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途徑
傳統現實主義典範中的無政府狀態，通常是霍布斯式或馬基維利式的，英國 學派與社會建構論都如是理解現實主義。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命題下，權力平衡 理論成為現實主義分析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支柱。可是，當我們仔細去分析戰國 史，便會發現戰國雖然具有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特徵，可是卻不受權力平衡邏輯 的支配。換言之，當我們找到一段真正符合霍布斯狀態的歷史來檢證理論時，便 會發現權力平衡邏輯不必然會在霍布斯狀態下產生。但現實主義──尤其是攻勢 現實主義──卻錯誤的從霍布斯狀態推導出權力平衡邏輯9，並以此邏輯去預測或 指導國家行為，這其中自然會產生矛盾與盲點。故此，本文也將對無政府狀態與 權力平衡進行回顧，試圖重新定義這兩個概念，使其可以達到最大的解釋力。
第三節 研究途徑──結構論與建構論之結合
本文採取結構論觀點，認為國家行為主要受到結構的影響，而不因國家內部 屬性不同而有差別，這代表筆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國家層次與個人層次的影響，
不認為策略選擇的變動係來自國家內部的考量。由於戰國諸國在行為策略的選擇 上與近代歐洲各國大不相同，不但有許多違反權力平衡邏輯的異例，且這些異例 背後更似有一套系統性的行為邏輯，足以反證「戰國是權力平衡體系」的假設未 必成立。基於結構論的假設，微觀層次的單位互動應受到宏觀層次的結構邏輯制 約，故筆者推測戰國在宏觀層次上勢必有一套與近代歐洲不同的結構特徵，才會 產生獨特的行為邏輯，而這也使戰國形成一個有異於權力平衡體系的體系。
本節主要對 Kenneth Waltz 的體系結構論進行回顧，並以 Alexander Wendt 的社會建構論作為補充。筆者認為，體系的獨立性與特殊性在於其與眾不同的結 構邏輯，故每一體系均有不同的結構特徵，產生各具特色的行為邏輯。此一結構 邏輯將影響單位層次的行為策略選擇，而單位之間的互動又會反過來強化結構邏 輯，形成結構與單位相互影響的體系。
9 事實上，Mearsheimer 從霍布斯狀態推演至權力平衡邏輯中，係存在一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即
「單一威脅假設」。Mearsheimer 在推演時的邏輯跳躍，筆者將在第三、四章中另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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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以為，雖然在結構形成與轉型時，單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當 結構已然成型後，結構對單位的影響應大於單位對結構的影響。由於在一個理想 的國際體系中，宏觀層次的結構邏輯限制並支配微觀層次的單位行為，故對宏觀 層次的研究才具有意義。筆者雖然同意社會建構論所言，結構與單位是相互建構 的，但卻認為這種說法不應推到極致，否則結構與單位不斷的相互建構將會導致 國際體系的理想型不復存在，所有的國際體系都只是一個不斷相互構成的過程，
無法發現其中存在規律。而一個體系之所以為體系，而不只是一種狀態或過程，
便在於其具有嚴謹的結構，以及成員對邏輯的內化，這其實便意味著結構邏輯的 主導性。故此，總體而言，筆者認同在國際體系的長期變遷過程中，宏觀層次與 微觀層次是相互建構的、結構與單位是互相影響的，但當一個國際體系的理想型 形成後，結構邏輯應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力，迫使成員對結構邏輯進行內化。
筆者認為結構具有支配性的觀點係受到 Waltz 的影響。Waltz 的結構論很大 程度來自於微觀經濟學中市場的概念，因此，雖然 Waltz 討論體系研究途徑時，
指出體系結構與單元互動應是相互影響的。（1979：38-59）但當 Waltz 開始進入 體系理論與國際政治結構時，Waltz 便開始強調結構對於單位的限制與影響，甚 至是透過行為者的社會化與彼此競爭來型塑行為者。相對於 Kaplan 等早期學者 而言，Waltz 的結構論大幅貶低了單位的能動性，認為所有單位在功能上都是趨 同的，對於不同國家衡量的唯一標準就是力量，而不會因社會結構、政府形式、
意識型態、和戰偏好等因素而在功能上有所不同。
藉由對國內政治結構的考察，Waltz 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有三個要素：排序 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單位特性(the character of the units)與能力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在國際政治的排序原則也就是分權的無政府狀態，而 單位特性則如前所述，在功能上並無分別，由於前兩個要素是不變的，所以能力 分配才是結構變化的主因。（1979：88-99）
由於在“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Waltz 為突顯傳統現實主義 在方法論上的化約主義，故過度強調宏觀層次的影響力，導致其理論更像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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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靜態的結構。在回應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評時，Waltz 轉而強調結構與單位 的雙向互動關係，認為體系的變化與轉型是源於單位，而非結構。換言之，雖然 結構本身具有持久性，但是動態的，單位互動的變化蘊含著體系變動的可能性。
