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印刷事業，是勞力密集的產業；非但如此，印刷業的排印鉛 字的過程，同時需要一些具有技術能力的勞工，而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 英國，這個行業的勞工參加工會組織的比率也相當的高。在這樣的背景 下，資方視排印工為眼中釘，企圖透過新科技的引進，一方面壓低排印 工人的需求量，再也為了多增添幾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是可以理解的 資本邏輯。1981 年，歐洲同類組織中，規模最大的「英國印刷公司」
（the British Printing Corporation, BPC）的最大債權人「西敏寺銀行」
（the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指控印刷工會是阻擾 BPC「進步」（亦 即獲利）的最大障礙，固然是資方的藉口，但也反映出排印工人被當作 代罪羔羊的事實（Marshall, 1983,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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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方進逼之下，首當其衝的是勞工的失業問題。以美國為例，
1973 年 11 月紐約的出版人與印務工會開始談判，協商引進電子組版等 自動化設備。其間，以1974 年 5 月因此而發生短暫勞資爭議的紐約《每 日新聞報》（The Daily News）為例，使用新設備與舊有的長條活字鑄 造機（linotype setting）的印務工人數比例，是 35：900。在資方節省人 力如此巨大的誘因下，勞方於同年8 月與資方達成協議，後者付出尚稱 優沃的補償，取得在十一年之間自由引進新技術的權力（Griffin, 1984, p.
43, 50）。澳洲方面，1976 年 9 月，雪梨的印務工會（The Printing and Kindred Industries Union）與其事業主 John Fairfax & Sons Pty Ltd 發生 糾紛，展開罷工，爭執點是「誰」能使用電腦輸入文稿，八週後，工會 於同年12 月回到工作崗位，同意靜候司法單位的裁決，定奪文稿鍵入 權。次年，法院裁定記者及白領員工得有這個權利，於是印務工會與資 方協議（1978 年 8 月），後者同意不強制裁員，但提供職務更換的機 會（薪資可能低些）、也安排自動離職（離職給付是一年資歷給付三週 薪資；ibid., p. 43, 49）。
英國的情況比較不同。當美澳的出版人大獲全勝的時候，倫敦的 NationaI Graphical Association（NGA） 成 功 地 使《 泰 晤 士 報 》（The Times）關閉十一個半月，之後，又在 1979 年逼使資方同意他們的印務 工，擁有排他的權力，輸入電子文稿及電子組版。為什麼英國的印務工 人，能夠在引進新電腦排印及組版的抗爭中，取得勝利？除了英國的 社會結構及文化價值，相對有利於勞工在紛爭期得到較多的民意支持；
除了資本家策略及彼此合作程度以對付勞方的能力，英國不如美國以 外，英國印務工在這段期間內，猶然能夠有效扼止資方挾科技的進攻，
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工階級本身的凝聚力足夠，其各個組成的群體比較團 結。以本例而言，印務工、編採記者與其它白領工人之間，發揮了合作 精神，是資方潰敗的主要原因。在罷工至第五個月時，泰晤士報計畫移 至西德的法蘭克福印報，但該市的工人以包圍市內的印刷廠、甚至安放 炸藥的方式，支持英國工人；此外，這個事件也意外造成原先關係對
立的NGA 與「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NUJ），
攜手共進，對抗報老闆。就關於直接輸入文稿這個問題，NUJ 發表聲 明，宣示他們的政策是：「除非印務工會自行同意放棄這個權利，否則 NUJ 將不與資方談判直接輸入文稿這個傳統上屬於印務工會的工作」
（Griffin, 1984, p. 52）。
然而，英國這場環繞報業自動化而起的勞資爭議，資方先輸後贏。
1983 年，NGA 與報業主 Eddie Shah 興訟，非但落敗，而且招來史上最 巨額的蔑視法庭的罰金英鎊三十七萬五千（Whitaker, 1987, p. 241）。
這已是一葉知秋的徵兆，NGA 於 1985 年開始與經營管理階層談判，
然後在1986 年 1 月 25 日，跨國媒業鉅子 Rupert Murdoch 將傳統印務 工送進了墳場。他處心積慮地部署、利用已經更易的勞資爭議法規，
透過對NUJ 的分化與對電子電訊工的賄賂而達到使勞工無法團結的目 標，在一夜之間成功地解僱五千餘名傳統作業所需的印務等工人。到 了1988 年 1 月，又有一萬五千四百人因為資方全權決定新科技的引入 方式，致而失業，倫敦報業印務工人，只剩下一萬四千多人（馮建三，
1992, 頁 54-55；SeIf, 1990, p. 52）。但勞資對抗的進程，並不因為任何 一方取得勝利而停止，英國報業記者沒有能夠與印務工採取一致立場，
