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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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缘起
一、社區工作「變形記」
以下是《中國青年報》（2009 年，7 月 1 日）一篇新聞報道，這篇新聞報道 的標題是《女海歸入駐居委會》，講述了一名擁有專業社區理念的海歸遭遇中國 特色居委會的曲折現實。這篇報道猶如一顆石子，在我的內心泛起漣漪，也引發 了我對此議題的興趣。
「在許多居民眼裡，張靖更像個外企的女白領。上班前，她總是塗上精緻的 口紅，穿上黑白套裝，再戴上名牌的手錶和首飾。 但是，當選居委會主任以 後，她還得再戴上顯眼的治安巡邏紅袖章。作為居委會主任，這名 40 歲的時 尚女人，每天都在和雞毛蒜皮的事打交道。作為一名『海歸』，她深知這份中 國特色的社工工作，與自己在國外學到的完全不同。半年前，張靖當選這個 社區的居委會主任。從那一刻起，這名女海歸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自己在日 本讀書時接觸到的社工理念，引入到中國的社區裡來。
不過，張靖很快發現，居民們並不是把她當作一個合格的社工，而是把她當 成一名合格的居委會主任。「別的居委會主任哪管這事兒啊？」拿到報紙的大 媽會這樣感慨。「管我們的領導，人可好了」，「社區裡的人也習慣這麼稱讚她。
這個滿腔抱負的新領導很快發現」，她的『先進方式」一旦落到具體事情上，
立即就和傳統的居委會主任並無二樣。她心裡揣著一大堆聽來的社工理念。
比如，她覺得居委會的工作並不能僅僅當成一份每月幾百塊薪水的工作。相 反，沒有經濟壓力、擁有愛心的免費社工才是社區服務最好的幫手。然而，
她也逐漸意識到，這並不符合中國社區發展的現狀。把老外的社工放到鄰里 矛盾多發的中國社區，只怕也會手足無措。
半年之前雄心萬丈的她，已經學會把許多大道理偷偷藏在心裡。不過，她不 覺得這是自己的『妥協』，她覺得『這叫做適應環境，只有適應了環境，遵循 客觀規律，才能把工作做好』。就連印名片這樣的小事，她也考慮半天，拒絕 了，理由是在集體裡不好突出個人。如今，張靖不再開口閉口提『社工』這 個概念，也不再反復提及她的理念。相反，她下決心讓自己獲得居委會大媽 的心態。這名『海歸』居委會主任，正變得越來越本土化。不過，她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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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透露，她還在計畫一套新型的方法，但畢竟上任時間短，不能承諾什麼，
要等到時機成熟，才能探索出一條新路子。」 1
新聞報道標題中將「喝過洋墨水的海歸」與「本土的居委會」兩者放在一起，
形成了令人好奇的陌生對比，並以海歸居委會主任變得愈來愈本土化作為最後的
「變形」結局。這樣的「變形」結局雖然在張靖眼中並不是妥協，而在彼時的我 看來理所當然是本土化衝撞之後的妥協策略。後來，當我重新審視這篇報道，發 現當我用「妥協」這個帶有取捨對立色彩的詞彙，潛意識中我已經陷入了專業與 本土「無法相容」且「孰優孰劣」的既定認知，「妥協」是退化服軟的意思，言 下之意是居委會的社區工作是不專業的、與它為伍就是落後倒退。這種潛在對居 委會的認知有跡可循……
時間回溯到 2011 年 8 月，本科大三暑假，我被學校安排進入北京某社區居 委會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實習，這是我第一次進入社區居委會，在小小的居委會中，
我體會到了什麼叫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小小居委會十幾個人，卻要管理社區居 民的方方面面，老人、殘疾人、婦女兒童、低保救助、失業幫扶、企業退休人員、
社區矯正人員……不同社區工作者的桌前擺放不同的牌子，分門別類地告訴前來 的居民可以辦理的事項。除此之外，社區居委會還要處理一些緊急的任務，這些 任務有時是臨時性的，例如我在社區居委會期間就剛好遇上文明城區創建檢查，
每個社區被要求進行環境整治，在炎炎夏日，我和另一個實習生一大早就穿著紅 馬甲，拿著掃帚去社區馬路上掃地，撿垃圾。後來社區聽到風聲，說上級領導要 到我們社區進行入戶調查有關創建文明城區的問卷，於是所有居委會工作人員全 體出動進行入戶走訪，提前通知住戶有關事項，並給每家住戶發放毛巾，希望其 配合問卷來支持創建。雖然我進入社區居委會進行實習，但更多時候我並沒有開 展專業性的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而是跟著這些工作人員去打掃衛生，處理文 檔，輸入居民走訪信息，給孤寡老人發放居家養老券等。
這段居委會的實習經歷至今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懵懵懂懂窺探到一些中國 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的樣貌，例如：居委會的工作者很多時候他們需要聽從上 級街道的安排命令；這些社區工作者雖然被要求考取社工師證照，但是他們對於 專業社會工作名詞、理論和方法不甚了解。而且在整個實習過程中，我也逐步看 清居委會工作的一些「門道」，例如：為了評比和創建文明社區，居委會工作人
