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變中的台灣社會

第六章 雷霆之路：相思林時期（1990—1994）

Standing on my land, I feel like a stranger.

I hope you know how I feel now while I’m singing this blues.

You know that I’m strong, yes I am!

But I don’t have the power, hope become to my mountain forest, and on riversides.

At the breaks of day, I fall down like the timbers.

And I’m afraid not any more wake to see the horizon, neath the rainbow bridge.

Well I roared! Oh! Yes! I’d been roaring put loud thunders.

And［what］I really need is lighting to light the road to the mountain mama and the old-old heart.

--胡德夫 〈Standing on My land〉

1990 年的「相思林事件」堪稱是台灣學生運動史及東海校史上極為重要的 歷史事件，對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具有無比深遠的影響。回顧這段時 期的校園空間運動，包括「綜合大樓事件」都是圍繞著相思林地為主題，因此 將這個時期命名為「相思林時期」。

第一節 劇變中的台灣社會

民間社會論戰

八０年代，台灣展現了二次戰後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針對在戒嚴時 期所承受的壓迫，以及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以低糧價、低工資、高污染的 政策，所導致的農村破敗，環境污染，工農生活的困苦，這一切的社會矛盾隨 著政治解嚴轉化為社會運動，在台灣的舞台風起雲湧的演出著。雖然在1990 年後，由於資本集團以停止投資、產業外移的方式要脅，使得國家重新向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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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攏，但是這段時期的社會運動實踐，還是開啟了台灣社會一些新的空間。

面對著當時台灣各種新興的社會運動，大約從1986 年起藉由在《前進》、《中 國論壇》、《南方》等雜誌的論述，由南方朔、江迅、木魚等人鋪陳出整個「民 間社會論」的圖像，並企圖在此架構下替台灣的社會運動勾畫出一個藍圖。

首先出現的「民間社會論」，以南方朔為代表，認為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矛 盾，主要在於黨國體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支配與反抗關係，而不在於民間社會 內部的群體之間的齟齬。社會各種力量發揮動能，追求「人民-民主」的戰果，

則可望促成民間社會相對於國家取得主動地位（錢永祥，2004：115）

「民間社會論」提出後，引起不少社運人士，特別是左翼人士的批判，主要 是質疑將社會矛盾定位在「黨國VS 民間」的說法，有整合新興社運團體來對 抗國民黨政權的企圖，而其政治效果便是讓社會運動被整合進當時新起的民進 黨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同時一方面強調「人民--民主」認為各種人民主體一律 平等，但又強調「黨國VS 民間」的基本架構，兩者間明顯有矛盾。

在這些質疑挑戰「民間社會論」的聲音中以「具後現代傾向之人民民主論」

（簡稱「後民論」）⁸³規模最大，持續最久：

另一方面「人民民主論」--應該以卡維波為代表，則根本反對「國家與民間 社會二元對立」這種思路，主張眾多社會運動，才是廣泛的社會鬥爭漫長戰線 上的紛雜多樣主體。不過一旦認定了社會運動具有主體與主動的地位，自然會 反對上述民間社會論將政治戰線--黨國體制的民主化--掛帥的取徑，主張社會 鬥爭乃是多集團、多樣結盟、多戰線的，其中國家體制的民主化，並不具有優 先地位

（錢永祥，同上）。

「後民論」的提出有其現實政治策略上的意義，除了當時主張「民間社會」

的學者日益和民進黨美麗島系合流外，也和民進黨內獨派在各個社運部門積極 發展，影響力漸大，提出「政運社會化，社運政治化」的理論，表現出意圖收 編社運進「獨立建國」陣營的強烈企圖。但同時在1988 年五二０事件後，政運 和社運的緊張關係益加被突顯⁸⁴。因此對社會運動團體而言，確立其發展與自 主性乃成為人民民主論的重要課題，而「後民論」更具有濃厚的現實策略的意 義（蔡其昌，1991）。

