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霍布斯體系之建構與理論內涵
第二節 從魏惠王即位到徐州相王
隨三晉同盟瓦解而來的是魏國的衰退，西元前 366 年，秦軍大敗韓魏聯軍於 洛陰。前 364 年，秦軍攻入河東，石門一戰大敗魏軍，斬首六萬；次年，秦國繼 續進逼魏國的少梁，這兩年都是趙軍來救，魏國才能抵禦住秦國的攻勢。
依權力平衡理論，在秦國的壓力之下，三晉應該盡快重組同盟以平衡秦國的 威脅，因為此時的魏國若缺少盟國支持，是無法單獨抵抗秦軍的攻勢。但與權力 平衡理論完全相反的是：西元前 362 年，三晉之間因利害衝突而發生大戰，魏相 公孫痤大敗韓趙聯軍，生擒趙將樂祚；同年，秦國趁三晉大戰，再攻魏國的少梁，
此次缺少韓、趙的幫助，魏國大敗，魏相公孫痤被俘虜。
在西元前 366~362 年，秦國是三晉的主要威脅，即便同盟的形成與啟動總是 緩慢而缺乏效率，在前 364、363 年這兩次大敗後，魏國也應發現唯有同盟才能 抵抗秦國，故應當重建三晉同盟才合乎權力平衡邏輯。也正應如 Waltz 所說，秦 國過度的擴張勢必會受到制衡。但歷史的史實卻是魏國不但不尋求同盟的幫助，
反而與韓趙聯軍大戰，雖然在這個戰場大勝，但隨之而來的是面對秦軍的大敗。
當然，理論與現實的差別在於現實世界的國家會犯錯，並會從錯誤中學習。所以
93 此處指三晉是追求優勢的扈從同盟，而非追求平衡的制衡同盟，其他各國也未形成反制三晉 的同盟，從三晉同盟分別與秦、齊、楚的交戰中，我們看不到制衡邏輯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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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假設魏國在這次失敗中應得到教訓，並會在下次與韓、趙聯手抵抗其他 國家的侵略，但是事實似乎並非如此。
圖 5-3 西元前 354 年的桂陵、襄陵之戰（秦在西線偷襲魏國）
資料來源：吳如嵩等著，1998，《戰國軍事史》，篇末附圖 4
西元前 356 年，在魏國遷都大梁、西守東攻的壓力下，魯、衛、宋、韓四國 國君入朝於魏。前 354 年，趙國再次進攻衛國，魏國率衛宋聯軍包圍趙都邯鄲，
趙向齊求救，齊王接受段干綸的建議，先牽制魏軍，等邯鄲城破後再出擊，如此 可達「趙破而魏弱」之效。（吳如嵩，1998：185）齊國最終以「圍魏救趙」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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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桂陵打敗魏軍，但魏國本身實力損失不大；同年，秦、楚94兩國皆趁魏國空虛 進攻魏地。可是魏國在此時仍為一等強國，調動韓軍95，在襄陵擊敗齊國與倒戈 的衛宋聯軍，魏國把攻克的邯鄲又還給趙國，分別與齊、趙結盟講和，接著回師 反擊秦軍，迫使秦孝公和談，挽回了戰敗的頹勢。（見上頁圖 5-3）
對此，權力平衡理論的解釋應是：魏國同時受到齊、秦、楚三方面的壓力，
因此自當與齊、趙講和，好專心對付秦軍。魏惠王前次與韓、趙大戰，結果立即 為秦所敗，這次魏惠王學到教訓，面對秦、楚等國的虎視眈眈，魏國很快的化解 與趙、齊的衝突，即時阻止秦軍的東侵。然而，權力平衡理論雖然能夠解釋魏國 的行為，可是在預測上卻顯露其不足之處。
依權力平衡理論，前一次三晉反目，魏國大敗於秦軍；此次魏趙大戰，齊、
秦、楚皆趁機侵犯魏國，而魏國藉由與趙國講和，迅速的化解危機。因此我們預 期魏國將明白三晉同盟的破裂會給予齊、秦、楚三強可趁之機。自是，理論預測 魏國的上策是鞏固與齊、趙的同盟關係，形成如春秋時代中原國家的北方同盟，
西拒秦國、南退楚國，維持體系平衡。若不如此，則至少應試圖化解三晉之間的 矛盾，效法魏文侯的策略，恢復三晉同盟，在強敵環伺的情勢下自保，這顯然是 三晉的共同利益。但是，歷史再次的否證了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測。
桂陵之戰後，魏國敗齊退秦，更率諸侯朝見周天子，確立中原霸主的地位。
面對魏國的威勢，秦國派衛鞅向魏國示好，勸魏惠王稱王，企圖引禍水東流96。 魏惠王中計而稱王，企圖挾韓、趙與齊爭霸。西元前 342 年，魏國大舉攻韓，韓 向齊求救，齊等到魏因攻韓而疲弱後才出兵97，雙方在馬陵決戰（見下頁圖 5-4）， 魏軍的主力被齊軍殲滅、太子申被俘、龐涓自殺，魏國遭遇慘敗，從此一蹶不振。
魏國第三次與韓、趙衝突，終於導致魏國失去大國地位。
94 楚國的策略大致與齊相同，即擺出救趙的姿態，但不直接出兵，待趙國城破，再掠奪魏地。
95 韓國扈從的理由是申不害認為若魏伐趙得勝，必傲視天下，此時諸侯會為了削弱魏國而與韓 國結好，韓國的地位便可因此而提高，換言之，扈從可以達到「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的效果。
96 衛鞅的建議是「先行王服，再圖齊楚」，或聯燕伐齊、威服趙國，或聯秦伐楚、威服韓國，簡 言之，即不以秦為首要目標，而以齊、楚為敵，是典型的挑撥／誘捕政策。
