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品質（嚴謹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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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和對話經驗中是否流露出專業的傲慢，使受訪者（尤其是實務工作者）感到 不舒服或低人一等。正如古學斌（2012）認為，知識分子與社區居民的對話關係 裡依然存在著知識/權力，知識分子所以為的在實踐里生產實踐知識，有時會太 過強調實踐和知識的正面意義，而忽略了知識分子宣稱的社區實踐知識，也可能 是主流知識/權力在此運作的結果。古學斌（2012）提醒我們，當我們（知識分 子）強調要在社區實踐里生產社區實踐知識時，可能忽視了對話實踐中的知識/

權力問題，以及對於知識的詮釋權。因為，對於研究對象來說，她們其實是具有 知識生產的能力，只是她們不知道如何詮釋他們的知識生產，缺乏詮釋的取經和 方法。

某種意義上，我並非是一個真正的實務社區工作，卻「假借他人之手」進行 社區工作知識的生產，書寫我的博士論文，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不平等。如何 縮小這種權力的不平等，可以從兩點入手。首先：讓研究對象參與到知識的詮釋 中來，所以在蒐集資料、分析和書寫當中，盡可能讓社區工作者和居委會大媽參 與和討論進來，將一部分詮釋權返還到他們手中。平時在與他們的互動中盡可能 多製造平等對話和討論的空間，包括在每次的敘事訪談之後，將整理的文字稿交 還給他們，聽取他們對於訪談內容的看法並進行校對。其次，我的研究承襲 Foucault 的知識權力論，讓我們看到被排除的論述和知識經驗，以冀為弱勢群體 發聲。這也是女性主義者所提倡的倫理關懷，以女性主義的立場來看，研究並非 個人的研究，研究者要幫助參與研究的女人去進行他們的研究，讓研究者與被研 究者一起來決定研究目的、研究步驟、甚至運用研究成果，如此一來讓被研究的 女人（或男人）被「聽到」，才有可能從研究對象的立場來看、去理解世界（Pamela

& Claire, 1995）。在這一點上，通過我的研究，使社區工作者的聲音被更多人聽 到，他們社區工作的價值也可以浮現到知識生產的檯面上。

第三節 研究品質（嚴謹性）的討論

對於初出茅廬的田野研究者來說，在進入田野現場之前，研究者應該學習一 些與被研究者建立良好關係的方法，如謹慎、誠實、不做預設、當一個反思的聽 眾，願意表露自己等（Bogdewic,1992:52）。此外對於田野研究者來說，在田野過 程中需要建立一種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都能接納的共處關係（rapport），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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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得以接納研究者暫時成為當 地社群的一份子。所以這樣的共處關係

（rapport）有點像是將研究者放在一種中介的位置，研究者並沒有真正變成當地 人，當地人也知道研究者不是當地人，但是他們又很清楚地知道研究者努力嘗試 了解當地，也接納研究者的無知。這種互相理解形成之後，信賴關係也比較可能 會形成（劉紹華，2010：189-190）。而信賴關係的建立往往會影響田野工作當中 資料蒐集的品質。

對於質性研究來說，其嚴謹性一直受到質疑。Lincoln 與 Guba（1984）提出

「值得信賴性」（trustworthiness）的評准，以「確實性」（credibility）、「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與「確認性」（confirmability）來取代

「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與「客觀性」。其中「轉換性」即是指外在 效度，指研究者相信每件事情是受脈絡限制的，是以一套研究發現可否遷移至其 它脈絡，仰賴的是研究脈絡與其它脈絡之間的相似性與適配性而定。因此，對於 民族誌來說，田野的深描和注重对研究脉络的详细介绍，讓讀者可以判讀發現是 否可以外推到自身的經驗。此外，對於質性研究來說，更多的是追求豐富性和差 異性，本研究也無法窮盡所有居委會大媽的知識論述和自身經驗，實證主義取向 下的統計外推性不能套置在此。Schofield（1990）提出建立外推性的目的有三，

分別是「what is」、「 what may be」、「what could be」（Kvale. S，1996:234)，對我 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在於回答「what could be」,在建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取向 下，「what could be」意味著跳脫實然層面，而是著眼於應然層面的回答。因此，

「what could be」是一種可能性想象和對目前（知識）論述的拓展，它幫助我們 挖掘主流論述之外，還有哪些是我們未曾想到的，可能存在的社區工作論述，居 委會大媽的社區工作論述就是「could be」。

Hammersley(1990)認為「效度」就是反省，不能拿實證主義那一套標準來衡 量質性研究者。批判主義者認為，研究規準的掌握放置於歷史脈絡與結構情境中，

并強調行動、實踐、一份批判的文本，其好壞在於能否反身性地揭露社會工作形 成的壓迫作為判斷依據。Smith（1992）提出研究品質的評估規準在於文本揭露婦 女世界中壓迫結構的程度。在此取向下，對於權力議題的揭露，以及為弱勢群體 發聲成為研究者更為看重的研究品質。因此，在 Foucault 知識權力論的指引下，

我對於居委會大媽的知識論述放在更大的國家治理脈絡下，並且看到知識生產背 後的權力關係。

Kvale（1996）提到後現代主義取向下，更強調「溝通效度」和「實踐效度」。

「溝通效度」指的是研究過程中的溝通是否免於壓迫，「實踐效度」指的是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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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轉化為解放的行動。「實踐效度」強調研究的用處與彰顯權能，以提升被研究 群體的福祉。如同 Van Dijk（1993）指出，批判論述分析是否成功除了可由有效 性和關聯性來看之外，同時也可以視其是否造成變遷來衡量。在「溝通效度」上，

我嘗試與居委會大媽建立一種夥伴關係和友善關係（rapport），以及如何避免在 與之交談的過程中流露出空洞化與建制化的專業術語，而是以一種她們更為熟悉 的方式，用接地氣的語言表述來與之交談對話，避免產生壓迫和溝通對話的不對 等。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可以運用三角檢視法（triangulation）來檢視多方來源 的資料是否有出入或矛盾，包括了田野筆記、訪談逐字稿及二手的文字資料和媒 體報道，進行交叉檢驗。此外，除了將研究分析的初稿寄給居委會大媽，交由研 究參與者審閱檢查，還可通過同儕評議法（peer audit），得出初步結論後與自己 的同學、老師和相關研究的學者交換看法，聽取他們的意見。在「實踐效度」上，

除了將研究所產生的知識回歸給居委會大媽之外，更期待居委會大媽通過該研究 對目前主流的社區工作論述產生質疑並形成抵抗性的另類知識論述，發出自己的 聲音，乃至產生行動研究中意識覺醒的效果。在我看來，「實踐效度」並非是我 這段時間的田野工作所能夠企及的，「實踐效度」的發酵需要研究者和研究對象 長年累月的站在一起（with）。

在社區田野中，曾經不止一次有人問我「為什麼想要來研究社區居委會和社 區工作者？」，我笑笑回答說：「想要為你們發聲呀」，也許在他們看來，接地氣 的社區工作跟高大上的學術研究似乎並不掛鉤，我的回答讓他們覺得近乎理想主 義的天真。但是我固執的認為，在這個急劇變化的中國社區發展脈絡下，社區工 作者真實的身處其中，他們撐起了社區工作的發展，他們的經驗是重要而鮮活的，

需要有人將其記錄下來，而我願意嘗試做這個記錄者³³。

33寫完論文之後，我將其發給社區工作者翻閱，其中一位社區工作者說他感謝我能夠寫出他們的故事，并 希望我能夠繼續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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