1 資料來源：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7/01/content_27362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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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提前用一些小禮品「討好」居民，示意社區居民在問卷調查選項中「往好了 填」，使得問卷調查有弄虛作假之嫌，也讓我在當時的實習報告中如此寫到：
「當前中國的社區工作其實就是個夾雜在政治管理體制中的畸形兒。西方的 一套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到中國之後就變味了，專業社區工作在這裡變成了 迎合面子工程的狗皮膏藥。試想開展社區工作的第一步以問卷形式瞭解居民 的需求和情況都不是真實的，那談何接下來的工作呢？」
這段實習經歷讓初出茅廬的我產生了一種挫敗感，原先以為能夠在居委會大 展身手的專業自信心也隨之磨滅。我一度覺得中國社區工作就是一個中西夾雜下 變形的「異類」。這段和我預期甚遠的實習經歷幾乎讓我「落荒而逃」，以至於很 長一段時間都選擇性的不去觸碰社區居委會，後來當我和周圍朋友聊起這段不甚 愉快的實習經歷時，他們費解的表示這就是中國的社區和居委會現狀呀，為什麼 你會有受挫的感覺？這也促使我重新回過頭反思，為什麼別人眼中習以為常的社 區居委會，反而成為了我眼中的「畸形兒」？是我太年輕氣盛，一直活在專業主 義的束縛中？後來有老師問我：「難道社區工作方法只有調查問卷嗎？到底是西 方社區工作知識輸入的問題，還是個人沒有掌握專業社區工作知識，能力欠缺的 問題？」我當時就懵圈了，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深入思考這個問題。這個提問讓 我意識到，是我自己建構出一個又一個之間的對立，我一廂情願的劃定「專業」
和「不專業」、「西方」和「本土」之間的界線，只會讓自己畫地為牢。也許是我 從小受到應試教育的熏陶，腦袋裡很容易冒出這種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東西。
到底何為本土？何為西方？我們又是透過誰的眼睛來看中國的社區工作面 貌？
「长期以來，我們對於本土化的討論似乎只停留在表層的文化和理論的套用 和契合上面。但是對長久被殖民的社工專業族群而言，已經不只停留在尋找 平衡點（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層次，通過一些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與 解構的理論，而可以進一步的突破『西方-本土』二元相對介面，反思知識典 範之下的主體性，包括了文化的主體性、性別的主體性、個體的主體性、是 如何被看待與對待？這些議題涉及到深層次批判與反省，因此不是在『專業 方法』上，而更是反省專業方法背後的意識形態；不是在專業知識上做文章，
更是批判專業知識背後的權力結構」（王行，20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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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社區工作變形記中，到底是知識變形，還是人變形已不是我關注的焦 點。跳脫出西方本土的二元對立，在「變形」背後，折射的是我們對於中國社區 工作的界定和想象。我更感興趣的是，為什麼中國居委會的社區工作會呈現如此 面貌？
二、再一次進入居委會
社區工作的「變形」經歷以及這篇新聞報道似乎帶有某種魔力，再一次召喚 我身入社區居委會，想要去窺探變形背後的種種秘密。於是在 2017 年，六年后 同樣的某個夏天，我離開蒸籠一般的台北，孤身一人進入中國大陸某個社區居委 會……
隨著社區田野的深入接觸，我才逐步看到了更加深刻的看到了本土社區工作 者的一些多元樣貌。這些社區工作者不會與你高談闊論書本上的「優勢」、「充權」，
「焦點解決」等專業名詞和理論，他們更多專注於扎扎實實將目前手頭上的「活 儿」做好。在我看來，他們更像是行走江湖的實踐派，摸爬滾打，以身體實踐丈 量社區工作的在地样貌，這是我一個專業社工教育背景出身的人所無法比擬的。
而他們也像一面鏡子照射出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精英的認知想象，并投射在我身上：
高學歷、脫口而出的專業名詞和理論，有些天真不接地氣……透過他們，我繞道 地看見自身帶有專業教育的規訓烙印。我與他們之間既相互隔閡却又有相同之處，
看似都自稱為「社工」，卻是不同水土長出來的「社工」。而當我扎實投入在田野 中，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了解身邊的，活生生的社區工作。在社區中，我的高學 歷身份并沒有對社區工作者造成壓力，反倒被提醒要多多接觸社會和居民，不要
看似都自稱為「社工」，卻是不同水土長出來的「社工」。而當我扎實投入在田野 中，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了解身邊的，活生生的社區工作。在社區中，我的高學 歷身份并沒有對社區工作者造成壓力，反倒被提醒要多多接觸社會和居民，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