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證照與國家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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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考不過社工師卻被譽為「活神仙」的社區工作者，一個是專業社會工 作教育背景出身，但是對於社區懵懵懂懂的博士生。兩者之間的對話更像是兩種 社區工作在中國發展而產生交會的縮影。

而對於秦姐來說，社工師考試並不是她的擅長，反而與居民的實際走訪互動 更為舒坦自由。於是，這個擅長走訪、懂人情的居委會「活神仙」幾次參加考試，

卻遲遲沒有拿到專業的社工師證照。居委會的「活神仙」竟然多次考不上社工師 證照，而社區里叫她「師傅」的幾個年輕社區工作者都已經拿到社工師證照。秦 姐的吊詭現象讓我反思，為什會國家需要考取專業證照的社區工作者？以及居委 會的「活神仙」為什麼考不上社工師證照？

第二節 專業證照與國家治理性

當然這些都需要鑲嵌在國家治理性的變遷中來探討。

在前面我已經提到，在居委會大媽時期，國家對於城市基層的人口治理主要 透過單位。在單位制下，居委會作為人口治理的配角，國家足以依靠這些婆婆媽 媽的在地人情來打造一個非正式的、偏向自治的人口治理環境，而這些知根知底、

熟稔人情、手腳勤快的婆婆媽媽被挑選進入居委會，成為當時國家眼中合格的居 委會工作者。在當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治理性下，社會工作被認為是西方資本 主義的產物而自絕於門外，而這些婆婆媽媽無需掌握西方社會工作知識，也不需 考取專業證照的認證就足以應付國家對於人口治理的要求。

這一情況隨著 80、90 年代，單位制的解體而改變，單位制的解體意味著國 家原先主要仰賴的人口治理制度面臨崩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國 家急需發展出另一套人口治理的制度，於是原先處於配角的居委會成為主角。在 居民區合併為社區之後，居委會接管人口的擴大和複雜化，這時的社區不再是原 先只依靠婆婆媽媽自治的居民區，許多治理任務被國家下放到社區，國家對於社 區的介入日益加深，居委會成為執行國家下派任務的下的一條腿。因此需要正兒 八經、專職的社區工作者來作為基層官僚的角色更好的完成國家下派的任務，替 政府施政排除困難。專職社區工作者替代了閒散自由的婆婆媽媽，成為國家眼中 合格的社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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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僅僅僱傭年輕的專職社區工作者作為基層官僚，社區工作依然會被 当做是一份與婆婆媽媽差別不大的工作。這時的社區工作者不僅需要專職更需要 專業，需要掌握人口治理的一系列專業知識，來完成國家對於社區人口更為複雜 和專業的治理想象。毫無疑問，西方社會工作知識就成為國家挑選之後可以被用 於人群服務的專業知識，使得居委會邁向下一個治理性的階段，謀求對人壽命、

福祉和精神健康狀況的促進，對不同群體更加細微的計算考量。

人群服務歷來是居委會工作的重點，在單位制時期，通過居委會大媽類似友 善訪問員的安撫救濟，國家試圖將這些單位之外的邊緣人口有系統地納入科學調 查和治理的一環。依稀可見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通過居委會這一基層組織，同樣 俱備類似於歐美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初期對於边缘人口的治理方法。即便當時不被 稱為「社會工作」，但已醞釀出近似於當代社會個案工作相關的調查知識和對於 边缘人口的治理技術。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個人脫離單位被拋到了市場，社區就被國 家賦予承擔在市場化下的人口進行規訓和治理的責任。例如我在田野中就聽到諸 如傳聞：一位獨居老人在家裡不慎摔倒，子女打電話到居委會來責難，認為居委 會沒有盡到服務照顧責任。當老人子女無法盡孝，就會要求社區代為照顧老人，

以及當獨居老人在家中死亡，社會的輿論矛頭第一時間就會指向社區。這個時候，

居委會完全擔負起人口治理和人群服務的責任。人群服務也從原來單位之外的邊 緣人口不斷擴展，包括了像是失業人口、流動人口、空巢老人、企業退休人員等 等這些伴隨市場化而新增的服務人群，這是原先的居委會工作所無法想象的。人 群服務的重擔勢必使得居委會的社區工作者需要一套新的、不同以往的工作知識 和手法，這套工作知識和手法必須能夠細微處理不同人群的服務，這套工作知識 和手法帶有「專業性」和「現代性」，能夠更好的凸顯專業治理和對人口的規訓。

