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總結
第二節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區工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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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社區工作者，但對於社區工作者來說，這套專業化的工作手法並不是從實 際的社區工作中長出來的，考取專業證照也僅僅是為了一紙證書的走過場而已，
社區工作依然是「國家治理性下的垃圾工作」。
社區工作者淪為「背鍋俠」的處境說明，以居委會為載體的中國城市社區工 作一直以來無法迴避「人民」和「國家」的兩種力量拉扯，究竟是「國家」雇用
「社會工作者」來改變「人民」，還是「社會工作者」將成為教育「人民」去管 理「國家」的力量（方昱，2007），代表了不同的社區工作發展取經。而對於中 國的城市社區工作來說，從一開始的居委會工作，到後期成立社區，引進西方的 社區工作，社區工作的發展離不開國家力量的催生介入。社區工作在某種程度上 與「國家在社區的工作」畫上等號，即社區工作等同於國家在社區的工作，尤其 是社區工作者官僚化之後，社區工作者成為「背鍋俠」，社區工作被當做執行國 家意志在社區延伸的國家工作，這一點是中國社區工作無法迴避的現實處境。在 國家治理性下，社區工作缺乏自己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而是附屬於各種治理性下 的衍生品。
在西方，社區工作作為社會工作中最富有變革與激變色彩的領域或方法，是 對保守康復性主流個案社會工作的不滿而提出的另類發展道路。西方社區工作傳 統來自於睦鄰發展組織（Settlement House）的與居民同在，從而扎根社區。而與 西方睦鄰發展組織的傳統相似，作為居民自治組織的居委會通過在地的婆婆媽媽，
也達到「和居民打成一片」，深入居民的自治效果。只是不同於睦鄰發展組織後 期發展出集體取向、踐行民主和變革的社區工作傳統，婆婆媽媽和社區工作者雖 有發展出人情化的工作手法，但是這種人情建構本質上仍是為國家治理性服務，
而非喚起居民的集體民主意識。而人情手法也往往帶有私領域的封閉色彩，強調 個人的利弊得失，而非喚起居民的民主集體意識。社區居民雖展現出參與社區活 動的志願性，但是這種志願性基於人情考量和地域關係，很難將其與西方社會的 市民團體相提並論，也似乎很難孕育出某種集體取向的公民性。
第二節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區工作知識
田野的珍貴，在於你以為知道的東西其實是你不知道的，社區和社區工作對 我而言也是如此，是一個重新發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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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田野之前，我是一個受過西方社工教育、一路順風的博士生，帶著正 統專業的訓練進入最接地氣的社區居委會，想要來探討本土的社區工作是什麼。
在專業書本中，對於「社區工作」的介紹大抵是以社區為對象的社會工作介入方 法。它通過組織社區成員參與集體行動來界定社區的需要，合力解決社區的問題，
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社區工作不僅僅是一種服務，還是一種方法。
而當我真正進入社區之後，發現本土的社區工作並不如我想象如此。
社區工作與社區治理之間的二元落差，讓我看到本土的社區工作成為「國家 治理性下的垃圾工作」，社區工作者作為基層社區官僚需要進行人情和演戲作假，
這些都是書本之外，卻是真實發生的社區工作，是我來到社區田野之後所重新認 識的社區工作。我到社區之後發現，人情和演戲作假作為社區工作者的本土知識 和實務智慧，是社區工作者在現實社區治理中必須長出來的一種治理性。
人情和演戲作假是社區工作者在應對國家治理性下的不得不，但卻是很重要 生存方式和工作知識，這些真實而生動的出現在本土的社區中，勾勒出本土社區 工作的面貌，而不曾出現在專業教科書中，也不曾出現在專業知識生產的討論中。
中國社會工作在檯面上幾乎仰仗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在專業化的發展 過程中，西方的理論知識體系被認為是符合專業化的期待，並且透過全球化的擴 散而被競相朝聖，位於知識生產金字塔的頂端，而中國社區工作知識也是是如此。
社區工作知識一味西化的結果就是殷妙仲、曾家達（2013）認為在《社區工作》
這本 250 頁的書中，過於倚重歐美國家的理論和方法，較少涉及與中國背景相關 的議題，包括了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擁有在組織群眾上的經驗。Said（1978：
