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本為中心」的工作邏輯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大學生說，我說你們怎麼辛苦幹嘛呢，萬一你一走進社區居民家裡，裡面男的 沒穿衣服，光著膀子，穿著三角褲的，我就說小姑娘，你也不要去了，找地方坐 著，中午吃個飯，我們幫你跑，拿回來問卷就自己分分掉好了，給你面子就弄完 了，然後給她們一張超市卡，我知道你們導師壓榨你們的，每天讓你們幹這種不 拿錢的活，她們就說這不好拿的，我說沒事的，你不說，我不說誰知道，留個電 話給我，下年還來。這個蠻有用的，等到下一年考察的時候，就打電話給我說，

哥，這次不是我，是另一個同學，我把他電話發給你，我說好好好，懂事的」。

在貝爺看來，通過作假可以省去很多麻煩，是應付上級遙控治理的不得不為 之。如此一來，便催生了社區工作者的集體造假。關於造假，貝爺就曾說過讓人 玩味的金句，「社工哪有不逢場作戲的」，言下之意為社區工作者用逢場作戲來完 成上級指派的指標無法避免，將造假作為「逢場作戲」，為造假找到了無傷大雅 的藉口。而「逢場作戲」帶有社區工作者明知是演戲，而選擇主動參與治理的遊 戲當中的心知肚明。說明社區工作者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國家的遙控治理，而 是體現了James.C.Scott（2007:29-30）所說的「虛假的、象征性的遵從」，社區工 作者表面迎合所展現的主體性反抗。逢場作戲和演戲一樣，代表了社區工作者更 為積極的、基於自身處境的反抗，是身為演員所展現出來的主體性策略。

第五節 以「文本為中心」的工作邏輯

「雁過留痕」是文本主義下另類的演戲。在社區工作者逐漸成為基層官僚的 過程中，社區工作者就不得不面對大大小小不同的文本（或文件、文書），現實 中的文本包括政策法規、檔案、通知、文件、報表、台賬、电子 APP、手機短信、

微信工作群等，不一而足。文本的產生往往對應上級行政任務的下派，通過這些 文本，國家旨意可以傳達到社區工作者手中。

文本作業的存在壓縮了社區工作者的日常行動空間，更強化了國家的遙遠治 理。透過文本，國家把社區工作的的過程與結果，轉化為考評結果的成效計算，

使社區工作者感受到「績效」的壓力，使得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必須圍繞著文本進 行，以便迎合文本的計算空間。圍繞著文本作業，使得社區工作者在遙遠治理下 被物化為填寫各種表格報表的作業機器，來維持國家對於社區的規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3

在D.Smith 看來，人們慣例地透過文本、表格與報告來進行他們的工作，特 別是那些與人群服務相關的職業。文本可能是很重要的，且被視為工作中理所當 然的工具（轉引自Campbell、Frances Gregor 著，王增勇、唐文慧等譯，2012:83）。 文本不只意味著工作內容的制式規定，還更抽象地指涉那些協調不同行動主體間 協作的各種要素，其中包括許多形式上語詞的分類、角色、甚至是計畫或政策，

這些不同型態的文本都是建制體制中協調行動主體構連社會關係的重要基礎。文 本代表了一種統治關係，透過文本所承載的客體化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呈現。

文本建構和主導了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安排，社區工作者不自覺地將自己嵌入到文 本的內容與說法中。看到文本之後，社區工作者自動啟動接下來的行為邏輯：帶 上手機、文本和工作筆記，趕到現場處理，按照文本要求隨時記錄下工作痕跡，

並使得工作痕跡能夠滿足文本的要求，處理文本成為第一要務，其他的事情可以 先放置在一邊。例如在登革熱期間，上級街道臨時通知社區，要求社區工作者去 居民家中走訪并分發登革熱的宣傳手冊，社區工作者全員出動急急忙忙去走訪居 民分發手冊，而我也被社區主任拉去做免費拍照師，記錄下他們走訪居民和分發 手冊的情景，社區工作者制式化將手冊分發給居民之後，就讓居民簽名，以此證 明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做到位。這時候，文本控制了社區工作的行為邏輯和活動安 排，社區工作者不再是具有主體性的工作者，而是變成了建制化的完成文本的作 業機器。

正如社區工作者小雨所說，「上面對於社區的考核爭優怎麼多，而且都要做 好，但實際情況是人員有限、經費有限、精力有限，每天上班 8 小時根本達不到 這麼多上頭安排的工作，勢必哪個催得緊先做哪個？那就導致應付工作優先、讓 上級滿意了再說」

