙江省全省深入開展對城市規劃區內舊住宅區、舊廠區和城 中村的改造，拆除全省範圍內違反土地管理和城鄉規劃等法律法規的違法建築。
在官方的話語論述中，政府希望通過三年努力，使舊住宅區、舊廠區和城中村改 造全面推進，違法建築拆除大見成效，違法建築行為得到全面遏制53。「三改一拆」
提到「對城市規劃區內舊住宅區的改造和拆除違建」，不可避免牽扯到老舊住宅 區所在的居委會和公共服務站，於是，「三改一拆」以一種勢不可擋之姿自上而 下成為社區公共服務站的業務範疇，並且扣合到社區公共服務站中的「城市管理」
類別，成為社區城市管理社區工作者的工作任務。在 2014 年《關於調整紫陽街 道社區城管工作考核辦法的通知》中，就提到：街道對社區城管工作的考評（城 管日常工作、便民服務點、城市建設、物業改善、生態建設、健康社區、愛衛會 工作、拆違、綠化等工作）（100 分×10％），在考核辦法中，「拆違」54赫然在列，
成為社區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在《2014 年紫陽街道控違、拆違工作實施辦 法》中提到了：
53 引用自：網址 http://www.gov.cn/gzdt/2013-03/02/content_2343269.htm
54 拆違是拆除違建建築的簡稱
基層治理制度：社區制為主
人口治理任務下放到社區 治理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成立社區公共服務站來 承接任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控違拆違工作的重點是加強事前預防和監控。一是加強宣傳教育。依 託社區將建設管理法律法規作為日常宣傳教育的重要內容，做到家喻戶曉。
在轄區和辦公場所上牆公示社區控違拆違組織網路、工作制度、責任人、舉
在轄區和辦公場所上牆公示社區控違拆違組織網路、工作制度、責任人、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