（2008b：52-54）Waltz 指出，由於結構與單位兩個層次都會對行為和結果產生 影響，因此單從結構層次去討論國際政治必定會產生偏誤。但是，一個理論解釋 很難同時兼顧單位層次與結構層次的原因，國際政治結構的作用表現在能夠確定 結果的範圍，並指出持續出現的總體趨勢，而不在特定事件的預測上。強調結構 的穩定及其影響力並不意味著單位在結構影響下完全不產生作用或是結構不可 能改變，只是對於研究面向的側重不同而已。
故此，在追求理論簡約的前提下，筆者採結構論的觀點，假設戰國時期各國 違反權力平衡邏輯的行為係受到結構的影響，並從此反推假定戰國體系存在一個 與權力平衡體系不同的結構邏輯。同時，筆者在建立霍布斯體系理論時，為追求 簡約與理論的可操作性，故著重於該理論是否能夠解釋「持續出現的總體趨勢」， 而不追求對戰國時期每一國家在所有個別事件的決策中皆會吻合理論的預測。
撇開 Waltz 對單位功能趨同性的假設不談，畢竟正如其所言，對於國家內部 因素的忽略是體系理論必要的簡化。Waltz 另一個備受爭議的論點在於：其對無 政府狀態的假設過於簡單。Waltz 認為無政府狀態是客觀存在於國際體系中，是 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徵，而無政府秩序10的單一邏輯決定了自助體系的形成。這是 現實主義的基本論點，即國際政治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Waltz 將之視為結構的 要素之一，並將之視為一個常數，故不會帶來結構的變化。然而，於此 Wendt 的質疑是：無政府狀態難道只會產生一種結構，形成單一邏輯？
Wendt 認為無政府狀態還可以有其他邏輯。關鍵在於「文化」的作用會讓無 政府狀態產生不同的結構、形成不同的邏輯，「文化」本身的變化即會造成體系
10 Waltz 的無政府秩序事實上已經涵蓋了部分權力平衡的概念，包括權力平衡狀態的重複出現、
權力平衡政策的推行與權力平衡邏輯的適用，詳見 Waltz，1979：1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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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轉型。11事實上，除了主張無政府狀態下至少存在三種結構之外，Wendt 在結構論上並沒有悖離 Waltz 的論述。相反的，Wendt 用文化的概念豐富了結構 論的內涵。Waltz 強調單元互動形成的結構反過來制約了單元的行為，Wendt 則 認為單元互動形成的邏輯決定了單元的行為。從此觀之，Waltz 的「結構」與 Wendt 的「邏輯」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差別在於 Wendt 使用共有知識、共有觀念 等觀念描繪結構形成的過程，而不像結構現實主義的純物質性假設那般生硬。
Wendt 認為，宏觀層次的結構是基於微觀層次的支撐才能夠存在。換言之，
體系的邏輯是取決於單位的行為，但是當單位在互動中相互再現的結果達到一個 傾斜點(tipping point)後，微觀層次的角色關係便會在宏觀層次的體系邏輯上形成 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集體再現即為體系屬性，不能還原到單位的 或行為上，結構邏輯於焉形成。（1999：264-265）（見下頁圖 1-1）透過集體再現 的概念，Wendt 重新強化結構邏輯對單位的影響力，限制單位互動對結構造成的 變動範圍，降低單位因素對結果的干擾，使結構論在研究分析上更具解釋力。
圖 1-1 Wendt 的結構論示意圖
11 從此觀之，Wendt 的文化似乎與 Waltz 的能力分配一般，均為結構的關鍵變項。Waltz 認為排 序原則與單位特性也是結構要素，但能力分配的改變卻是造成結構轉型的關鍵；Wendt 則認為能 力分配的變化並不會建構不同的行為者，只有文化的改變會帶來結構轉型。筆者採折衷觀點，認 同 Wendt 的文化觀點作為一種組織特性，不應從結構要素中排除，但同樣也認為不能偏重組織 特性而忽略體系權力的水平或垂直分配。有關 Wendt 對於無政府狀態文化的論述，筆者將於第 三章再深入討論。
互動實踐
行為者 行為者
傾斜點 結 構 邏 輯
質變
↑ 量變 集體 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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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建構主義強調單位與結構的相互建構，而 Wendt 早期也 抱持此種觀點（Wendt, 1987），但為使理論更加簡約並具有可操作性，Wendt 在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99）一書中已經轉而強調宏觀層次的 結構影響力，一旦微觀層次的單位互動透過集體再現形成宏觀層次的結構邏輯，
則單位便會受到結構邏輯的支配，不願內化文化、按照邏輯行事的行為者便會被
「淘汰」。這也是秦亞青批評 Wendt 最後成為「單向建構理論」的原因：「體系層 面的觀念結構（文化）成為溫特建構主義中的核心因素，觀念結構影響了單位行
「淘汰」。這也是秦亞青批評 Wendt 最後成為「單向建構理論」的原因：「體系層 面的觀念結構（文化）成為溫特建構主義中的核心因素，觀念結構影響了單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