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潮與 80 年代東海學生運動的發韌

第二節 東潮與 80 年代東海學生運動的發韌

衝創校園自由空間⁷³

在經過長久的沈寂後，台灣的學生運動在80 年代再度崛起，首先由 1986 年台大「自由之愛」事件為開端，緊接著從南到北的各個大學紛紛出現地上、

地下等各種形式的學生行動團體。

關於這波學生運動的崛起，鄧丕雲認為雖然國民黨在1986 後推動的一系列

「政治自由化」的政策，為學生的行動提供了可靠的掩護作用，降低了其行動 的危險性，給予學生行動和心理上的鼓舞。但是「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普 及到校園，當國民黨研擬五大政治議題，準備開放人民的言論、集會及結社自 由時，校園還處在「特別權力關係」⁷⁴的籠罩下，沒有做相應的開放。所以校 園的自由化是學運興起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學運反映了學生在政治開放 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的民主化能追趕上社會腳步的努力（鄧丕雲，

1993：59）。

由於校園並未隨著社會的腳步開放，初期的學運參與者，在行動上必須承擔 許多未知的風險，因而多採取體制外以及匿名的方式行動。而其主要的抗爭對 象則是校園內的控制體系，包括校方行政機構與校園黨團。議題上大部分是關 於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軍訓教官及政黨勢力退出校園、學生政府成立、言論 及學術自由的保障等和校園體制改變相關的議題。學生們透過這些訴求，批判 校園的控制體系，以求實現理想中的大學校園（前揭書：61）。

鄧丕雲的描繪大致掌握了1986--1988 年之間台灣學運的樣貌，但是這些共 同的議題在實踐上仍會因著各校具體的狀況而有所差異。以東海來說早期學運 的參與者，除了直接訴求言論自由、學生政府成立之外，校園空間環境問題的 探討，也是接合宣傳這些訴求極好的議題。尤其在1987 年東海別墅社區問題的 萌發、1988 年的「電鍍廠事件」，都帶給學運團體利用這些議題在校內進行宣

73 「衝創意志---Will 這個字有多重含義。我們選取了尼采「衝創意志」（引用陳鼓應譯名）的 引申詮釋。一方面是為了這譯詞所表達出來的精神，恰是東方文化涵泳中的民族最缺乏的部 份。不怕改造一切的衝勁和決心，敢與大自然（天地萬物）奮起一戰的勇氣，脗合著初生之犢 不畏艱險的本性。含括了堅持、毅力、韌性、決斷力、意志力、不達目標不休的大無畏精神。」

（王榮文，1989：6）

74在戒嚴時期有關各級學校學生之懲戒，均是以行政法上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為其依據，

認為學生與學校之關係，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中之營造物利用關係，學校可以在無法律依據下，

限制學生之基本權利，對於違反義務之學生，亦可施以懲戒，並且學生對於有關特別權力關係 之爭議，亦不得請求司法救濟。這種反民主的學生管理觀念，經過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強烈 的批判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民國84 年 6 月 23 日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文中，承認凡受校內 處分，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有提出訴願及行政救濟之權利。之後在大學法修訂過程 中，「特別權力關係」的條款，被強調學生參與、學生自治以及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必要性及 價值的觀念所取代。

第五章 Leviathan：東潮時期（198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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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建立行動正當性的機會，以對抗校方的抹黑與反撲。而「約農河加蓋事件」、

「新宗教中心事件」中，透過公聽會、說明會等機制，讓學生能針對校園公共 事務，在公開場合質疑師長及行政人員。在這些零碎、片段、不成熟的實踐過 程中，東海的學運份子慢慢提昇自己的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傳統，累積出後來 在1990 年「相思林事件」中展現的實力。

吹浪之鯨湧現東海

雖然《東風》做為東海人文批判的傳統，一直存在校園中，但是東海大學並 不見得比其他學校更開放、更民主，例如學生刊物出刊前的審稿制度，對涉及 政治和社會批判的言論的壓制，還有對於社團活動的各種限制⁷⁵，都和戒嚴時 期的台灣各大專院校如出一轍。

1987 年部分法律系、政治系以及東風社的成員，推出李若蘭和方孝鼎競選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以經費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選舉訴求，並在 當年的選舉中獲勝。

這個被視為由「改革派」主導的學生活動中心，於當選後立即創辦了《東海 新聞》，做為代表全體學生的刊物，評論報導範圍包括校內一切制度措施及校外 政治活動。另外邀請李鴻禧、林玉體等當時的「敏感人士」到校演講，於下學 期時又邀請張忠棟、姚嘉文等人到校演講，其嘗試突破校園言論自由空間的意 圖十分明顯。

