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斯・史密斯（Dallas W. Smythe; 1984）曾經提出三個分辨批判 和管理（administrative）理論的差異：一、研究問題的選擇；二、研究 運用的研究方法；三、學者對研究結果分析時，所採用的意識觀點，無 論是對現存的政經秩序的批判並使之改變，或者是保衛並加強它。以下 我們將依據史密斯的類別，對批判理論的內涵，進行概略的簡述：
一、研究問題的選擇
（一）意識型態（ideology）
許多批判論者的研究探討，都是根源於意識型態的衍化，而發展出 其各自的理論架構，因此了解意識型態在傳播批判理論中所扮演的角 色，將對我們大有裨益。
意識型態，根據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ams）的定義是：「相 對正式和明白的意義、價值、信念的系統，或可以抽象的認為是一種世 界觀或階級觀。」（Becker, 1984）；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認為 是一種「個人對其所存在真實情況的假想關係」，他認為意識型態管理 人們如何認知世界和自我，它控制了人們所看到的本質和外表（Becker, 1984）。
班乃特（Tony Bennet）指出意識型態的關切重點：
1. 意識型態意涵了有關表示意義系統的社會決定論。馬克斯提出社 會知覺的明確形式，係結合了法律、政治的關係，建立了一上層結構，
但此建基必須符合於生產關係的下層結構。
傳播理論研究的新方向――批判理論介紹
2. 意識型態的概念帶有扭曲的意涵。意識型態為一過程，此過程以 我們不能立即察覺的方式塑造我們的知覺。由於傳播系統為控制階級所 主宰，因此人們的知覺便為控制階級以非抽象的方式所扭曲。
意識型態的觀念提出了三個與媒介有關的主要觀點：
1. 第一個觀點與透過媒介運作所為的社會控制本質有關，其主要問 題在於媒介所有權的結構，以及統治階級透過媒介運作所為的控制方式 及範圍。
2. 在技術上，傳播媒介如何取代意見系統，而達到「誤導」（ mis-recognition）的效果。
3. 媒介在構成社會的經濟、政治、意識型態階層間彼此相關，佔有 一重要的地位（Bennett, 1982, pp. 48-49）。
由於意識型態與意見系統的傳送有關，此並非抽象的過程，而係由 控制經濟的階級，經由心靈生產（mental production）工具的控制，以 具體方式來影響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批判論者有關「上下層結構」
的假說。
新馬克斯論者認為，經濟是社會的下層結構，其他的法律、政治、
宗教、教育、傳播等均屬於上層結構。上層結構受下層結構影響；下層 結構決定後，方能決定上層結構。
有些學者認為，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的關係是最主要的問題；但有 些學者卻認為這種暗喻是無用的。一般持平的看法，認為上下層結構的 分析是有其價值，只要不將其視為明顯的二分法或視其為簡單的因果關 係。
馬克斯和恩格斯曾指出，擁有任其使用的物質資源工具的階級，也 就控制了心靈產物的工具。這種物質和資訊分配不平衡，引伸出批判論 者有關「主宰」（domination）的論點。
「主宰」是統治階級將其文化、知識和道德觀直接加諸於其他階級。
因此「主宰意識」（dominant ideology）是統治或主宰階級的意識型態；
「虛假意識」（false ideology）是指一個意識型態無法和其階級連繫。
因此在他們看來，在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而言，主宰意識是一種虛假 意識，因為它並非能反映出他們的利益（Becker, 1984）。
「主宰」的觀點，並非代表絕對的主宰或控制，而是以一個更精細 動態的現象，來認知設限於思想和行為的變項。不但告訴民眾應想些什 麼，也影響民眾能想些什麼。
（二）對工具理性的批判
美國學者通常對科技工具的發展抱持樂觀的觀點，他們認為只要良 好的管理規劃，科技可為人類謀福利，這類學者由於對傳播科技採「管 理」（administrative）的態度，因此有人稱之「管理理論」，而以普爾 為代表；而以韋伯所鼓吹的技術理性，對物質的生產及交換，講求方法，
科學及充分發揮效能所建立的器具之操作與控制，以合理的結合人與技 術工具之關係。
但批判論者引用海德格學說對工具理性進行批判：「在現代技術內 所含有的力量，決定了人與人的關係，在存有的一切範圍內，人類總是 被技術器具或自動化機器的力量密集安排。」
施勒進一步指出，科技在社會和制度問題上，並非全然的自治與中 立，而是以維持現有社會體制而服務為其目的（Schiller, 1983）。
史密斯同時指出：「科技是一種有害的迷思」，這個迷思是由幾個 因素構成：1. 行政機構（私人、公共）；2. 科學；3. 資本；4. 工程師所 創造的工具和機器；5. 意識型態；6. 宣傳。形塑民意使大眾能接受此迷 思。他說科技迷思之目的，即為維繫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而為其支配 之工具（Smythe, 1984）。
