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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教之書／文人之筆
李贄不合於正統的「獨立思考」引起驅逐的恐慌，卻後繼有人，有馮夢龍等後繼 者為他把「情」搬了出來，使「女兒」更得擅場。將此精神帶往敘事文學創作的 領域發揚光大。
二、我欲立情教──馮夢龍
馮夢龍 35 歲前後，和歌伎侯慧卿分別後「遂絕青樓之好」，受友人之邀來到 麻城，149親歷李贄人生最後階段獨居著述之處，「酷愛李氏之學，奉為蓍蔡」(許 自昌《樗齋漫錄》)。講授《春秋》，對「史」展現濃厚興趣。正式樹立「情教」標 榜，從文人論壇轉向直面廣闊大眾，銜接教化黎民之自任，算是科舉未竟之前，
「經世濟民」的權變形式。
馮夢龍《情史》標舉「情」的高度，承繼李贄的五倫排序觀點，認為「情始 於男女，……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150全書收錄「情貞、情緣、
情私、情俠、情豪、情愛、情癡、情感、情幻、情靈、情化、情媒、情憾、情仇、
情芽、情報、情穢、情累、情疑、情鬼、情妖、情外、情通、情跡」之事，多以 女子為寄，透過「以述為作」的方式突顯對於女子的看重。對照當時其他類書作 品如《綠窗新話》、《豔異編》，馮夢龍《情史》不以「色」、「豔」而以「情」為典 藏依據，使世間人情直接成為審美重心。
馮夢龍明指「六經皆情教」，無意與傳統禮教對壘，唯致力拉出「情」的線 索，試圖用以對抗「假道學」而頌揚「真道學」，由是提出人倫關係的理路新詮：
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 最近者也。……世儒但知理為情之範，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
《總評》）
詞彙先後調動，給出二概念主從排序的新可能。「自掌定義」的詮解策略帶著個 體自覺色彩，而「不全面否定」則帶有「代聖人立言」的言說色彩，一方面「操 作」聖賢以為言說，卻也難免不止步於既有的人倫想像框架。女性主義指出「對
149 王淩，〈馮夢龍麻城之行──馮夢龍生平及思想探幽之二〉，《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8 年 第4 期)，頁 45-47。考察馮夢龍 35 歲(萬曆 37 年，西元 1609)「自失慧卿，遂絕青樓之好」，
恰友人相邀而赴麻城講學，與袁宗道等交往，因李贄門人楊定見與出版家袁無涯的關係而參 與了李贄評點《水滸傳》的出版工作。馮夢龍來時(西元 1612 左右)，距李贄去世時間(1602) 不到10 年。馮氏在麻城期間編纂《古今譚概》，多次引用李贄亦著作於麻城的《初潭集》。王 淩有一系列馮夢龍生平考證的研究。
150 (明)馮夢龍，《情史類略．序》(臺北：廣文書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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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從不間斷的監護有使女性永遠嬰兒化的傾向」151，事實上「聖賢」制約對於 文人而言也有類似狀態，「代言」形式使文人個體難「以己之名」發聲，而習慣 以迂曲方式自我表達而能「從心所欲不逾矩」。馮夢龍透過《智囊》提出「智」， 透過《情史》標舉「情」，更仔細區辨「智」與「巧」，「情」與「欲」的淪落危 險。如《情史．情貞》書寫寡婦心情：
昔有婦以貞節被旌，壽八十餘，臨歿召其子媳至前，屬曰：「吾今日知免 矣。倘家門不幸，有少而寡者，必速嫁，毋守。節婦非容易事也。」因出 左手示之，掌心有大疤，乃少時中夜心動，以手拍案自忍，誤觸燭釘，貫 其掌。家人從未知之。然則趁情熱時，結此一段好局，不亦善乎！
冒昧揣想，前文述及寫《女範捷錄》王劉氏等節婦，在漫漫守寡歲月裡，可曾也 浮現過文中的所謂「非容易事」的坦承，或者「速嫁，不亦善乎」的念想？若非 小說，又如何能輕易說出口？而如果「節婦烈女」是文人戾氣自虐的隱喻標榜，
這一類並存流淌的人情之論，為人情互動保留了彈性的餘裕空間。
從《情史》而「三言」，馮夢龍更另外開拓了「俗世」這個發言廣場，設定 讀者是需要教化的裡耳，其使命感在於「化俗」。「化俗」之餘，也為女子心中所 有而未易有空間表露之情懷透過介在虛實之際的類書形式發表流洩，此間文人的 自我信任與對於筆下女子個體自覺的信任產生微妙連動，從晚明而至晚清呈現尺 度不一的紛陳現場。故事在文言／白話改寫之間川流，文人對於人情的觀點看法 也在大大小小的改寫細節處體現。
馮夢龍於《喻世名言．序》提出「史統散而小說興」的觀點，自從天道正統 淪落，史統不復，人間義理必須依靠小說「觸裡耳而振恆心」，足以達「觸性性 通，導情情出」之效。馮夢龍於《警世通言．序》指出野史不必盡真，畢竟「事」
之真贗與「理」之真贗不見得完全相應，有可能「事真而理不贗」，或者「事贗 而理亦真」：
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孰贗而孰真也。
由是，馮夢龍開通了虛／實的判定標準，以取得「自辨真／偽」的權柄空間。雖 力斥「假道學」，卻衷心肯定「真道學」152。在他的價值觀裡，忠孝節義是情的 彰顯，二者並無牴觸。但「心甘情願」是重要的，可以期許、審美。壽寧父母官，
一致「通人情」，是自身經驗摸索的結果，非道德教訓羅列的規條，面臨家國危
151 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著、宋文偉譯，《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南京：江蘇人民，2000)。
152 《情史》常以「真道學」讚許人物，如「單郎、邢娘，皆真道學也，豈惟單郎哉。單之父母，