「上面要求發問卷的時候很急，居民來投訴，例如下水管不通的時候，這些 真真正正為居民辦實事的時候，社區反而沒怎麼急了」。（田野筆記 小雨—

20171219）。

分發問卷是上級的文本要求，疏通下水管道是居民的服務需求，兩者同時放 在社區工作者面前，孰輕孰重？這種為文本服務的官僚主義邏輯，使得社區工作 者原先「以居民為中心」，變為「以文本為中心」。在「以文本為中心」的規則下，

對於社區工作者來說，處理文本才是首要，處理居民需求可以暫放一邊。其實，

事務的輕重緩急應對的是權力關係指向。正如幾個社區工作者所吐槽「上級的一 紙通知，我們（社區工作者）就得為此忙活大半天」，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

作為基層官僚的社區工作者勢必要優先處理上級指派的文本，使得「以文本為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心」直接進入社區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世界、并排擠掉現實生活中更加緊急的其他 事務，這種本末倒置的處事規則使得社區工作者開始不再關心原本社區真實發生 的事情，反而執著於文本的表面功夫，現實的社區真實必須讓位於文本的虛擬建 構，換言之，文本形塑了社區工作者的工作邏輯。

社區工作者管管就向我講起為應付上級領導的文本檢查所鬧出的經典笑話。

之前上城區全面啟動社區工作與職能部門聯動的「社區服務管理平臺」APP，將 社區收集到的有待處理事項錄入社區服務管理平臺，一些能夠直接解決的事務由 社區迅速解決，其他需要相關職能部門才能解決的事項，通過這個管理平臺交由 與之聯動的職能部門加以解決，例如：居委會接到居民打來的家暴電話就可以啟 動與 110 公安的聯動，負責的社區民警也會趕到和社區工作者同場進行處理。設 立這個平臺的初衷是希望社區與相關職能部門的聯動，加強社區居委會解決居民 事務的能力，可在現實生活中卻並非如此，管管開玩笑說是「底下的社工把經給 念歪了」：

「那個時候把井蓋撈開來，然後拍照再弄回去，弄虛作假。沒辦法，為了考 核，反而要弄點事情出來，沒事情要搞事情，他反而說沒有聯動不好的，要 有。所有有些事情，是為了做而做。沒有聯動，上面的人會覺得你沒做事情，

而且有些聯動是職能部門來處置的，有的時候，跟職能部門的關係還是蠻尷 尬的，有的東西處理不了，我們報上去，跟我們講處理不了，但是我們為了 聯動，他說你們怎麼又報了，有些時候為了做東西，他就會說你們不是都是 好的嘛，我就說，不好意思，我們為了跑量」（訪談 管管—20180201：04）。

上級領導通過管理平臺的電子文本對社區進行考核，在以文本為中心的行為 邏輯下，社區工作者為了完成文本和應付上級交差，不得不「無中生有」上演「打 開井蓋，拍完照片又合上井蓋」的荒唐鬧劇，上演這齣自編自導的戲碼。

文本的強大力量在於文本像一串帶有新型治理技術的 DNA 密碼，作為意識形 態的結晶物質與載體，一方面統攝社區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形態，另一方面進行跨 地跨時空的複製運作。文本可以跨域不同的場域落實，使得社區工作者的活動概 括化和標準化。例如，對於杭州市上城區的社區工作者來說，其工作考核標準和 工作守則是一致的。上面區級發一個文檔，下屬不同社區的不同社區工作者都要 執行一樣的工作任務，回應同一個文檔的工作要求，儘管各個社區的實際情況並 不相同。文檔產生了去脈絡化和去情景化的效果，通過文本可以保證不同地域的 社區工作者能夠執行相同的工作任務，這時候社區工作者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5

是作為「被治理的物」，文本將上級政府和底下的社區工作者緊密聯繫起來，方 便了上級政府對社區工作者的操控，支配著社區工作者的日常工作軌跡，左右著 社區工作者的行動邏輯。當然在目前文本導向的治理中也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勢，

就是越來越注重網路科技新型媒介的使用。文本不在需要通過紙質的方式來傳達，

而是變得更加現代化和高科技化，過去是各種紙質表格文檔，而現在則是電子文 本，電腦軟體 APP，甚至是手機工作群。紙質文本的變異強化了文本的原有特質。

尤其是各種電腦 APP 的使用，其作為一種新型媒介，本質上和文本所帶的統治性 質無異，並且帶有更加強大的複製性、跨時空性和統一性，將權力無遠弗屆的傳 遞。電子文本的推行使用，其本意是想通過信息化辦公來減輕社區工作者的文本 負擔，例如按照電子 APP 上的分類進行信息歸納整理並及時錄入。但是實際上，

各種電子文本的使用，並沒有減輕社區工作者的負擔，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 和時間成本。社區工作脫離了現實陷入到一種文本主義中，社區工作者所做的任

各種電子文本的使用，並沒有減輕社區工作者的負擔，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 和時間成本。社區工作脫離了現實陷入到一種文本主義中，社區工作者所做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