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討論顯示，新的電信及電腦科技進入報紙的編採過程以後，
一、原本存在著裂痕，或是原本尚存在著合作關係的報紙不同部門的勞 動者，不再能夠合作或間隙更形擴大；二、其中，編輯與記者並未因此
而致使其勞動力被貶值（失業），亦沒因此而使其技能被剝離（ deskill-ing），因此不算是新科技的失利者，然而，三、印務工人及電腦檢排 工人，已經並且未來很可能再因此而蒙受損失（失業∕deskilling）；
四、長期以觀，編輯與記者亦有可能因為同屬勞動者身份的其它員工，
已受損失，致而喪失其集體的協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五、報紙事 業主，也就是資本家，囊括了科技的最佳部份的果實，但由於新科技 引進文化生產過程，實乃發生於大小資本家權力不均衡的脈絡中，因 此，眾多媒介資本家中，六、規模愈大的報紙（由於它們常常是更大 媒介集團的分支機構），從新科技的運用，得到了更多的好處。在這 六個緊密相連的現象，滾滾向前輪動的時刻，新聞媒體的壟斷獨佔程 度、商品化而距離媒介理應作為社會公器的程度，日復一日，新聞從 業人員能夠運作的自主空間，並且是為袪除商政勢力的自主運作力量，
愈形萎縮。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抵擋惡形惡狀的潮流，如何強化編採 記者的自主能力並使其朝向公共領域的營造而用力，應該是學院新聞 傳播科系之知識份子，在設計其教學課程，乃至擬定其研究方向時，
值得注意而且必須注意的。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並不缺乏對於記者自主工會之重要性的提 示，如徐佳士教授即曾經慨言：「在把辦報的權利交給有錢有勢人士設 置報紙的同時，也應該協助把新聞專業的自主權授給業主們所聘僱的 新聞工作人員。授權的方式是協助他們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新聞人員的 職業團體，使他們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群體，一方面實行自我約束，另 一方面確保他們在面臨僱主壓力的情況下，能夠順利地行使他們的自 主權」，並且，這個組織在「物質福利的爭取應在其次，主要是以集 體力量向新聞事業單位爭取並確保報業民主化所不可缺乏的新聞工作 自主權……也可以把廣播與電視等媒體的新聞人員納入這個組織……」
（轉引自瞿海源，1993，頁 304-305）。另一方面，關於報業自動化的 遠景以及相關問題（如失業、操作人員的健康等），亦有所論及（如：
汪琪、鍾蔚文，1988，第 2 章）。但把工會組織與新科技引進工作場
從報業自動化與勞資關係反省傳播教育
所的問題，並聯觀察，雖然存在，但質量皆有不足（蔡綠君，1990）。
1987 年 2 月行政院宣布次年 1 月將解除報禁以後，各報的自動化 速度慢慢增快；此外，這個時期關於記者工會的討論及介紹文字的質量 皆已經提高，而見諸報章雜誌記載的傳播事業的勞資衝突事件，亦比先 前增加。然而，結合兩方面問題的論述，仍然並未多見。
翁秀琪（1987, 1988, 1992）就記者的內部民主、編輯權等等，引介 西方若干國家（尤其是兩德統一之前的西德）的實例，並用以反照台灣 的實例，比前人更為深入地探討了記者工會等組織，對於屏障新聞自由 及提振專業精神所可能發揮的作用。蘇正平（1993）則打開另一扇窗，
提供了東歐及日本的若干分析。翁台生（1991，頁 2-23）說，「新聞 記者要注重生涯規畫，除了報社資方……的配合……之外，最重要的還 是要看記者本身的醒覺……[ 要有 ]……自主性記者公會（本文作者按：
翁文的標題寫的是「工」會）……」。張碧華的實徵調查，重點在於探 討影響記者專業及參加工會之態度的因素，她的歸納是：「新聞工作太 忙，組織動員不易」、「新聞工作者參與的人數太少」、「新聞工作者 對工會的認識不足」、「工會幹部訓練不足」、「資方溝通誠意不足」
都是新聞產業工會難以發展的原因（張碧華，1992，頁 168-170）。簡 慧卿（1991，頁 122）的調查資料，彌足珍貴，論文結束前，曾指出很 重要的一個事實：「國外新聞從業人員籌組工會，起初……著眼於改善 經濟與勞動條件，而隨著時間經過，工會組織日漸擴大、協商能力增強 之後，乃進一步要求非經濟方面的權利，要求參與編輯方針的制定與人 事決策，也從事促進種族和平、新聞自由與新聞職業倫理的工作。」這 段結論，或許可以釋除記者工會不必然提升新聞自由的疑慮（瞿海源，
1993），也能夠提示工會不單只是要求「自主」，而且這個自主的「功 能」，在於完成某些更高的價值（如促進種族和平等）。
然而，雖然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了新聞傳播工會之重要性，並且也 提供了若干具有價值的論述，但似乎：一、並沒有討論不同勞動者之間
的短期利益衝突問題，未能就其它已有工會運作的國家之經驗，提煉工 會知識以供本國新聞從業人員組織工會之參考、借鏡；二、尚未從新科 技引入之過程談工會的問題；三、對於推動工會成立及有效運作的動力
（agent），往往只著重於新聞從業人員本身或是資方及政府的開明作 法，尚未齊心協力，共同討論如何撰寫、設計相關教材，使勞動自主意 識成為新聞傳播教育的重要課程之一；四、除了工會文化在台灣久經壓 抑，因此不發達之外，沒有探討媒介結構的壟斷，對於工會參與程度、
理想工會力量的發揮，已經產生了哪些影響及意義。
本文的第二及第三節，已經略微填補了前段第一、二點的空缺，還 有第三及第四點尚未檢討，現在由後往前回顧。
台灣的壟斷媒介結構，高過許多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比如，
以1991 年為例，英國的 Murdoch、法國的 Hersant、德國的 Springer 以 及義大利的RizzoIi-Corriere 等媒介集團（亦即擁有多報），分別擁有 該國報紙銷數的34.7%、25.0%、23.9% 與 17.8%（Sanchez-Tabernero et.
