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有權的不同
在中外報業先賢所爭取的新聞自由中，大抵可分別為辦報的自由、
採訪與報導的自由以及批評的自由。他們要求私人可以自由的開辦報 紙，自由的採訪和報導，並且根據這些報導，來撰寫評論，以影響實際 政治。
辦報的自由是新聞自由的一個關鍵。假使不能辦報，自然也就沒有 採訪、報導及批評的自由可言。
在先賢爭取辦報自由的過程中，中外不乏硬性禁止的規定，而在禁 止私人辦報的過程中，也屢有特許某一個私人可以辦報，或由政府自己 來辦報的事實。
及至晚近，「公共報紙」的理論興起，於是在整個世界報業中，「公 共報紙」以及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便分別服務閱讀大眾，各以不同的 立場，遂行其特有的功能。
「公共報紙」、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其區別的關鍵，乃在於所有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9 期，頁 221-256。
權的不同。「公共報紙」之所有權為國民全體；公營報紙之所有權在政 府或政黨；民營報紙之所有權在於獨立的國民。
這篇論文便是建立於這一個事實的基礎上。然後從這個基礎上，設 立四個假定。認為報紙的所有權不同，其言論也將會有所不同。
但是台北市尚無「公共報紙」，這篇論文研究的範圍自然只好限於 公營報紙與民營報紙。
二、四個假定
（ 一 ） 公 營 報 紙 營 利 性 不 像 民 營 報 紙 那 麼 強， 它 的 地 方 色 彩
（localism）比較淡薄，比較不重視與讀者直接有關的事項。因此，它 的言論所討論的，可能不像民營報紙那樣，特別關心讀者身邊的問題。
但是民營報紙正好相反，它必須爭取營業利益，所以它的言論也可能較 注意與讀者直接有關的事項，地方色彩較濃。
（二）公營報紙與政府或執政黨站在相同的陣線上，所以它的言 論，宣揚性的多，批評性的少。民營報紙在這意義上，地位比較超然，
所以宣揚性的言論較少，批評性的言論較多。
（三）公營報紙在宣揚一向政府或執政黨的善政時，其宣揚的程度 可能較強，當批評一件不妥善的施政時，其批評的程度可能較弱。相 反的，民營報紙在宣揚善政時可能較保留，但在批評不妥善的施政時，
其批評的程度可能較公營報紙強烈。
（四）公營報紙在宣揚時，其宣揚的時間可能較快，批評時，時間 可能較慢。民營報紙恰好相反；它批評得比較快，但宣揚得比較慢。
三、取材
這篇論文以台北市的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為比較的對象。
由政府辦的報紙，在台北市只有《台灣新生報》一家，所有權是台
台北市公營報紙與民營報紙言論比較
灣省政府。《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辦的報紙，《中華日報》
是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辦的報紙。以上三家報紙被選為本論文中作為 比較對象的「公營報紙」。
《自立晚報》自稱「無黨無派獨立經營」。《中國時報》和《聯合 報》的主持人雖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但以其財政獨立，自應被視為民營 報紙，《自立晚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共為本論文中作為 比較對象的「民營報紙」。
「言論」一詞，所指甚廣。通常，在報紙上除了純粹的新聞報導與 廣告之外，舉凡社論、小評、漫畫、專欄，被視為報紙言論之一部分。
在就各報言論作比較研究時，若能將以上各項皆列入比較範圍，當最完 善，惟因個人能力有限，故本論文所指之言論，僅限於各報每日刊出之 社論。
四、研究方法
本論文第一個假定，以統計學的方法研究。分別其社論所談論問題 之內容為報紙所在地的「台北市問題」、然後是「台灣省問題」、「全 國性問題」、最後是「國際性問題」。分別計算其談論各該類問題之次 數。
本論文的第二假定，也是以統計學的方法研究。分別為批評性或宣 揚性者，統計其刊出之次數。如同一篇社論中批評和宣揚兼而有之，則 以其宣揚較多或批評較多為歸列之根據。
本論文第三個假定的研究，使用一個設定的標尺。標尺中央的
「〇」是中立、沒有意見，不置可否。往左是反對和批評，向右是贊成 或宣揚。往左往右皆有三個不同的刻度。每一個刻度是一組類似的字 眼。我們把「不很妥當」、「有商榷之餘地」等字眼，當作比較溫和 的反對或批評，放在第一刻度。然後是「不能苟同」和「表示反對」，
這一組字眼放在第二刻度。第三刻度是強烈的反對或批評。當「萬萬不
可」或「舉雙手反對」這一類字眼出現時，我們便認為到了這個界限。
在這個標尺的右邊，是贊成或宣揚。第一刻度上的一組字眼比較溫 和，如「應予讚揚」、「值得讚揚」。第二刻度較強一點，包括「十分 正確」或「應獲鼓掌」這一組字眼。但當社論中出現「具有歷史意義」
或其他類似的字眼時，我們便認為到達贊成或宣揚的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