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是誰的？--校園民主論戰

議會流會問題的反省

東海學生會在成立之初即面臨嚴重的議會流會問題的困擾。由於「學生政府」

乃是80 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重要訴求，學生會的運作不良引起了東海校內關於

「校園民主」的內涵與實踐的討論。

除了大度山社的方孝鼎於學生會成立後，首先為文指出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 異化外，在1991 年 5 月第三屆學生會會長、議員選舉前夕，人間社員李彥旻在

《人間札記》第5 期，以〈校園民主的一齣戲--談學生會學生自治的侷限性〉

為題，對整體東海學生會的運作進行檢討。

李彥旻於文章中指出，學生會運作不良、議會頻頻流會的問題根源在於「學 生會的定位錯誤」。一方面學生對於校方的權力位階太低，只是「學校訓導處下 的課外活動組輔導之學生機構」，因此並無足夠權限發揮具有主權、能獨立運作 的學生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學生會在日常運作上繼承前學生活動中心的模 式，呈現出一「超大型服務性社團」的樣貌，不斷地在處理事務性的行政工作，

而非一發揚學生主體性的學生政府，學生會既然未能對參與影響校園事務發揮 實質的作用，學生自然對其參與意願不足，議會頻頻流會也就不足為怪。

將學生會運作不良的癥結，鎖定在「權力位階太低，角色定位模糊」的觀點，

一直受到人間、大度山社等社團的支持。而「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的校園空 間運動中，對於校方「黑箱作業」的指責，與要求開放決策權力的訴求，也和 這種對學生自治運作的批判相互應合。大度山社成員同時是研聯會主席的劉坤 鱧亦曾在行政會議上直言：

由於目前東海大學學生自治辦法之權力位階從屬於學校校務會議、行政會議 之下，站在研聯會立場，在權力結構未改變之前，亦無實現願望之能力。

（東行，民79.5.7）

這種要求更多的權力，更大的參與空間的想法，其實是和當時「反對威權統 治，要求政治自由化」的社會氣氛有相關連的，這可從李彥旻文章結尾的這段 話看得出來：

長久以來，台灣校園在黨政威權體制下定義價值觀、教育觀，學生被定義在 被教育者，而所接收之內容則是符合黨政機器限定之意識型態。學生自治即要 反抗此一意識型態強迫灌輸，學生會絕非民主實習場，而是學生主觀意識在校 園中凝聚之具體呈現（李彥旻，1991）

第三節 東海是誰的？--校園民主論戰 111

學生自治既是反抗黨政意識型態灌輸的一環，那麼反對學生在校園中的角色 被矮化，要求更高的權力位階，自然會變成異議性社團學生在分析校園民主問 題時重要的問題意識。

在李彥旻的文章發表之後，東風社社員李孟浩也在同年10 月，於《東風》

60 期發表〈學生議會反省〉對議會流會問題的深層原因進行探究。文中認為：

政治系統的制度運作若無公民意願養成的政治文化來支撐的話，系統運作的 成功機會就會相當渺小

…議員的疏離倦怠和選民的冷漠本來就是公民文化中一般人既存的政治取 向。因此政治系統的制度設計不是為了滿足形式的立憲主義，以讓有興趣搞政 治遊戲的民主菁英去操作這些「背著服務之名」的政治機器；而是要把制度設 計成具備有「政治歷練」的教育功能，以及把校園民眾的任何言論和訴求都匯 編為政治能裡訓練題材（李孟浩，1991）

強調學生會的「政治歷練」的教育功能，並非表示東風社贊成李彥旻所批評 的校方將學生會視為「民主實習場」的觀點。李孟浩在文章中也從東海學生會 創建的歷史，指出當時急就章的態度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議會流會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成立的歷史背景因素。由於當初在「校長的善 意」下，學生會便有了很濃厚的「把握時機」先搞出來「量上具代表性與合法 性的架構」之傾向，而有意地忽略了在「權力再分配」的秩序變遷中提供一段 思想衝盪期的重要性。因此，在急於讓這個「模仿」西方學生會的法律形式通 過的情況之下，一方面對制度運作的法律形式與社會活動的實際運作規則（傳 統所講究的社會關係及混官場、搞社團那一套）的相互配當性沒有進行探討之 外；另一方面也不容許緩慢地進行各種意義的溝通與整理，以促生許多草根性 的議題小團體，讓同學能在團隊工作中逐漸把「政治參與的無力感情結」轉化 成「維護自由、尊嚴與權益的公民意願」

這段話的立場其實和當年東潮、大度山社對學生會制憲過程的批評相差無 幾，只是在分析上更為精細。由於強調學生政府在公民文化養成過程中的重要 作用，李孟浩雖未在文章中明白否定人間、大度山社所謂「學生會權力位階太 低」的歸因，但為達成健全公民訓練的目的，他主張透過強化「議會調查權」