是資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兔死狗烹，報業主掌控了印務等勞力過 程、從中汲取剩餘價值的目標達成以後，也就轉而對付記者，企圖再透 過記者直接輸入文稿的要求，改變記者的勞動過程，從中榨取更多剩 餘。其間，雖然NUJ 曾經成功地防衛本身的利益，但終究逃不過「僱 主的進攻……也就是僱主先立定了明確的目標，然後透過計畫有致、
有意識、廣泛而步驟一致的行動，攻擊（按：NUJ 的成員）」（Gall, 1992, p. 9）。首先是記者（指威爾斯與英格蘭的記者，下同）以集體協 約的方式與僱主簽訂工作合同（house contracts）的慣例，從 1987 年以 後，開始出現不再被僱主承認的情況，取而代之的是記者以個別受僱員 工的身份與報業主簽約（personal contracts），到了 1992 年則大多數地 方與全國發行的報紙之記者，已經盡數進入了個人的簽約模式，每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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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薪資與工作條件都只能各顯神通地與業主打交道，工會的集體力量 喪失了，結果是僱主更可以對這塊「成本（按：包括薪資、人員額度配 備、裁員給付與工作條件）尚有削減餘地的部門」，施展祿山之爪，造 成個人條約簽定後二年，整體薪資降低。最後，尚須注意的是，僱主為 了達成這個目標，通常使用的策略有三個。第一，答應協商以讓記者心 存希望，降低他們氣憤的程度。第二，允諾升遷或額外給付作為誘導記 者簽約。第三，組成「罷工剷除小團隊」（strike breakers），包括主編、
助理編輯及若干資深幹員，配合一些人數較少而不肯參加罷工的記者，
使用更多的通稿及通訊社稿件等等（ibid., p. 10, 12）。
台灣方面，自從1982 年 9 月 16 日的《聯合報》頭版出現國內第一 個以電腦檢排的報紙以後，台灣算是進入了報業自動化的列車，但一直 要到1988 年 1 月前後，由於報禁解除象徵各報的競爭加劇、電腦中文 軟體較為發達之後，這個列車才算加快了速度，而記者直接輸入文稿的 情況，則是1991 年入秋以後的事，但大抵僅及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
尤其是前者。
相較於前列三個英語系國家，台灣的報業主引進電腦與生產其報紙 商品時，可以說境遇最為順利，似乎沒有遭遇任何嚴重的挑戰。先就資 方的策略來說，透過形式不一的方式，散布印象，讓記者覺得學電腦輸 入，天經地義而不可走避、代表了進步的精神，或是以實質的誘因，鼓 勵記者向報社低利或免利借貸，購買個人電腦自行練習輸入，宣示報社 的電腦化政策及進程，要求記者配合等等。最常見的情況是資方在內部 刊物登載記者的學習經驗，以輕鬆「有趣」的文字，化解記者恐懼機器 的心理狀態，「起初有些怕怕，恐懼被報社與時代排斥；再接著就是在 報社的鼓勵下，用心學習，發現原來並沒有那麼困難。最後則是『不可 一日無此君』」（馮建三，1992，頁 56）。或是由組訓單位呼籲記者「全 面響應『中文報電腦化』的目標而努力。讓我們一同為『正練習中』的 記者同仁加油！」（王淑華，1992，頁 23）。
總而言之，對於電腦輸入文稿這個涉及本身工作過程的措施，台灣 的記者並沒有強烈不滿之意，既然如此，則另一個層面的電腦化，亦 即涉及鉛檢工轉為電打工的過程，以及記者自行輸入文稿之後將另有一 批電打工因而失業的問題，本地的記者似乎更不可能感同身受，因此發 生於美澳英國等地的記者與印務工、白領工的團結與分裂之問題，在 台灣變成了不相干的現象。蔡綠君於1990 年 4 月訪問了《聯合報》、
《中國時報》、《自立晚報》、《青年日報》與《中央日報》的總編 輯、印務部及資訊部負責人，提及印務員工意識到了失業、時間被剝奪 等問題，因此情緒常有低落的現象（蔡綠君，1990，頁 29）。1987 年 自立報系改為電腦檢排，並未安排人員安置及訓練計畫，從傳統鉛排到 電排，社力的立場是「整批換血，聘用年輕的女孩子較有耐性並便於管 理」，而「決定留任人員又被視為完全出自主管的個人好惡和主觀意 識」，因此引發怠工事件，持續一個多星期，報紙延遲出刊半至一小時，
見到這樣的反應，社方決定「提早全面自動化的腳步」。同年10 月改 為全面電排以後，共有22 人辦理退休（資方按勞基法支出 1,121 萬）、
34 人遭資遣（資方付資遣費 400 萬）。1993 年 2 月 18 日，《新生報》
一百二十名檢排員工聯合發表聲明，表示不滿該報資遣他們的方式。因 為省政府所屬的新生報以報紙編印的自動化作為理由，解僱了他們；其 間，該報只給員工三天的電腦訓練，然後宣稱省營機構已經盡了輔導員 工轉業的責任。次日，這些員工至立法院陳情，到了3 月 12 日，四十 餘名檢排工人至新生報社門口靜坐，貼海報表示「報業競爭電腦化，犧 牲員工不像話」，3 月 18 日勞方至省議會請願，由省議員江上清接見，
並與省勞工處、省新聞處及新生報社協調後，勞資雙方協議達成，風波 暫告一段落。我國的報業，引進電腦檢排以及由記者直接輸入文稿之 後，到底引發了多少勞資衝突事件，尚待查訪，但觀一知百，由以上提 及的事例，或許不難推知，衝突的案件，可能不在少數。在這個過程，
工會方面曾經舉辦一場研討會，但似乎沒有產生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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