al., l993），而我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僅以一報之市場佔有率，已經 與前舉四個歐洲國家的媒介鉅子相當！因此，這也就等於我國壟斷地位 之媒體的利潤，可能還要高於歐洲同業，既然如此，這些媒介（到現在 為止，島外投資規模不大，利潤亦小，但若中國大陸市場開放，情況可 能變化，對於台灣媒體勞動者的影響亦將出現）轉而用以分潤、隴絡其 員工的資源，也就較多，於是，這些壟斷媒體的員工，尤其是編輯與記 者，因而變成傳播界的「勞工貴族」（labour aristocracy）。在這樣的 結構之下，產生了兩種不利於編採工會之理性運作的情況：其一，以我 國實況而言，三家電視台及兩大報的記者，身居勞工貴族地位，物質報 酬優沃，也就折損了組織工會的部份誘因。南韓電視台已有多次為了爭 取自主權而罷工的經驗，但在台灣則不可想像。報紙方面，中國時報與 聯合報勞心的編輯與記者，參加工會的人數極少，可以作為一個指標之 外，聯合報在遭遇退報運動之後，其工會的反應，亦暴露了新聞媒介工 作者（編輯、記者與行政人員）欠缺自主的意識。其次，其它報紙，除
從報業自動化與勞資關係反省傳播教育
少數例外，均處於長期虧損狀況，其編輯與記者若不滿意其工作條件，
往往不具備充份的籌碼與報業主爭取權益，或是他們可能訴諸個人的解 救方式，亦即轉赴大報任職，變為勞工貴族。
在國家機器及資本家都從媒介的壟斷結構得到收益，而傳播界勞動 者又因為主客觀條件，沒有能夠成立集體的組織之情況下，自主工會的 成立及理性的運作，應該從哪裡得到輔助的力量？也許，新聞傳播學術 界的教育工作者，可以扮演一份角色。畢竟，學院教師在未來的媒體從 業人員的養成過程，擔當工作，就此發揮作用，正是完成社會賦予教育 者的責任。如何糾集同樣有此想法的力量，在研擬傳播教育的課程時，
納進關於勞動自主意識的科目，討論工會組織在歷史過程中，在其它行 業其它國家所遭遇的問題，從中則逐漸凝煉撰寫教材的資料，或許是企 圖為健全的資訊環境略盡棉薄力量的傳播教育工作者，值得排入優先的 工作項目之一。
這個工作相當艱巨，不止是因為台灣學界乃至一般實務界，長期受 到外在環境的約制，因此撰寫、教授相關書籍與科目，原本從較低的起 點開始，更重要的是，這個層次的工作，進行得再好，畢竟都只是改善
「主觀面」的勞動自主意識的不足，如果沒有配合「客觀面」的媒介壟 斷與國家機器之利益共生的改革，總是難以竟功。不過，主客觀的分辨，
往往並非涇渭分明，而實際上往往存在著辯證（dialectic）的關係；如 何解決主客對立之困擾，並無捷逕，只能面對。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道爾，晚近從政治民主的分析，轉入了經濟民 主的分析，他指出，建立制度讓人們從經濟層面參與公司營運的決策，
亦就是力行產業的內部民主，最大可取之處之一，在於人們比較容易經 此程序清楚知道自己行動的結果，也就比較能夠為自己行動擔負道德責 任；因此，雖然它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產業」民主未必能夠解決
「經濟」民主及「產業」民主之間，經常出現的衝突甚至矛盾（尤其是 經常發生於高壟斷程度的產業，如前文已經論及的台灣報紙及三家電視
台的問題；理論探討的部份，請見許國賢，1993，頁 163-165）。其次，
道爾也明白指出，關於產業民主的眾多經驗性研究，雖然並不能告訴 我們，歷經參與的勞動者，是否就因此而比較有歸屬感而降低疏離感。
道爾也明白指出，關於產業民主的眾多經驗性研究，雖然並不能告訴 我們，歷經參與的勞動者，是否就因此而比較有歸屬感而降低疏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