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603、604）。

不論東海的基督教氣息已有麼多淡漠，只要路思義教堂還存在，就很難想像 這所學校會有排擠掉哈巴谷的一天。不過洛克倒是早在1973 年，《東風》第 40 期的社論中就已出聲。

那是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就相信的可以挽救社會的良方--民 主。

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用民主克服疏離（Alienation）

如果東海原本就是多元而異質的，70 年代之後增加的學生人數，全體住校制 的廢棄就更擴大了這個趨勢。要如何重新克服生活和心理上的分隔，建立起對校 園的團結感受呢？雷蒙威廉士在其《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曾經表示，在一個日益 專門化、多樣化的社會裡，如果不想透過暴力來建立社會的基礎，則只能透過日 常生活中，持續的民主實踐建立起一種「共同文化」，以此做為團結的基礎

（Williams 1989：365-366）。

在關於「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中，除了透過對「黃金時代」的緬懷，

對照出當前環境的不足外。還存在著對師生、同學之間人際關係日漸疏離的惋 惜，為了重建團體的連帶以克服這種疏離，一種要求強化校內意見溝通的管道，

擴大師生對校務的參與的聲音，就經常跟隨著「東海大家庭」的緬懷而被提出。

1973 年 6 月，第 15 屆歷史系學生秦葆琦在接受校刊訪問時就表示：她頗為 擔心今後在學生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如果學校不積極設法在學生與學校間加以溝 通的話，幾年之後，很可能就流於一般的「大」學之道，變成學校做學校的，而 不再聞問學生的意見。

1975 年「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上，高承恕、馮滬祥兩位列席的校友教員也表 示：學生與學校行政當局之間普遍缺乏溝通，學校應該讓學生瞭解擴大的計畫，

最重要的是對學生的生活表示關切（東史：372--373）。

不只學生對學校運作產生疏離，連教授會也認為學校和教職員間的溝通太 少。在1974 年時，即有教授表示校務會議每學期才開一次，似嫌太少，宜增加 次數，俾有機會表達意見。也有教授建議，校長可採早餐會方式，與教職員分批、

分職等見面，藉以溝通意見（前揭書：365-366）。

事實上從東海大學成立以來，要求師生對校務的更深入的參與與瞭解，就一 直是東風、榮推會等學生團體努力的目標。他們的要求從單純的期望校長能抽空

第二章 伊甸園與巴比塔

38

多到學生餐廳、宿舍或是校園裡走走，關切同學的生活，到基進的要求每學期召 開一次全體同學都能參加的大會（《東風》3 卷 1 期：15、16）。其出發點都是基 於做為東海大家庭的成員，全體師生都應關切、參與校園共同的事務，以克服隨 著環境變化而不斷擴大的疏離感：

在現代機構中，隔離感(Alienation)［原文如此］是最大的傷害，更不論教育 機構了（《東風》40 期：2）

在「公共性」、「公共領域」等概念還未為人熟知的時代，東風社和部份的東 海師生使用素樸的「參與」、「投入」、「民主」等詞彙，表達出他們對建立起權力 機制和日常生活空間的中介地帶的呼求。人與人之間思想上的差距無法藉著實體 的距離來彌補，如果不透過民主的方式，建立起團體的連帶，那麼在這山上的小 社會中，雖然人和人的距離很近，仍然會有孑然一身之感。至少對東風社的學生 而言，只有透過校內師生對公共事務積極參與討論的方式，建立起對團體的關 切，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

我們深信，學校的每一個措施、每一項政策都必須經過縝密的思考和探討，

都有其充分的道理。因此當學生基於愛校的情懷對學校的措施提出關心的質疑的 同時，校方似應以坦率的態度讓同學充分的瞭解。也唯有這樣，才能使東海的每 一份子團結一致，共同熱愛和關切自己的學校（《東風》47 期：27）

為了實現「大學民主化」的目標，讓參與的精神能深入到師生日常的生活中，

東風社在70 年代即要求開放學校的行政會議讓學生代表參加，持續籌辦師生座 談會，以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要求學校重視社團活動，因為社團可以培養民主 精神、發展社群生活，促進學生對社會現況的瞭解。要求盡可能的開放審稿制度 的限制，給予學生更大的言論自由，以提升校園刊物的功能，以促進校園內意見 的溝通、討論。這些意見都可見於70 年代各期《東風》的內容中。

梅可望的改革與矛盾

梅可望校長在1978 年到任後，認為在當時東海校內、師長學生之間、院系本 身都沒有正規溝通意見的管道，形成了嚴重的隔閡與排斥現象。因此採取了一連 串措施，以建立意見溝通管道，包括：

第一，強化會議功能。除正規的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之外，另外每月舉行一 次由行政會議委員、各系所主任及各單位主管參加的「擴大行政會議」，每學期 並舉行一次「校務、行政聯席會議」，並視實際需要成立為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的