西方舶來的社會工作作為專家/知識，其帶有的「社會干預調節」、「社會安 撫」、「助人自助」、「潛能挖掘」和「主體塑造」等知識契合國家對於社區人群服 務的要求。從知識權力來分析，知識與權力是相互指涉的，知識作為一種規訓權 力鑲嵌在國家的治理性中，國家的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是被看成是一種藝 術，它是遵循特定規則的技巧。這些規則不是關於習俗與傳統，而是關於知識，

理性的知識，簡言之，傅科要說的是現代國家是遵循理性的知識（轉引自姚人多，

2001）。Leung、Ngni 等（2012）認為，社會工作的開端就是作為一種治理的知 識，為了處理重新建構的治理問題，社會工作表現出複雜的、靈巧的、看似可管 理的遠端治理技術。現代國家治理結構和體系的轉變，如果沒有專業化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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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做配合，那麼這個轉變就缺乏具體的技術手段來支撐，進而導致一種有空相 無能力的治理形態。所以，如果要把「善治」作為目標，就需要一種治理能力的 轉變和提升。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不是僅僅靠提升行政管理能力就能滿足，而 是靠提升與之配合的各項專業服務體系的能力。狹義的社會工作作為一種解決功 能失調群體的規訓技術，就是一種不同於行政管理技術的專業服務技術。因為規 訓技術不同於行政監管技術，規訓技術是一種專業知識和專業手段的編排使用策 略，要對個體的身體進行精細的觀察、記錄和調控，進而達到一種由外部控制到 內部控制的主體性塑造（郭偉和，2016）。

小芮說起自己在上羊時期，特別推崇社會工作的理念，在他看來：

「因為就像經濟社會在不斷的發展，我們的收入，我們的文化，我們的 視野都在不斷的變化，那你遇到的問題肯定也在不斷的變化。原先是很簡單 的一些社會問題，現在就開始慢慢複雜了，有信訪的，有會涉及到拆遷的，

又有涉及到拆違的，涉及到垃圾分類的，再加上鄰居之間沒有那麼熟了就容 易爆發出一些矛盾。那麼在這樣的狀況下，這些矛盾需要幹嘛？需要社會工 作的專業去説明去解決，這是我的觀點。你通過這種傳統的方式就不一定能 解決矛盾、不一定能化解矛盾。那麼這些時候就需要社工，專業的社工來做 這些事情」（訪談 小芮—20171215：02）。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國家陷入一種對人口統治的危機當中，於 是社區承載了解決危機的重擔。與此同時，必須要訴諸於建立一套人群服務的知 識系統。社會工作知識成為幫助國家治理社區，幫助社區進行人群服務的最優知 識系統。在中國民政部發佈的《社會工作職業標準》中，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包 括：社會工作者評估案主問題的基本能力，制定服務計畫和服務協定和評估服務 有效性，診斷評估，干預計畫，案例記錄和社會工作實踐有效性評估的精心設計 工具是對於以往政治理性的更新，從而將短暫的個人失敗變成可計算的堅實個體，

這些政策加強了社會工作者的優越性，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知識宣稱將監管的問題 從有爭議的政治地域轉移到寧靜而誘人的真相領域（Rose and Miller，1992：185-186）。西方社會工作作為一門被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精細化治理性知識，在一些 專家學者的倡導和振臂高呼下，迎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性而快速上 位。社會工作知識的引進和發展都有意無意的凸顯其作為國家控制和規訓手段的 專業性。Margolin 在《under the cover of kindness》一書中就展示了社會工作不斷 發展和合法化的過程，使其可以侵入原先案主的私人領域，社會工作知識演化為 一種柔性的、帶著良善面目的國家治理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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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制下，國家希望專業的社區工作者來替國家完成對於人口的專業化治 理，西方的專業社區工作無疑成為提供人群專業化服務的知識而得到國家重用，

這種專業化人群服務的社會工作知識滿足了國家對於人口治理的想象。在國家眼 中，專業證照等同於專業知識，專業證照依託這種人口治理想象的專業知識而強 行上馬。

圖22：專業證照與國家治理性

通過專業證照規訓和塑造 專業的社區工作者 社區制，國家對於社區人口 治理，人群服務的專業想象

專業社會工作知識的啟動

社區工作者需要掌握 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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