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呼嘯的東海風
第三節 東海裡的吹浪之鯨--異議性社團
東潮的出現與分化
雖然是受國外教會資助而成立的學校，但東海大學並非威權統治下的避風 港。事實上東風社的活動，經常遭遇到校內訓導單位或明或暗的壓制和干預。1970 年代初期，《東風》編輯林載爵一篇訪問台灣文學家楊逵的文章，被學校禁止發 表（鄭鴻生，2001：151）。校方也曾以「有鼓勵婚前性行為的疑慮」為由，要求 東風社撤除社團辦公室內鋪設的榻榻米。據傳教官室也曾幕後策動學生加入東風 社，意圖趁東風社改選社長時將社團「質變」。
在80 年代末期，東海校內部分學生已不滿於純文字的論辯，希望採取更直接 的行動改變周遭環境。部分法律系、政治系還有東風社的成員相互結合，以經費 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訴求，推出候選人參與1987 年 5 月的學生活動 中心總幹事的選舉。同時在1987 年 6 月發行地下刊物《東潮》，以體制外的行動 爭取言論免審稿權、校園民主，在校內造成很大的衝擊。
《東潮》是一份地下刊物，其發行團體名為「吹浪之鯨」63，但是東海學生 多半以「東潮」稱呼這個團體，後來連團體成員都不使用這個名稱，而以「東潮」
為名參與校內外的活動。
由於東潮採取地上及地下的雙線行動，地上的行動是以學生活動中心推動學 生自治，地下則是運動造勢。這種雙重行動大約持續了半年，由於體制內和體制 外行動在思考和實踐上有許多衝突，隱埋了東潮成員分化的伏筆。約在1987 年
61 感謝黃國治和鍾瀚樞在論文計畫書寫作期間接受我的訪問，並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62 這個膠囊內以真空方式存放校務發展資料、跨世紀宣言與各系提供的紀念物件，基本上每隔 50 年開啟一次，「開啟時都將再置入當時的努力痕跡和新的夢想，提供每隔 50 年後的東海人檢 視」（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2：81）。
63 「吹浪之鯨」之名，出自東海第一任校長-曾約農先生，於 1957 年 7 月 31 日任期屆滿退休時，
所寫的〈留別東海〉一詩：「兩載桃畦手自栽，橫渠孤負扣鐘來。舞城弦誦慚宗緒，沂水風雲愜 素懷。借得寒鶴耽落拓，非關雞肋委塵埃。相期東海鯨吹浪，一為中原洗劫灰。」（東史：132），
感謝張志遠學長提供這個資料。
第三節 東海裡的吹浪之鯨--異議性社團 69
底，東潮決定公開化，由於公開化意味著抗爭的激進化，使得成員內部的分化更 凸顯，到了1989 年東潮正式分化成為「人間工作坊」和「大度山社」兩社。（鄧 丕雲，1993：116、167）
分化後的東潮，原先參與學生活動中心幹部運作，偏向體制內抗爭的成員，
在1988 年 9 月成立「青年中國學社」，發行社團刊物《大度山》。和東潮的狀況 類似，後來東海學生多以「大度山社」稱呼，青年中國學社之名則僅遺留在東海 學生會社團部的檔案中。
另外一群較偏向體制外抗爭的學生，則於1989 年 9 月 21 日成立了「人間工 作坊」64（簡稱人間）發行社團刊物《人間札記》。在1991 年間，部份人間工作 坊成員又另外成立了「台灣文化研究社」（簡稱台研）發行刊物《思想枝》。但和 東潮後來的情況不同，人間和台研雖然各自獨立招生運作，但在校內各項議題的 推動，以及社會運動的參與上，合作十分密切，東海學生多以「人間/台研」並 稱兩社團。
校園基地論與東海學運
東潮、人間、台研、大度山社等社團的興起，當然和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 興起有密切的關連。這些社團都曾參與1990 年的「三月學運」，並加入其後成立 的「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不過東海的學運極強調其和北部（尤 其台北）學運的差異。特別是人間/台研的幹部，經常會以「我們較重視校園經 營」來和北部的社團做區隔。例如：前東海人間的幹部劉欣恆就認為「東海的幹 部一直會有要拉回來校園經營的焦慮！」65（訪問記錄：2003/5/14）。對東海的學 運幹部來說，在校園外的社會參與，是為了累積進行校園內運動的資源：「我們 出去外面亂搞的目的，是為了能回來學校亂搞。」（同上）。
雖然在「三月學運」之前，東海的學運團體如：東潮、人間等社團就提出過 學運應以社會實踐為方向，以校園為基地的「校園基地論」（鄧丕雲，1993：271）。 但是學生運動畢竟是以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不管是北部還是中部，即使對政 治社會議題投入再深的學運團體，都不可能忽略校園經營的重要性。以「校園經
64 非「大度山社」的部分東潮成員，其實早在 1988 年 12 月份就已經籌組社團，並舉辦數次活 動。但是因為原先呈送的社團名稱：「台灣問題工作隊」，訓導處（現在的學務處）以「台灣」一 字太過敏感尖銳為由，希望更名。社團內經多次討論後決定以「人間工作坊」為名，以減少不必 要的非難。但後來學校又要求學生必須具結：「保證東潮從校園消失」才可放行，經多次公文往 返、協商之後，終於在1989 年 9 月 21 日正式成立，並召開第一次社員大會。整個過程可參見《人 間札記》試刊號，1990.1.12。另外「大度山社」成立時，據說也遭受過學校類似的非難，因此才 會以「青年中國學社」這樣的名字成立社團，可參見鄧丕雲，1993：168。