（考察行政及細究相關文件的權力）和「新聞權」（對公共事務的特定訊息進行 議題設定，而向選民告知並監視政治環境）的充分運作，讓議會變成強而有力 的「議會調查團」以改善學生會運作不良的問題。

由於「議會調查權」的運作還有助於形成議員社團/教授間的合作關係，解 除「特別權力關係」與校方行政系統對教授及學生的學術自主權的侵害。李孟 浩以東風社的名義建議學生議會，可以經由調查委員會的運作，來推動一些相 關於全體師生權益的議案，並訴諸於教授和學生全體的公民投票。

第六章 雷霆之路：相思林時期（199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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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社團之間關於學生會運作問題的討論，雖然意見不一，但在不斷發 生的校內學生運動的刺激下，整個討論走向更深刻的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 本質的反省。這個反省首先見於以「東海是誰的？」的問題開啟的辯論中。

東海是誰的？

「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校園內出現各種關於事件討論的聲音。除了東海校 方不斷強調決策的合法性、公開性，並對部份學生偏激的行動表示「遺憾」外，

也有校內學生認為搶救相思林行動雖出於愛護校園環境，但是行動太過激烈，

熱情淹沒理智，焦慮化成莽撞，忽略了對當時決策過程的考量，破壞了校園的 師生倫理。

其中政理所三年級研究生孫治安，發表在1990 年 9 月份的《東海新聞》上 的〈東海是誰的—對最近校務問題之省思〉一文，指責參與「相思林事件」的 學生提出的訴求，忽略了東海教學設施不足的問題根源，來自於教育部對私校 經費補助的限制，而非特定個人的辦學方向或領導方式的問題。同時這些學生 對於學生和學校間的關係也有錯誤的理解：

學生與學校真正的權利義務關係，在於知識的傳授，學生交了錢，為的是學 習，享受優美的校園景觀只是附帶的。對於師資、教學設施，學生應有較大的 建議權，甚至參與決策。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則只應站在監督、溝 通的立場，若也要參與決策的話，未免有點「喧賓奪主」了（孫治安，1990a）

孫治安的文章刊出後，校內大度山社立即在社團刊物《大度山》第八期，由 社員周盈成執筆為文〈東海到底是誰的？〉提出批評⁹¹。

〈東海到底是誰的？〉一文刊出後，孫治安又於12 月份的《東海新聞》上，

發表〈另一個角度看「東海是誰的？」〉（東海新聞第23 期，1990.12.22），對大 度山社的文章做出回應，認為不能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想像學校和學生的 關係：

學校並不如政府一般為全民通過所產生，而是由主辦者依其理念或需要來成 立，因此校方自然是名義上的擁有者，不然我們為何要區別「公、私立」學校？

但這僅意味著校方在行政方面可享有近乎絕對的權力，對其於知識傳播或學生 生活，便不該有管轄之權（孫治安，1990b）

大度山社並未針對此文進行回應，但是另一個異議性社團--人間工作坊的社 員郭紀舟，在《人間札記》第4 期上以〈你的名字叫人民〉一文對大度山社和

91 在郭紀舟、孫治安等人的文章中，都有提到周盈成的這篇文章，不過筆者遍尋相關資料，始 終找不到《大度山》第八期，因此對其內容只能採取保留態度。以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孫治安 和郭紀舟的論辯上。

第三節 東海是誰的？--校園民主論戰 113

孫治安的辯論提出批評。

郭紀舟要求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待所謂「東海是誰的？」的 問題。即從所有教育制度與資源，是不以校園主體—師生的需求為考慮中心的 觀點去思考，而不是以形式上的參與決策權力的多少去分析。

郭紀舟借用了拉克勞(Ernesto Laclau)以及穆芙（Chantal Mouffe）的理論，

認為從把「校園民主」做為學生運動的抗爭場域來看，要探討校園是誰的，則 必須細緻區分抗爭場域內各角色配置的從屬關係，政經結構式的理解方式來看 校方、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的社會位置，構造出關於校園的整體圖像。

「東海是誰的」不能泛談主體-師與生的權限範疇，應當注意「宰制集團/

主體」內的意識形態矛盾。

類似像「全體師生」的號召，都必須要注意到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召喚」作 用。而校園知識份子的任務，即在於透過意識形態的接合工作，和校內外不同 的群體（被宰制集團）結盟，建立對抗校園宰制勢力的「（反）文化霸權」。

（郭紀舟，1990：2）

郭紀舟批評孫治安：對學生的角色自我設限，視學生為「學習」的角色，完 全內化了主流權力集團的宰制想像。對於大度山社周盈成的論述，他批評只停

郭紀舟批評孫治安：對學生的角色自我設限，視學生為「學習」的角色，完 全內化了主流權力集團的宰制想像。對於大度山社周盈成的論述，他批評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