83 「人民民主」在 80 年代的社運、學運部門是個經常被使用、引起討論的概念，錢永祥在其 文中把卡維波等人的理論視為人民民主論的代表，但如同本文所示，至少在學運圈中，對於人 民民主的界定就和卡維波等人稍有不同，也可以參見陳信行的文章（陳信行，2004）。為了以 資區別，本文主要以蔡其昌的分類，將錢永祥所說的卡維波等人的理論稱為：「具後現代傾向 之人民民主論」（簡稱「後民論」），參考蔡其昌，1991

84 「如五二０對在這［社運］而言乃致命之打擊，但對政運而言卻累積了更多資源」（蔡其昌，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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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民間社會VS 人民民主」的論戰在當時影響很大，並且具有非常濃厚 的現實策略意義。因此包括一些學運團體也加入這場論戰中。東海的異議性社 團「人間工作坊」在1991 年出刊的社團刊物中《人間札記》第 4 期中，特別製 作了「人民民主專題」，刊載由社員蔡其昌、郭紀舟、沈發惠撰述的討論「人民 民主論」的文章。

蔡其昌在〈打造美麗島的新圖像--從「民間社會」到「人民民主」的歷程〉

一文中，簡要的反省了台灣80 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論述，從「民間社會論」到

「人民民主論」的變化過程，以及兩方的爭辯內容。

而在社員沈發惠所發表的〈邁向人民民主實踐之路--「後現代人民民主論」

之反省及人民民主之實踐意義〉一文中，對卡維波等人的「後民論」提出強烈 質疑，認為「後民論」由於過度強調反對基礎主義、反對鉅型論述，完全否定 了為不同的人民主體創造一個「團結形式」的可能，還可能造成不同社運間的 對立。沈發惠認為就現階段實踐之可能性、可聯合最大多數宰制人民、避免形 成絕對性的權力關係等三個條件來考量，「全面對抗資本主義之宰制體制應成為 現階段人民民主抗爭之聯合基礎」（沈發惠，1991）同時主張學生、知識份子及 草根工作者應扮演接合劑之角色，換言之學生/知識份子除了積極拓展校園（教 育）/文化（意識型態）領域之抗爭外，亦應積極介入其他場域之抗爭。

郭紀舟則將「人民民主論」運用於東海校園運動的分析中，並參與了當時校 內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辯論（請參考本章三節）。

學生運動：從三月到後三月

這段時間中對於台灣的學生運動發展影響最大的，首推1990 年發生的「三 月學運」。起先是3 月 16 日傍晚，數位台大學生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

抗議總統選舉期間老國代過度的要求，之後演變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廣場學 生人數最多時高達七千多人。廣場學生最後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大、廢除臨 時條款、召開國事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21 日由 53 位學生代表會見李 登輝總統，呈遞國事聲明。22 日，學生撤離廣場，持續六天的抗議活動和平結 束。

鄧丕雲認為1990 年「三月學運」在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具有四點重要的意 義：

（一）學運開始有學生群眾的認同參與，由此學運進入群眾運動的型態，學 運才有真正的草根經營的問題。

（二）三月學運時各股學運力量都維持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下運作，這種合作 團結形式，表示學運整合是有可能的。由於三月學運時的團結，使八０年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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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發韌時就有的夢想---學生成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終於實現。

（三）八０年代的學運是一種身份制運動，三月學運把這種特性推到極致，

同時也蘊合了學運走出身份制的格局，切割出八０年代與九０年代台灣學運的 差異。

（四）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即學運正當性的確立。

（鄧丕雲，1993：298-301）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 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為 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 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 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關於中區學生運動的出現，已於本論文第四章進行討論。至於其他三個面 向，在東海校園內也有相應的變化：1990 年東海女研社成立、1991 年台灣文化 研究社成立。而校園草根自主性群眾的出現，則成為1993 年之後校內異議性社 團在運動實踐上必須面對的課題，同時也考驗了當時學生運動所提出的「學生 做為接合劑」，「為不同人民主體創造團結形式」等主張在校園內具體被實踐的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