65 感謝東海人間的學妹劉欣恆接受訪問，在此同時感謝寫作過程中，人間/台研的同志們給予的 支持和鼓勵！！杜憶如、關亦然、林倬立、趙延德，並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
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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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校園基地論」做為北部和中部的學運發展的差異，並藉此進行自我區別，
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關於中部和北部學運的差異，《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的作者鄧丕雲 認為：中部的學運在90 年代後發展出很強的區域自主性，
區域的自主性不僅是在組織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對全國性議題集中台北的抗 爭方式，有著以區域為考量的判斷基準（鄧丕雲，1993：390）。
從環境的條件來看，由於交通的問題，中部的學校不容易像北部那樣，能輕 易的為全國性議題向中正廟、或政治機關進行大規模動員集結。就以1990 年「三 月學運」來說，北部學校的學生甚至可以在晚上回宿舍洗澡、更衣、開會，但是 對中部學校的學生而言就沒有這樣容易。同時台中市幾乎沒有任何社運團體，除 了寒暑假出工作隊之外，中部的學運團體在平時很難像北部學校一樣，和社運團 體進行議題或組織上的合作，多半只能透過校園議題對校內同學進行組織。
而就東海大學來說，以空間區位上來說，是屬於和例如台大的「都會型大學」
不同的「社區型大學」：
社區型大學是指大學與周邊自成一個系統，通常在都會生活圈外或是邊緣…
如東海旁的東海別墅區與校園形成一個獨立的社區即是典型的例子。
（鄧丕雲，1993：227）
鄧丕雲認為和政治中心的都會區的疏離，使得「社區型大學」往往比較不偏 好政治議題，但也使得學生的生活和消費不容易分散，而集中在校園周邊。而以 東海來說，「全體住校制」雖已在1972 年廢除，但是校方仍盡量維持大一學生全 體住校的慣例。對於東海的學運團體而言，將心力集中在校園內的組織和宣傳，
是比北部學校要容易的多。
空間區位上的差異，使得東海不容易為全國性議題向都會政治中心進行動員 集結。缺乏社運團體的環境，使其心力集中在校內議題的開發。「社區型大學」
和「大一全體住校制」更讓其在校內宣傳和組織上，較位居都會區的大學更加容 易。因而東海的學運在運動實踐上，會傾向於校園議題和多花心力在校內宣傳組 織上。
相對而言位具都會區的學校（台大是最明顯的例子），則容易傾向全國性議題 以及向政治機關集中、爭取外界媒體注意。這並非表示北部的學運團較忽視「校 園經營」，如前所述沒有一個認真的學運團體會這樣做。但是在操作上由於環境 條件的差異，北部傾向於透過校外的議題與媒體來進行校內的宣傳組織，因此會 讓人感覺到其心力較集中在校園外部。類似「校園基地論」這樣的自我描述，其 實突顯的是東海和北部學校，因為客觀條件不同，表現在校園經營的切入點、操 作方式上的差異，而非那個地區比較重視校園經營的問題。
第三節 東海裡的吹浪之鯨--異議性社團 71
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使得東海大學在校園空間議題上累積了大量的歷史記 憶、情感、論述。校園空間問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共鳴，論述發展上可深可廣，
自然會成為東海的學運團體專注的校園議題之一。而在1984 年後東海開始進入
「校園景觀巨變期」（鄭禎樺，2001：42），快速而巨大的校園景觀變化，不但對 校內師生的視覺和心理上產生極大的衝擊，也讓前次事件累積的資源66，可以在 兩三年67內立即轉移到下一次的事件中。這一方面擴大了東海校園空間論述的廣 度和深度，同時也推動著校內學運團體持續關注校園空間議題，強化了「我們比 較重視校園經營」的自我想像，進而創造了東海大學獨特的學生運動歷史：
一個以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校園民主程序的建立為中心的運動模式。
（侯念祖，2003）
文化論述與運動實踐
如同前文所述，在70、80、90 年代不同時期的東海人都使用類似的論述模式 在討論校園的未來發展與公共議題。雖然90 年代初期的「異議性社團」成員，
多半出身自東風社或和東風設有密切的關連，但是由於筆者研究時間和能力的限 制，目前並無法確切的說明不同時期的校園空間論述如何相互影響68。但可以見
多半出身自東風社或和東風設有密切的關連，但是由於筆者研究時間和能力的限 制，目前並無法確切的說明不同時期的校園空間論述如何相互影響68。但可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