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出身：向上流動的普羅階級與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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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資料來源：移工藝術家訪談紀錄 I2，2017/11/19。

60 Karl Marx 於《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與《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 中，試圖依循經濟生產的觀點，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劃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無 產階級（Proletarius）兩大類別。資產階級又稱布爾喬亞階級，泛指具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源的 富人權貴；無產階級俗稱普羅階級，指販賣勞動力維生的工人。其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中 又可細分出小資產階級（petite bourgeoisie），也稱作「中產階級」，同時付出勞力與擁有小額資 本的穩定經濟形式，如老師、政治人物、單位主管、小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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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家的經濟條件、社會發展狀態與文化風俗民情的差距，以及不同的生活情境、

社會空間與結構環境上的轉換，即便他們在臺灣的社會結構內，都是被外界歸類 在底層藍領勞動階級的身分想像之上，但是我們不能遺忘的前提是，移工彼此之 間由於生長背景的不一致，以及經歷不一樣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因而 會在自我認知和定位的詮釋上出現本質上的差異。同時，這些差異通常會讓他們 在橫跨不同國界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某種「階級地位」轉移的情形。

接下來，將使用跨國慣習（transnational habitus）轉換的觀點，作為解釋移工 在參與跨國遷移之際，階級位移之所以會形成的原因。跨國慣習的概念，是由跨 國與慣習兩個字所組合而成，其中，慣習（habitus）一詞若根據 Bourdieu 的說法 是指：「人們會透過經濟財富、名氣聲望、人文素養與教育程度等資本型式，培 養出一套專屬於某一階級的慣習，慣習不僅是一種生活風格的展現，更是判斷每 個人在不同社會空間內階級屬性的一種方式。」（Bourdieu 1984）；顧名思義，跨 國慣習，即是遷移的行動者得以在跨越國界之際借調、捨棄或讓渡自身本來所持 有的資本，將其進行轉換、交換或結合成為其他資本的特有形式（Kelly and Luis 2006）。延續 Kelly 和 Luis 的論述，跨國遷移的階級流動可分成兩條路徑：向上 的階級流動（upward mobility）與向下的階級流動（downward mobility）（Lutz 2018）。 依據這群東南亞移工藝術家的訪談顯示，他們在詮釋自我階級位置與身分地位時，

也有著類似的流動軌跡，我將其命名為「向上流動的普羅階級」與「向下流動的 中產階級」。

首先，「向上流動的普羅階級」，通常是指一群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而選 擇出走的移動人口，他們通常積極地出走，並透過跨國遷移，作為換取經濟資本 的手段，是東南亞移工當中最常見的流動趨勢。他們的身世多是出自東南亞各國 底層階級的工人家庭，未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家庭型態與特徵包含成員人數眾 多，或是社經地位較低，時常必須在缺乏就業機會的情況之下，飽受經濟貧瘠的 狀態。阿蘋是一位印尼的穆斯林女性，目前三十歲，在來臺灣之前曾在新加坡工 作二年，來來回回在臺灣停留了七年，她認為與其坐以待斃的永遠當個窮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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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想盡辦法脫離貧窮：

喔，我的爸爸是在賣水，因為以前在雅加達啊，這個水是不能喝，就 是水比較髒，所以我爸爸是推一個推車，用走路的慢慢一家一家去推，

推的比較快，就可以比較多人要，我們家很窮，弟弟妹妹沒錢讀書呀，

我爸爸工作那麼的辛苦，想到就一直掉眼淚，我是真的想趕快賺更多 的錢，只有去更好的國家才可以改變[…]我把錢寄回去，就改變我們 家，改變自己，在雅加達一樣窮，也買不起地，所以我高中畢業出國 了[…]你怎麼可能傻傻的待在那裡一直窮下去，我還可以把出國的經 驗帶回去印尼，讓印尼不要那麼落後。（移工藝術家訪談紀錄 I2，

2017/11/19）

這類型的移工們，大部分皆與阿蘋相同，主動且自願的承擔起養家與持家的 重責大任，他們相對樂觀地看待「移動」一詞，認為出國有許多優勢，多數移工 會利用僑匯（remittance）的方式，將在海外工作的薪資所得寄回家鄉，用以改善 家庭整體的經濟狀態。同時，他們企圖往經濟和社會發展較為穩定的國家靠攏，

懷抱著「走向文明」的慾望，期待著翻轉階級的可能。高中畢業的傑瑞，父親平 時在車站附近騎三輪車載客，母親長期失業，有九個兄弟姊妹，曾在菲律賓打過 幾份臨時工。某次，我與他相約在美式連鎖咖啡廳碰面，他看了看菜單堅持的說：