97 此乃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之策，同時得「尊名」與「重利」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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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西元前 342~340 年，齊魏馬陵之戰，有關國家行為簡圖
我們在套用理論時允許國家有誤判與犯錯的空間，故異例個案不足以否證整 個理論，但魏惠王卻接連三次與韓、趙大戰，每次都帶來魏國的危機，最終導致 魏國的衰弱。這到底是因為魏王的決策錯誤，還是因為魏王有另一種決策邏輯？
以戰國史而論，魏惠王絕非昏庸之君，那為何他不試圖重建三晉同盟，反而屢屢 與昔日盟友為敵？反言之，權力平衡理論在預測魏國的行為時，連續三次失誤，
這是否仍是我們可以容忍的「國家有犯錯空間」？
若深入解析便能發現，其實在戰國史的許多案例上，權力平衡理論只能提供 較為表淺的解釋，而不能刻畫國家的真實動機，因此不能提供準確的預測，「徐 州相王」便是一例。魏國在馬陵遭遇慘敗，秦、趙兩國在壓力頓失的情況下，大 舉進攻魏國，魏國在三面夾擊下連戰連敗，迫不得已，只得按惠施的建議「變服 折節而朝齊」，會同韓國與其他小國國君朝見齊威王，尊齊威王為王。然而，齊 威王並沒有視魏國為附庸，而是承認了魏惠王的王號，即「徐州相王」。在這個 意義上，齊王避免了過度的削弱魏國，以免趙、楚、秦等國因此而壯大。表面上 看來，齊魏之間似乎建立了同盟以共同對抗虎視眈眈的其他諸國。
魏攻韓，齊攻魏救韓 秦、趙落井下石
齊 秦
韓
趙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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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深究之，便會發現齊魏之間的同盟關係十分鬆散，楚國伐齊、秦國攻魏 時，魏、齊皆對戰況吃緊的盟友袖手旁觀。此一原因在於魏國的策略並不是聯齊 以制秦、楚，而是與衛鞅一樣施行借刀殺人的挑撥之計，秦國的尊魏與魏國的尊 齊，都是典型的嫁禍，也就是所謂的「捧殺」。魏惠王採納了公孫衍「陽與齊而 陰結於楚」的策略，因為馬陵戰後魏國無力向齊復仇，故將齊國捧上霸主之位，
挑起齊楚衝突，慫恿楚威王進圍徐州，大敗齊將申縛，趙、燕也趁機攻齊，趁火 打劫。以此觀之，魏國馬陵之敗係源於衛鞅引禍水東流之策，而齊國徐州之敗則 源於惠施與公孫衍的借刀殺人之計（吳如嵩，1998：190-193；200-202）。
徐州相王是一個經典的案例，雖然權力平衡理論提出了它的解釋，但我們也 可以深入探討一些該理論的不足之處。首先，單就魏國而論，誰才是魏國的首要 威脅？是秦、楚、趙，還是齊？若是從西面不斷襲擊魏國的秦，那徐州相王就是 齊魏制衡同盟；但如果連續兩次與魏國正面衝突的齊國才是魏國的首要威脅，則 徐州相王就變成是魏國對齊國的綏靖與扈從，而且魏國扈從齊國的目的正和過去 韓國扈從魏國一般，皆是希望強國樹大招風而招致其他諸侯的忌妒與攻訐。正如 筆者所言，多重威脅結構會使權力平衡理論的解釋力大打折扣，因為國家無法明 確的認定其首要威脅，也就難以判斷國家的策略選擇是扈從或制衡。
若換個角度來看，趙國雖然曾間斷的扈從魏國與齊國向外擴張，但基於國力 屬於次等強國，故不會是魏國或齊國的首要威脅。但是在馬陵之戰後聯趙伐魏的 齊國98，在徐州相王後卻聯魏伐趙。試問，就趙國而言，徐州相王是造成了權力 平衡，還是權力失衡？為什麼齊、魏沒有去抗秦制楚，卻選擇聯手伐趙？尤其是 在衛鞅大破魏國公子卬、楚威王大敗齊將申縛後，秦、楚應是齊、魏明顯而強大 的威脅，但為何齊魏聯軍卻選擇侵略較弱的趙國，而不攻擊首要威脅？若綜合以 上論述，齊魏同盟在面對楚、秦時消極以對，卻在攻趙時積極合作，如此觀之，
該同盟似乎更像是侵略性的扈從同盟，而非對抗共同威脅的制衡同盟。
98 在馬陵之戰前，趙國在魏國的壓力下扈從魏國進攻韓國，然而在西元前 341 年，魏國在馬陵 大敗後，次年趙國便與齊國會盟，共同伐趙。衛鞅便向秦孝公建議趁魏大敗於齊、「諸侯畔之」
的良機攻魏。（吳如嵩，19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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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筆者認為在魏惠王即位至徐州相王這段時間，應視為是霍布斯體 系形成後的初步階段，此時權力平衡理論仍能提供一定的解釋力，但已有兩個使 權力平衡理論解釋力下降的關鍵因素逐漸浮現：(1)體系內的敵人不再明確；(2) 同盟的目的不再是平衡威脅。這兩個因素降低了權力平衡理論的解釋力，也破壞 了該理論的預測力。魏國的衰弱使戰國正式進入合縱連橫的時代，隨著體系成員 對霍布斯邏輯的內化逐漸加深，權力平衡理論的指導價值將會越來越低，我們將 會看到制衡性質的合縱同盟不斷失敗，並轉化為實際上具扈從意義的連橫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