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媽媽」的在地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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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者「以私利公」的人情化操作是為了應對在「無權無錢」的處境下 開展居民工作和維持居委會作為自治組織權威的建立。這裡的「權威」類似一種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需要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去開發、利用與保護。這樣 的社會資本需要通過人情來更好的培養，這種微妙的人際關係所形成的社會資本，

往往是人情化操作的目的，這些都遠超出黃光國對於人情的界定與分類。因此，

人情化操作不應該簡單的認為是社區工作者個人的人際交往，而是應該將人情操 作與社區工作的治理性扣合在一起，人情關係更像是一種社區工作者發展出來的 工作策略，所遵循的「報之規範」也不只是對個人的報償，而是對居委會權威的 服從。

其實，發展人情關係並不是中國社會特有的一種現象。台灣的社會工作者與 服務對象建立良好的關係叫做「搏感情」，西方社區工作組織睦鄰合作組織

（Settlement House）中要求工作者不能帶著高高在上的慈善優越感進入社區，而 是應該長時間和社區居民生活在一起，與居民同在（with）的「蹲點」。這些工作 手法都可以看做是人情關係運用的展現。

而對於中國的社區工作者來說，人情關係作為工作手法的傳統來自於原來的 居委會大媽，也就是說人情手法經歷了從居委會大媽到社區工作者的傳承與改變，

這背後也折射出國家治理性的變化。

第三節 「婆婆媽媽」的在地人情

不同於現在年輕的專職社區工作者，原先居委會大媽幾乎都是所在或附近居 民區，上了年紀的大媽⁴⁴，原先的居委會工作更多帶有志願服務的性質，薪資報 酬微薄。除了離家近、工作相對比較自由輕鬆外，居委會工作的確算不上一份誘 人的工作。所以當我詢問幾位居委會大媽當初為何會加入居委會工作，所得到的 答案幾乎都與「人情」有關。

林阿姨今年 73 歲，原先在杭州繡品總廠（杭州工藝美術集團公司）工作，

做到 50 歲退休，之後進入上羊市街居委會成為居委會大媽，負責婦女計生這一 塊。在林阿姨看來，「原先的居委會真不像樣子，沒有辦公桌，怎麼小的一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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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那個時候真的不是為錢，為了錢的話我在外面賺兩千塊錢，真的不回來了。

一個是為了面子，還有一個是為了路近」（訪談 林阿姨—20171215：02）。在林 阿姨看來，當初去居委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面子」和「幫幫忙」。在 林阿姨口中，她提到來居民工作是「幫幫忙」，「幫幫忙」一詞是原先居委會主任 邀請她來居委會工作的說詞。但仔細分析卻饒有意味，透露出幾層含義：其一，

暗示居委會工作並不繁重，無需像其他工作一樣勞累掛心。其二，用人情作為籌 碼，讓人不好意思拒絕。另一方面「幫幫忙」也是林阿姨自己對進入居委會工作 的一個解釋。在她看來，居委會工作並非正式性的工作，與其說這是一份職業，

不如說是退休之後額外性的謀生手段。因此到居委會工作只能算是「幫幫忙」。

「後來我 95 年退休以後，先是在公司做統計的，怎麼會到這裡來的呢。我上 面的這個鄰居，她是一個黨員，黨員組織關係轉到居委會，街道聘用她上羊 市街做主任，那個時候就感覺到以後居委會都要上一個檔次，例如說台賬什 麼的，都要有點文化，有點水準管理的，不可能像老太太老媽媽這樣去弄的，

她很能幹的，說說寫寫都可以的。她說你不要去做了，到這裡幫幫我好了，

到我這裡來哪怕做到 60 歲，70 歲都不要緊的，很自由的，上午兩個小時，

下午一個小時，有什麼事情就去好了，你說上班真辛苦的，每天跑來跑去。

那個時候我年紀還輕的，就覺得難為情的，就放棄了那邊的工作到這裡來幫 幫忙」（訪談 林阿姨—20171215：01）。

而更老一輩的居委會大媽，鄭奶奶，今年 92 歲的居委會大媽，原來是大獅 子巷居民區（現在金獅苑社區）的居委會大媽，鄭奶奶在 1977 年退休之後，1980 年正式來居民區，開始做居民主任，本來是在中山南路居委會，後來搬來大獅子 巷居民區，就是現在的金獅苑，一做就做了 20 多年。在鄭奶奶看來，來做居委 會工作是受人之托。

「我是 1977 年退休之後，80 年正式來居民區，開始做居民主任，本來我是 在中山南路，後來搬來這裡大獅子巷居民區，就是現在的金獅苑。居民主任 做了 20 多年，那個時候高書記還在，那個時候說我年紀輕，剛退休，剛出來 的時候，有點文化，我那時候是初中畢業，就叫我過來」（訪談 鄭奶奶—

20171228：01）。

結合之前樊阿姨的表述，「架不住勸說」、「難為情」是當初居委會大媽選擇 進入居委會工作的原因。無論是「架不住勸說」、「難為情」、還是為了面子的幫 幫忙，以及是受人之托。背後都是基於人情關係的考量，不想撕破臉而破壞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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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處規範，畢竟在同一居民區里抬頭不見低頭見。同時，對於勸說人利用 人情的反復勸說，這些居委會大媽也遵循「報」的規範，選擇進入居委會工作。

