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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怒與衝突消解──戲曲搬演的多元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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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父親表達,〈瑞仙亭〉版可見民間質樸真率的真情流露,「馮夢龍」版 則以「不須提了」勾消衝突,掩藏情緒。接著,馮夢龍也為「卓員外住下」的 橋段分別設計了父親「回家居住」與女兒「執意不肯」的意見相左小波瀾,明 確化二人在議題裡的主見,以及最後女兒主導的結局。

馮夢龍最後為〈瑞仙亭〉補上「榮歸」、「認親」的缺文。相如歸來,文君 道「更有一喜,你丈人先到這裡迎接。」相如連聲「不敢,不敢!」維持宋話 本的「和氣」風格。

馮夢龍對於文君故事的改動不算太多,卻可見民間/文人女兒對待觀點的 統合。細索其更動細節,實際上是把民間觀點對於歷來史傳記載的「偏離」修 正回來,包括重新「恢復」文君新寡的身分,裁去傷春情節,使「窺宴」、「花 園私會」與「私訂私奔」抉擇更顯臨時起意、當機立斷。再來是二人瑞仙亭見 面之後,馮夢龍修正了宋話本傾向風月系統的「二人倒鳳顛鴛,頃刻雲收雨散」, 改為比較文人優雅的「妾欲奉終身箕帚,豈在一時歡愛乎?」。馮夢龍將文君的

「私奔動機」設定為更長遠的家庭關係想像,因而能捨眼前一時的男女貪歡。

女兒的識見遠慮被進一步提升。

綜整而論,馮氏改寫工程一方面開展、鋪墊民間「女兒家務」理路,彰顯 父親、女兒的主體性表達;一方面,也同時修剪民間偏向外放直率的情緒,使 敘述語感重返史傳脈絡。融合之後,其「情教」施展更兼融「民間現實活力」

與「文人條理思路」的特質。

二、父怒與衝突消解──戲曲搬演的多元處置

就文人知音追尋而言,文君私奔是美人追尋的愛情風流,對民間敘事而言,

卻是實實在在的女兒婚事的家務衝突。宋話本重啟卓文君的「女兒」身分,讓 文君相如故事從「情事」回歸「家務事」。

當「風流情事」演為「糾結家務事」,我們還可再細加區辨,那麼整齣戲談 的是「相如事」或是「文君事」?對相如來說,故事發展的兩條主線是「婚─

─琴挑文君」與「宦──相如發跡」,屬文人得遇知音、發跡變泰的幻夢想像;

以文君而言,故事重點在「婚」,有閨居心情、動心抉擇、新婚適應;在「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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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緣情而生

則有知音識才、為夫前程而持家、暫別,以及最後對於家務問題的解決,牽涉 碰觸更多女兒心思與女兒處境。

文君故事從《史記》相如傳記裡的一段,到《西京雜記》萃取,仍題「相 如」,但文君事實上已成為主軸,其後演為詩詞歌詠多傾向文君立場。到了小 說,馮夢龍改寫,將此事置於「文人發跡」主題的〈俞仲舉〉契子,但卓文君 的慧眼私奔精神卻幻化為各個大膽從當前處境出走,自主尋求婚姻可能的奇女 子22。戲曲方面,在雜劇階段屬「末本戲」,演唱表現以相如為主,至進入南戲 傳奇階段,則文君懷春、徒壁等心情有了更充分的演繹空間,文君、相如、卓 父也各有發揮。

家務事複雜,一個卓家多元解讀,一本家務唸成多種情致不同的經,系列 劇作「共同想像」了一位父親面對女兒私奔的各種可能反應,父女關係主要在 戲曲被彰顯。23董上德從「共時性」的角度考察同一時期不同文本對於同一個

「司馬相如夢」的不同詮解所構成的「互文性」,以此展示明代知識分子在「自 我實現」方面複雜多樣的「精神生態」。24

作為文君故事的另一民間流傳形式,戲曲搬演直面庶民,當情事注入「家 務」意識,不落於現實的美人想像與隱喻式的代言系統遭到干擾,禮與秩序成 為新的考量。尤其有明一代,朱元璋、朱棣多次頒布律令規定,只有神仙、義 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以及歡樂太平之作不禁。25在這種情況下,文君

「私奔」這等明白「違禮」的情節如何公開搬演得看起來合情合理?需有劇作 家更有意識地設計。文君之事進入以大眾為預設對象的敘事文學後,「教化百 姓」的讀者意識使說法與考量變得有所顧慮,一些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乃成為 問題。諸如:

.父親之怒:自媒/不貞?

.文君身分:新寡/未嫁而寡/處女?

22 有趣的是,承繼文君慧眼與私奔膽者,更多為「妓女」而非「女兒」身分,如紅拂女、杜十 娘,詳見第四章第一節。

23 在明清傳奇中,愛情婚姻題材的作品幾乎占十之八九,文君相如戲有 9 部。至清末相如文君 故事創作仍多,小說多以傳記形式書寫,戲曲則常以私奔或顯貴作結。張銀京,《「相如文君」

劇作藝術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7。

24 董上德,《古代戲曲小說敘事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2007),頁 265。

25 《大明律》卷 26「搬做雜劇」:「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節烈,

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官容令粧扮者與同罪。與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明〕劉稚謙等撰,《大明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862 冊,頁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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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君性格:風流/淫蕩/知禮?

.文君之美:貌/才(知音、能文)/情?