「像你一樣，你喝什麼我就喝什麼！」不過一會兒，他喝了一口過後面有難色，

連忙到櫃檯向店員拿了五包即溶糖包，加入這杯不帶有任何甜味的原味拿鐵裡。

我笑了笑，連忙遞了張紙巾，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看著車水馬龍的街道，他 納悶的問著我：「這麼貴又先進的東西，這個咖啡豆不知道能不能跟我畫的作品 一起寄回去，讓他們種看看，搞不好可以賺大錢。但要記得叫他們買糖！」顯然，

傑瑞的反應與舉動，並未對咖啡有著過多的著墨，但是他不僅將咖啡文化視作是 符合時代潮流的產物，更是一種看似有機會能夠協助家庭經濟向上提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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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是，有些東南亞移工則是面臨某些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為了解 決「暫時性的經濟困境」，而別無選擇被迫成為「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主要的 特徵在於他們是出生在東南亞各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家庭的社會聲望與財力 地位較高，父母親的職業多是地方官員、退休軍公教人員、自營業者，或是店主 等類型。在他們的成長過程，父母多半是強調成績的重要性，認為他們必須在「自 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人生態度中，成為品學兼優的有用之人。相較於出生 在工人階級家庭的移工來說，他們會慣性的在嚴謹的家庭教養內，遵守自律（self-discipline）的可能性，以滿足家人心目中「夠格兒女」的要求。像是印尼移工蒂 蒂，畢業於印尼數一數二的頂尖大學平面設計系，她自嘲著自己是浸泡在「愛的 教育」的訓斥中成長，因父親過世而揚棄成為老師的夢想。同為大學畢業的還有 身為軍人之子的曼叔，印尼某大學法律系畢業，因父親遭人誣陷，被打手(thugs) 槍殺身亡，為維持家庭生計而必須捨棄警察的志向。類似的遭遇，在臺灣工廠服 務長達七年，從菲律賓頂尖大學畢業的里歐身上，也可以明顯的看出：

（父母親）在退休以前是政府官員，領國家薪水的那種。其實他們希望 我從政，因為我成績最好，我的爸爸很希望我可以參加類似像...選舉 這類的活動，從村長啊，里長一路做到縣市長，因為我的爸爸就是這樣 子的角色。但後來我爸爸生了很嚴重的病（中風），沒辦法動，我想幫 助我的家人，我希望可以趕快賺到錢，賺點錢就可以照顧爸爸，去負擔 那些醫療費。[…]我差不多七歲開始喜歡畫畫，但家人不喜歡，我的家 人反對我做藝術，因為做藝術的沒有前途，然後我的家人是比較算是地 方上的政治家族，在政治上面當小官的那種，所以他們都希望我繼續走 跟他們一樣的路，名聲好地位高。我聽他們的話，從小學習建立人際關 係，大學是念書比較偏社會行政系的，然後下課偷偷參加藝術的社團，

念社會行政是因為我唸完可以繼續修法律相關科系的研究所，完成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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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待，但是我後來就因為爸爸生病，就放棄了。（移工藝術家訪談紀 錄 F1，2017/12/09）

「本來的人生是爸媽想要的」、「比起賺錢我更想完成我的夢想」、「我並不想 也根本沒想過當外勞」、「沒想到我的人生不是我爸媽想的那樣，也不是我想的那 樣」。一般來說，這群移工時常會在自我懷疑的焦慮情緒下，時不時的感嘆著這 趟「不屬於自我意志」的特殊生命遭遇，在自我認同上帶有一種犧牲的意味。事 實上，非預期的家庭結構上的驟變，導致他們必須捨棄，抑或是脫離原屬階級所 養成的生活型態、價值觀念與人生規劃。縱然出國工作的決定得以緩解家庭危機，

他們並未欣然的接受自身作為一名跨國移工的事實。由上述內容可見，即使普遍 的東南亞移工都是身為某種須「承受維持家庭生計責任」的遷移主體，但是他們 的主體認知卻是會隨著不同的社會位置而有所波動。儘管不同的社會結構內部對 於區分社經地位與階層的準則並不相同，但是我之所以關注這兩股跨國階級流動 的原因，不光是因為此現象展現出移工看待自我的方式，無形之中也在移工解讀 自身的藝術能力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究竟有何關聯？以下將延伸探討 此兩種跨國階級流動現象與移工的藝術實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