「專案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每學年並舉辦「校務發展會議」，邀請教授代表 及行政單位主管參加，提出學校今後發展的新構想與新措施。

第二，擴大學生參與。自1980 年起，邀請三位學生代表列席行政會議、校務

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39

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東史：403-408，東海大學 1985：97-98，梅可望，1998：

237-240）。

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東海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參見圖一），校園內各 項建設也不斷進行，可以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為快速的時期。（鄭禎樺，

2001：42）

（單位／年份）

第二章 伊甸園與巴比塔

40

這些在外住宿的學生，大部分都居住在附近的「東海別墅」區（簡稱東別），

平均的空間大約是到5 坪左右，偶有 7 到 8 坪的空間，各個套房間幾乎是老死不 相往來。同時由於東別逐漸發展成為商業區，消費社會的文化氛圍也將學生吸納 進來。雖然名義上都是東海學生，卻以個別的消費者和套房居住者的身份生存 著，彼此間缺乏感情、思想、生活上的聯繫。在80 年代外宿化趨勢下的東海學 生，就像是馬克思筆下十九世紀法國的農民，是一袋同質但又個別分化的馬鈴薯。

在開放學生代表參加校務、行政會議，舉辦師生座談會的同時，學生的任何 活動，從從刊物的出版、演講與座談的舉辦到海報的張貼，都必須得到校方課外 活動組的核可。而戒嚴體制下黨團及情治系統對學生的監控也沒有放鬆：佈建、

分化、教官約談，這些當時瀰漫在台灣各大學校園內的白色恐怖氣息（鄧丕雲，

193：4），在大度山上依然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可望所推動的唱校歌、全 校升旗、動員月會等活動，變得帶著濃厚的黨國法西斯主義氣味。

在學生大量外宿促成的原子化以及白色恐怖的壓抑下，東海學生並非是以有 組織、具批判意識的公民身份，和學校行政單位進行對話。在學生和學校之間，

也缺乏一個具反思性的中介。80 年代初期的東海，雖有近 40 份的刊物在校內流 通，但90％都是院系所的學報，具有輿論功能的媒體，只有《東風》、《大度風》

等幾份刊物（東海大學，1985：102）。

梅可望校長一方面努力暢通校內意見溝通管道，一方面又壓抑著校內師生的 民主潛能，一方面積極加強校內師生的團結，一方面又加速了學生的原子化，這 些矛盾在80 年代末期逐漸萌發，使他最後以背棄東海傳統的名義被批判³⁸。

公共領域與公共論述

梅可望校長認為他推動的民主溝通體系，有效地減少了校園內匿名黑函的數 量，各學系中的派系對立，也逐漸消失於無形（梅可望，1998：240）。但從所有 的意見溝通、動員認同的活動，都是由行政機關發動來看，這些措施比較像是校 園行政體系的「治理性」(governmentailty)的展現，而不像是真正的「校園民主」

實踐。雖然這些措施未必是出自於威權政治體制的直接要求，但是台灣長期遭受 威權統治的經驗確實是有影響的：

在長期的威權體制下，民間社會早已被國家滲透，自主意識早已蕩然無存，

每一個人所能想像的都只是如何嚴格管理，或如何接受管理，卻從來沒有人想像 社會可以自我管理，更別說碰到危機或分裂時，能主動地把社會集合起來，進而 做反省性的公共論述（李丁讚，1997：28）

38「梅可望主持校政期間…把很多東海的傳統打破，引起很多教授及校友反彈」（《財訊》雜誌11 月號：212，1988），或參見本論文第六章第二節。

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41

這裡並非否定行政機關強化意見溝通管道，以及採取更靈活、彈性的管理措 施的必要性，只是在梅可望的「校園民主」方案中，缺少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公 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任何民主體制都需要有健全的公共領域，才能 有效運作（李丁讚、吳乃德等，2004：1）

依據李丁讚的界定，公共領域有六個構成的要素：

（一）公共論壇（forum）；（二）私人（private people）；（三）會合（come together）；(四)公共意見或輿論（public opinion）（五）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

（六）合法性（legitimation）(前揭書：3)

雖然公共領域的存在需要刊物、沙龍、民間社團等物質基礎，但公共領域不 一定指涉特定的制度或物理空間，而是以議題為中心構築的。環繞著對特定的議 題的討論，不同的層次、團體、制度間也可以形成一個公共領域，只要他們彼此 間的互動，能夠滿足前面六個構成要素。從「空間生產」的角度，夏鑄九特別著 重公共領域中的論述實踐，他認為：

象徵的實踐（symbolic practice）、論述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與意識型態 實踐，以支配與改變城市的空間與社會，這就是公共領域（夏鑄九，1997：123）

象徵的實踐（symbolic practice）、論述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與意識型態 實踐，以支配與改變城市的空間與社會，這就是公共領域（夏鑄九，1997：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