.出走緣由:私奔/受壓迫?

.私訂理由:自擇婿/信守約/貧富?

.文君當壚:被迫/使計?

目前可見文君事的相關戲曲改編,以朱權《私奔相如》雜劇最早,以「楔子」

處理私奔場景以及父親面對女兒私奔的態度,他以「女兒是否守婦道為相如駕 車」來判定是否捉回女兒,而劇中文君不愧是乃父之女,果然一旦決意委身,

便立刻將自己主動置入「男尊女卑」、「夫唱婦隨」的時興夫妻倫理框架,敢於 叛逆的女兒瞬間切換為主動依從的「婦道」模式。以今視之,古之「婦道」不 符合現代性別觀點,此間隱含「夫榮妻貴封建思想的宣揚」十分明顯,前人已 有論述,26然回歸當時文化情境,此間猶有滋味可咀嚼者,除了「婦道」,尚可 談談文君「主動依從」的行動邏輯:

(旦請末上車科)(云)請先生乘車,妾為之御。(正云)小生何幸,敢當如 此。(旦云)男尊女卑,理之常也。夫唱婦隨,人之道也。今先生乘車,

妾為之御,斯乃婦道之宜。雖於倉皇之際,焉敢失其義乎。(正乘車,旦 御車下)

細察二人互動可以發現,在後有追兵的混亂狀態裡,相如從「小生何幸,敢當 如此」的生疏,到最後先行乘車的「夫」之身份確定,可說是由文君透過「自 願」紆尊降貴,先行釋出善意,「主動」進行關係定調而促成。如果這是一回非 正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夫妻結合,那麼是文君率先處變不驚地透過「駕 車」儀式,以「婦道」之名「主導」了二人的合卺,終於真正拋開各自的陌生 與矜持,確認了今後的夫妻關係,過程中,反而是相如「依從」了文君之見。

對文君而言,恐怕「男尊女卑」、「夫唱婦隨」的「曲從」,並非「委屈地被 要求服從」,而是一種「知理依道」的高尚自主表現,是即使「倉皇之際」仍能 固守其「義」的自我精神高度實踐,而「婦道」更是一個在當時可以名正言順 由女子「自掌」,拿來進行關係定調與聲明的好用理由。依此理路,再看卓父面 對女兒遭貴賓「誘拐」,卻問女兒「是否駕車」的反應:

26 如徐子方認為,如此「夫貴妻榮」的封建思想宣揚歪曲了「大膽衝擊傳統禮教的女性叛逆者」, 降低了愛情故事原有的思想意義。徐子方,《明雜劇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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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緣情而生

人於逼迫之際,而不失其儀者,亦可謂賢矣。便趕回來,也玷辱老夫,

不若由著他去了罷。

父親先審美女兒不失儀「可謂賢矣」,卻又責女兒私奔「玷辱老夫」,最後歸結 出「不若由著他去」的結論。此處既褒又貶,若再深入細剖其間情緒張力,或 尚有「未言之言」猶待釐析?

「可謂賢矣」將女兒置於士人君子的脈絡而依「禮」評之,評定如上文所 述對於「常之理、人之道」的自覺遵守,父親對此表達「欣賞肯定」。「玷辱老 夫」將女兒置於世情的家庭結構而依「俗」評之,女兒未經媒妁、不從父命就 這麼不顧一切私奔,有辱家風哪!這……這讓我在鄉親鄰里間如何自處?如何 立足?而「辱父母」實在不孝至極,父親對此表達「氣憤不滿」。

此二句皆有推論,說得明白,又有具共識的「禮」、「俗」做為立論基礎,

足令父親自己、聽者乃至後世評說「相信」其真,似乎對婦賢的「肯定」與對 玷辱家風的「氣憤」就是父親此際放手不追的全部理由。然而中國式的家庭關 係牽連緊密又有全套倫常禮儀依循,「行禮如儀」的秩序慣性使家人之間的情 感表達不寄於真實感受的對話而間接感知、確認於「禮」的是否正常運作。父 親久居家長之位,日常習慣於子女依禮的「唯唯諾諾」,面對這突發性的衝突忤 逆又豈容易應付自如地真正「表情達意」?父親面對女兒私奔的心曲主調真的 這麼簡單就表達清楚了?事實上,我們有足夠理由可以合理質疑,那「說出口」

的「婦道肯定」與「玷辱氣憤」是否就是全部「由他去」的確切理由?抑或作 為「藉口」也許有更多「未能說出口」的意思藉此包藏?

現代作家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書寫四個女兒轉眼長成少女,面對「目 光灼灼,心存不軌」的追求者,身為父親覺得腹背受敵。借「答客問」透露,

雖理性上明知「難挽大勢」,也願意「有婿無類」,知道事到臨頭「不如故示慷 慨,偽作輕鬆,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但內心實在難免各種芥蒂,尤其對於對方「半路殺出佔便宜」的委屈、不滿情 緒: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裡立了多年,風霜雨 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纍纍,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 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27

27 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臺北:洪範,2006),頁 39-46。關於翁婿之間的矛盾,另可 見於流行歌手五月天〈乾杯〉MV 裡的「我」,在死前回憶裡向眾人道別之時,猶忍不住向 女婿比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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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父嚴,沒有空間將如此不滿誠實道出,只得包裝在「不守禮」的憤慨,以

過往父嚴,沒有空間將如此不滿誠實道出,只得包裝在「不守禮」的憤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