40）在《東方主義》中寫到關於東方的知識, 由於是從權力中產生的, 從某種意 義上說 ,它創造了東方、東方人和東方人的世界。東方主義是西方建構的產物。
東方主義是一種西方對於東方的宰割、重建和話語壟斷。因此也造成從西方擴散 的知識是霸道的，殖民的和不加反省的。Said 精確地描繪了東方（orient）的發 現，為的是乃在於祛除另外一個東方：一個曾經是作為原初形貌，以及一種潛在 性的中古歐洲意識的那一部分的東方。社區工作知識生產中的東西失衡，以及本 土社區實務知識的不被看見，無疑再現了知識生產中東方主義的失落和西方專業 霸權的傲慢。
這種帶有西方專業傲慢的社區工作知識生產，導致了社區工作的知識帶有殖 民依賴性格。而這種殖民依賴性格結合國家的治理性，使得社工學術界的知識生 產呈現出「雙重依賴」性格，既要依賴於國家權力，也要依賴於西方學術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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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雙重依賴」形塑出中國社區工作知識生產的樣貌，儘管這與本土實務中無 法被說出口的「垃垃圾圾」的社區工作相距甚遠。鄭怡世（2006）以「擺盪在黨 政控制與知識依賴間」來描述分析台灣地區戰後 1942 年到解嚴前 1982 年的的社 會工作，認為這一階段的社會工作依賴英、美知識與國家機器頗深。雖時空脈絡 不盡相同，但社區工作知識生產的依賴性格卻也同樣顯現。對於活在國家建制化 而養成依賴性格的本土社區工作來說，在知識生產上面，既要服務於國家治理性，
也要尊國家主流論述為主，即西方的外來專業社會知識。知識生產的「雙重依賴」
性格，以及由於知識生產中學術界與實務界長期存在的權力藩籬，使得本土實務 社區工作者的論述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必然是被壓抑或否定了。在田野中，作為 基層官僚的社區工作者在應對國家治理性中所形成的人情和演戲作假的工作手 法，并沒有被囊括進入學術知識生產的體系中。
這些本土社區工作者的知識生產不存在於學術論文發表和專業證照考試中，
而是存在於社區工作者多年切身摸索下的經驗總結，在於常年與居民接觸下的人 情化操作，在於如何在應對上級檢查時的作假演戲。他們如何縫合對上和對下的 關係，他們如何帶著權力規訓的腳鐐跳舞，以及他們在國家體制下的順從與演戲 等等，這些都可以成為目前本土社區工作知識生產的精彩來源，也是其可以與西 方社區工作產生對話的空間所在。正是社區工作者身處在這樣一個極具張力，極 具變化的社區居委會環境中，這些都提供了社區工作知識生產的養分，可以讓我 們看到貼近社區工作者知識生產的可能性。這些更為鮮活和有營養價值的知識經 驗本可以成為本土社區工作知識生產的重要來源，結果卻沒能夠被很好的被產出。
本土的社區工作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婆婆媽媽的工作，其知識也被認為是「土 法煉鋼」，「土法煉鋼」相對於「專業證照」，說明本土社區工作在知識生產權力 中的低階地位。社會工作專業知識作為西方舶來品，和一直以來的婆婆媽媽工作 屬於兩條不同軌跡的河流。直到最近，兩者之間通過專業化和社工師證照，才有 了交匯衝撞。專業證照背後充滿權力的歧視和排除效果，在專業證照考試中，我 們不會將婆婆媽媽使用的在地化的實務經驗囊括進入考試內容。正如鄭奶奶的
「大年初一鬧上家裡來處理居民調解」，在專業角度來看似乎模糊了專業與生活 的界線，但是對於婆婆媽媽來說，正是基於在地關係和人情的考量。那是一種人 情化、經驗取向的知識，這種知識是活生生、貼近生活脈絡的「土法煉鋼」，但 是這種知識並不會出現在專業證照的考試內容中。
事實上，當我身入社區，聽到這些社區工作者的心聲敘事，看到他們在夾縫 中所發展出來的人情和演戲作假的工作手法。當我在田野中看到怎麼多「土法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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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的婆婆媽媽知識后，我才發現對於本土的社區工作來說，這些都是有價值的 和極其重要的。而記錄下他們的處境與故事不僅表達了他們身處體制漩渦的集體 困境，也是想喚起社會工作朝專業化路線發展的所帶來問題，即是在「專業」的 外形上，忽視了社區工作者現實處境而導致的皮肉分離。西方傳入的專業社區工 作知識變成應付考試的兩張皮，無法真正做到嵌入55。這也教會我這個受過專業 社工教育的人回過頭去反思：我們如何在社工教育和知識生產中增添在地性的東 西？我們的社工專業教育到底缺失了什麼？
我想這既是想要為我自己找到一條出路，也是為中國本土的社工教育和知識 生產找到一條出路！
55 「嵌入」一詞是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在討論專業社區工作和社會組織如何在社區落地生根所用的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