以及太守、通判，無一而非真道學也。」、「此老兵乃真道學，清獻公不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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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教之書／文人之筆
難，選擇以符合小說情節的方式《甲申紀事》，護衛「真道學」，而非真的想「解 放」什麼。
選擇以帶有遊戲性質的「小說」為言，主動捨棄「經」、「史」的神聖高度，
突破「述而不作」的代言式意見表達，褒貶不再含蓄寓於字詞之間，換取「各言 爾志」的空間。此一「離經」之舉卻無意「叛道」，反而有意「護道」，並相信人 心己力得以成之。其《醒世恆言》序云：
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 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
人心混亂了天道，咎由自取，最後也只能自力救濟。從賦予「人」之「醒天之權」
與賦予「言」之「醒人之權」，可見對於人心自主意志，以及透過言語進行文化 傳播教化能量的信任。而在史統散落之後，小說感人之力量「雖小誦《孝經》、
《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除了「導愚」的教化企圖，也做了「適俗」的調整。和教化一般，有強迫灌 輸的意味，方式與感受不同。多元並陳，每個人的主張互有關涉交疊，但互不隸 屬，自成體系。有意尋找真正「有效」的表達意識，同時體認教化無效可能導致 虛偽。
在馮夢龍筆下，女兒食了人間煙火，有了不同家戶的生命經驗，登場、開口，
在遇見天定良緣之前，先與父母演上一場家庭對手戲。女兒身家背景多元，包括 文官女、武家女、書香女、富商女、農莊女、酒肆女、船戶女、雜貨鋪女兒、做 涼傘的女兒、丐戶女、盜賊女……有趣的是，無論如何出身，女兒普遍才、德、
色具兼，而從描寫的開展上，可見作者對於「才」的著意重視。改編過程中，關 於女子──尤其女兒身份的美貌書寫呈現節制，通常只以韻語套路呈現；關於德 性，基本設定是純美良善，至於女才則多有著墨。團頭金老大之女金玉奴「詩賦 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箏弄管，事事伶俐」(〈喻 27〉)； 莘善之女莘瑤琴「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出人意表」
(〈醒 3〉)。各家女兒通常博通書史，能詩善文，同時兼長女工。如此難得的女才 在三言竟成普遍，一個個讓父母「鐘愛勝如珍寶」(〈醒 28〉)。
透過文言改編，女兒「聲口」也得突出，其身世緣由與所思所感有了更充分 的表述管道，文人對於日用倫常的「見解」與對於女兒的同理愛憐也更便於寄寓 宣說。舉例來說，〈醒世 1．兩縣令競義婚孤女〉的本事見載《東軒筆錄》，從「作 者聽聞祖母說郡太守夫人說的一個縣令為女買婢從嫁，意外發現竟是前令之女」
的傳聞說起，此女過往遭遇如何呈現空白。至馮夢龍筆下，不只賦予此「婢」名 姓石月香，並且改動故事出發點，回復「婢女」的「女兒」身分，將原本《東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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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裡一句「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的關鍵回憶語敷演開來，
示現了一段單親父親與女兒花園玩耍的溫馨情節：
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百 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為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 庭中蹴那小小球兒為戲。養娘一腳踢起，得劫重了些，那球擊地而起，
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 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攪他不著，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兒，石璧 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球兒自走出來麼？」月 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
那球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球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 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球，智意過人，不勝之喜。153
此處化用宋代神童文彥博典故，抹去傳統對於兒、女的差別期待，呈現父親對於 女兒聰明由衷的審美欣賞，也體現了女兒在家庭關係裡的重要份量與存在感。而 這段互動成為記憶凝縮，讓月香多年後歷經離亂，物是人非，重返舊地不勝惆悵，
因這段記憶的重新召喚而引起收留的主家注意，重新讀取、還原其官女身分，收 為義女。154 女兒形象在文人筆下具體化，透過白話信談聲口與行動確定其個人 意志，其中不乏展現在婚姻觀念上與父母有所衝突而堅持並成功的案例。馮夢龍 改編工程寄寓了文人對於「情教」的立意與行動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