傳播理論研究的新方向――批判理論介紹
因此，施勒主張打破以媒介製作人，尤其是廣告主的利益為主之傳 播閱聽人研究，建立一個新的「受眾中心」的理論，研究媒介資訊的來 源和生產，以改變媒介科技與閱聽人的角色和關係（Schiller, 1983）。
（三）對交易理性的批判
批判論者同時對資本主義體制下，媒介運作受到交易理性的絕對影 響感到不滿。交易理性即透過市場功能，不僅能滿足經濟生活中的供給 與需求，同時也能合理分配資訊和財富。
批判論者如莫道克（Graham Murdock）即指出，傳播媒介生產的 是一種特殊商品；一方面，它和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可在市場上出售；
另方面，它又提供現代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印象。因此它扮演塑造社會知 覺的樞紐角色，這是經濟與文化力量結合的特殊關係，形成學術和政治 所關切的論題（Murdock, 1982）。
他們所提出的質疑是，媒介由誰來控制，並為誰的利益服務？資本 主義者以其優越的資本和技術，透過廣告，控制媒介的所有權，並有權 決定媒介的內容，通過媒介的訊息推銷其產品、利益，並傳佈其意識型 態，以維持其經濟及文化獨特利益。這種以交易的利潤動機壟斷媒介內 容的做法，完全抹殺了大眾傳播媒介應為社會公器，應為社會大眾的利 益的功能。
美樂地（William H. Melody）和馬謝（Robin E. Mausell）指出，批 判理論對交易理性的抨擊集中於：1. 權力的集中；2. 主宰和依附關係 的特性；3. 鉅大利益的誘因。批判理論的前提，就是希望藉由問題的 提出和集中研究的努力，改變政治和經濟系統關係（Melody & Mansell, 1983）。
（四）社會和歷史情境的多重決定論
批判論者，經常批評主流研究者的行為實證研究的弊病，即是試圖 孤立個人的行為，將個人抽離於社會網絡和其社會歷史情境，產生如艾
文（Stuart Ewen）所稱：「實證主義將事實和現象抽離於其情境，導致 歪曲了真理。」（Ewen, 1983）。
批判理論是傳播在生產和社會複製中的兩大功能：
1. 視傳播為一般社會關係所必要的潤滑。
2. 視其為修正、改變生產與消費狀況的必要社會關係。要了解大眾 媒介在社會系統的運作，必須先明瞭其歷史環境及政經結構和制度的情 境，這些歷史和社會，政經及意識型態情境，不僅塑造同時直接在媒介 及社會內部生產，分配和接收等過程運作（Becker, 1984）。
換言之，我們無法孤立於社會和媒介的總體情境（不管是立即或歷 史情境）來了解社會與媒介的運作。艾文（1983）亦同意：
傳播研究應發展更多的社會和歷史的觀點，而非將媒介 閱聽人的關係，由他們所存在的世界抽離出來，他們必須更 活潑地存在於他們的世界和歷史之中。
塔克曼（Gaye Tuchman）也強調社會情境與澄清文化生產觀點的 本質和角色，對批判理論的重要性，她並描述歐洲研究對美國研究的貢 獻，即是促使美國的「理論和實證分析能納入其社會情境」，而非落入
「一種狹窄，直線和因果的模式」（Tuchman, 1983）。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了解何以美國主流研究的最受批評之處，即是 大眾傳播研究「真空化」（decontextualization），研究未考慮社會和歷 史情境，產生了嚴重偏見的結果。
理論模式的實質內容與對真實本質的假設，影響了研究的結果，內 容與假說反映特殊特性的價值與引導研究問題。批判理論所提出的假說 與問題，所展現的特殊理論模式，我們將稍後介紹。
二、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
批判理論與主流研究另一個迥然不同的特點，就在於兩者所使用的
傳播理論研究的新方向――批判理論介紹
方法，前者是一種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研究方法，而後者則以哲學 的和方法論的研究為主。
歐洲的傳播研究特色（Blumler, 1980）：
（一）以總體論或系統論的觀點研究傳播
將傳播組織與過程，置於歷史與社會情境中研究，認為對事實的解 釋應以總體為對象，因為總體並非單純的事實或個別的現象，因此，只 從個別的現象和事實絕對無法檢查整體的真相。
他們強烈地反對越簡單越合乎科學法則，而將研究建立在支離破碎 的細小問題上，他們主張應對事實進行全面的觀察，與統合關聯性的思 考，進行個案的研究。他們認為數量化的方法所涉及者不僅是推論效度 的問題，而且牽涉到人的尊嚴。
（二）以混合的研究方法從事同一研究
如紐曼（Noelle-Neumann）在 1980 年的研究，就結合了內容分析，
小組研究（panel research）、同時調查在特定地點的傳播者的特定事務。
這種方式，從負面來看，泯滅各種研究方法的界線；從正面來看，研究 的問題可透過混合的方法，得到答案。
（三）零星的閱聽人研究
如成人收視型態的研究，使用與滿足的取向等，但是在歐洲對閱聽
如成人收視型態的研究，使用與滿足的取向等，但是在歐洲對閱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