1988 年 4 月由於《東海新聞》報導女生宿舍生活管理輔導問題，使得訓導 處召集女舍棟長、蘭心會及生促會、生輔組幹部舉行座談會。梅可望校長甚至 在行政會議中提示，要求各單位詳閱新出版之《東海新聞》，如有係相關單位之 改進事項，需改進或處理、說明（東行，民77.4.18）。

雖然學生活動中心有體制內的資源和代表全體同學的優勢，但是在下學期5 月預定邀請呂昱（《南方》雜誌編輯）、邱義仁、朱高正、張曉春（台大社會系 教授、工黨發起人）舉辦「蛻變中的台灣」系列演講時，除張曉春演講外，其 他的活動申請都被校方駁回。而除朱高正以「已進入司法程序」為由外，學校 也未說明演講被禁止的原因。

不過「改革派」學生除了推選活動中心總幹事外，還另外以「東海吹浪之鯨」

為名，發行地下刊物《東潮》。1987 年 6 月 17 日及 24 日，《東潮》發行試刊號 第一期及第二期，抨擊當時校內興建「新宗教中心」地點的不當，批評校方在

75「茲重申下列四點，希切實遵照：1.不准發行刊物 2.不准成立跨校之組織 3.不准成立地區性 之組織 4.不得參與校外地域性之政治組織或在校內從事政治性的活動。如有違反，訓導處應加 議處。」（東行，民74.11.15。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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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處理過程中的反民主作風。並舉台大為例，質疑現有學生活動中心的定位 問題，要求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1987 年 9 月 29 日《東潮》正式創刊，到 1988 年 5 月 25 日共出版了四期。

其間在1987 年暑假、開學時，還針對大一新生發行了一份名為「給你、大一---兼給中區所有的大學新生」的傳單。

雖然東潮的成員有部分和東風社、學生活動中心重疊，但是東潮的成員到底 有多少，恐怕是東海歷史上的永恆之謎。這是因為為避免校方打壓以及可能的 政治迫害，東潮除採取匿名的秘密行動外，還使用單線聯絡的方式組織。除了 幾位較著名成員外，其他成員都不曾曝光，同時彼此間也未必認識，因此連東 潮的成員都不知道這個團體有多少人。1990 年代的東海學運團體，（包括筆者 寫作論文過程中）在校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自稱曾是「東潮」成員的人，對於 這些成員身份的真實性，既無法否認也無法證實。

校方的反撲

東潮的行動引發校方行政單位，尤其梅可望校長，非常強烈的反應。1987 年9 月 9 日、10 日東海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共百餘人，在谷關舉行的發展會議上，

通過為求校園和諧安定，不受外力干擾而制訂的「東海大學維護校園團結和諧 方案」。方案中首先揭示一心一意愛東海、共同實踐校訓和達成本校教育目標、

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師生團結一致，維護團結和諧，不受外界影響和利用等 東海師生的「共同守則」。

其次強調落實師生溝通管道、強化師生情誼與互信、輔導學生自治組織、防 範外來勢力操縱學生活動等重點事項。

最後具體說明三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透過「文字評議委員會」解決文字著作 的問題，透過「申訴委員會」解決獎懲的問題，透過「說明會」解決有關意見 的問題（東海風：105）。

由於校內對東潮議論紛紛，甚至有謠言稱東潮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另一方 面由於梅可望校長對大學法所提的建議案，和其在師生座談會上的內容不符，

東潮成員在看到報紙後感覺受騙，因此決定以公開的方式說明，同時澄清校內 同學的疑慮。

1987 年 11 月 4 日中午，東潮在校園的「信箱間廣場」舉行說明會，由沈發 惠、施威全出面說明東潮成立的宗旨，澄清外界的疑慮，回應校長及訓導單位 的指控。在當時這是極大的挑戰，因為曝光的成員很可能會受到學校懲戒甚至 因此退學。沈發惠在發言時還因壓力太大，情緒激動而當場落淚。現場有數百 名東海學生，至於有多少人是東潮成員就不得而知了。由於東潮事前曾貼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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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宣傳，東海校方在當天還如臨大敵般的封閉校園對外出入口，以防止有外來 力量進入侵擾校園。可能由於此事受到媒體關注或其他原因，曝光的成員事後 並未遭到任何校方的懲戒，當然強大的家庭壓力，是絕對免不了的。

但是梅可望校長對於東潮的攻擊，並未因為東潮舉辦說明會而停止。1988 年2 月 24 日，梅可望校長以國民黨中知青黨部主委身份，出席在校內中正紀念 堂舉行的「黨員大會」時，對東潮進行點名批判，指稱其與民進黨掛勾，並在 次日的開學典禮致詞中又對全校學生重覆了相同的內容。在3 月 7 日舉行的行 政會議上，與會人士並「一致舉手」通過：

全校師生建立四點共識，以維護校園和諧安定 1.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2.東海是「東海人」的東海不容外力干預破壞

2.東海是「東海人」的東海不容外力干預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