「架不住勸說」、「難為情」體現了人情關係的「做人情」給對方，是一種餽贈對 方的資源。當然，對於前來勸說的人來說，通過個人的反復勸說居委會大媽加入 居委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也達到了「以私利公」的目的。原先印象中 居委會大媽是通曉人情世故的婆婆媽媽，而她們進入居委會很大一部分原因卻是 基於人情的考量，使得她們最後選擇進入居委會。當時居委會工作人員的選拔並 不是正規化的考試機制，反而比較像鄰裡之間的「舉薦」，而且居委會大媽大多 是退休婦女，本身也擁有一部分養老金。在人情羈絆的多方權衡之後，居委會大 媽最終進入居委會來「幫幫忙」。

當居委會大媽選擇進入居委會「幫幫忙」之後，在地的人情往來既是她們鄰 里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她們的工作手法。那時的居委會大媽不是被動地坐在辦公 室裡等待居民來辦事，而是東家長西家短，閒聊嘮嗑、走街串巷式的在社區走動，

深入走訪到居民家中，主动与居民打成一片。鄭奶奶回憶道：

「开始的时候（居委会）没有办公室，办公室都没有，办公都是在家里的，

都是这样的。我一个背包背着的，里面放了图章什么的，碰到要敲印子的人 就拿出来敲。后来金狮苑造出来的，在一幢这里的房子给我们做办公室。那 个时候居委会和居民的关系，蛮连心的，都在下面的，都不坐在上面的」（訪 談 鄭奶奶—20171228：03）。

「那時候居民區地方小，就袁井巷這片，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土生土長這 個地方的人，那個時候沒有人掃地的，不像現在有環衛來掃，原來都是我們

（居委會的人）自己掃，還有綠化帶澆水，我們四點鐘就爬起來澆水。那個 時候，掃地呀什麼的都是居委會的人做的，居民鬧矛盾了，我們就去勸。那 個時候（袁井巷）房子剛造好，94 年剛退休的時候搬進房子，94 年年底 95 年剛剛當主任，電燈沒的，他們都到居委會裡面來說，樊主任，電燈都沒有 的，多少慌人的，晚上看到人家角落裡面躲著，嚇都嚇死了，就是整個小區 沒有一盞路燈。後來，我們做的事情都蠻實在的，那時候我們就跑路燈隊，

那個時候我就騎自行車去，騎了十多次了，知道他們的局長，後來他們就說 要拿出一萬塊錢，我說一萬塊是沒有的，我只有八千塊，後來給了他們八千 塊，裝了十隻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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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的居民工作好像什麼事情都幹的，和居民關係都蠻好的。到 現在大家見到我，都叫我樊主任樊主任。沒現在分的怎麼清。比如說那時候 8 幢裡面有個女的是瘋子，那時候家裡沒有鈔票，很熱很熱的天死在家裡的，

死了之後我們什麼事情都做，我們居民幹部就知道她家裡死人了，這天早上 就到他們家裡，我們就不怕髒的就把這個死人抬到床上去」（訪談 樊阿姨—

20180123：02）。

由於住在同一居民區，居委會大媽與居民之間十分熟悉，依靠的是人情往來、

熟門熟臉的工作方式。鄭奶奶背著背包「和居民打成一片」，樊阿姨的「和居民 關係都蠻好的」乃至於親自處理居民的喪事。共同的居住環境和共同的生活經驗，

以及綿密的人情網絡，使得居委會大媽和居民之間能夠產生親近的連結，知根知 底的熟悉感使得她們往往能夠以嘮家常的方式來解決居民矛盾，在走訪閒聊的片 刻功夫蒐集居民訊息，與居民之間的相處更多的是依靠彼此之間的人情關係。在 她們看來，社區既是生活的場域也是工作的地方，社區對於她們來說是與居民共 在的生活共同體，充滿著家長裡短的生活氣息和人情上的往來。對於居委會大媽 來說，社區居民既是服務對象也是街坊鄰居，她們的在地生活與工作之間產生很 深的連結，這份連結勾勒出她們自身對於社區工作的認同與想象。鄭奶奶就講起 自己當初做居委會工作，農曆大年初一就有居民因為家庭矛盾找上門來，在家裡 辦公的場景，「就是調解，有居民大年初一哭到我們屋裡來的，屋裡的家務事情，

媳婦和阿婆鬧僵，或者是夫妻兩個人鬧僵了，我就叫了調解主任，一道去調解，

去調節嘛，總是勸勸他們，要和睦，勸攏不勸退」（訪談 鄭奶奶—20171228：

01）。對於鄭奶奶來說，居委會工作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家庭地點亦是工作 場域，在這裡，社區工作和社區生活的相對邊界自動消失了，工作與生活都被裝

01）。對於鄭奶奶來說，居委會工作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家庭地點亦是工作 場域，在這裡，社區工作和社區生活的相對邊界自動消失了，工作與生活都被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