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城市

有一子董新果（董啟章，2005b：94-95）。走上作家道路的董啟章，在文學難以維 生的香港，除了主持電台節目之外，也在明報定期發表評論文章，亦曾兼任香港 章，2010：62）。這種形式是指以短篇幅在短時間內寫下從幾百到上千字的單元，

然後再將這些單元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在內容上，董啟章自陳一開始有受到 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所影 響，「但當『考掘』和『追溯』成為文學，意圖就不限於解構，而成為了虛構或 的小說集《給我一道裂縫》（2001）。關於創意寫作的作品，2003 年尚有一本《第一千零二夜》，

只不過已交由香港的突破出版社出版。

22 同一年，他的早期短篇小說也集結成冊出版，即《名字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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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t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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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這一系列作品構成了董啟章式的城市書寫。他曾發表過一篇評論〈城市的現 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²⁴，當中談論他是如何 閱讀這些經典的城市書寫範例：

閱讀給予我的，並不是六、七十年代香港城市生活的現實經驗，而 是一個如何從不同角度面對、理解、抗衡或企圖轉化現實的文本經驗。

這個文本經驗給我的意義，並不在於它是否符合和反映現實，而在於它 如何創造出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文本想像空間。（董啟章，2001：395）

而他自己的城市書寫則應該從《地圖集》的前身，也就是寫於 1995 年的〈永 盛街興衰史〉這個短篇說起。董啟章在小說中虛構出一條在香港上環的街道。小 說主角劉有信結束了加拿大的留學準備返鄉就業。當他走出機場搭上計程車要回 到永盛街的老家時，卻發現老家尚在，但永盛街已消失了。「從前舊居側面永盛 街跟永樂街交界的地方，只剩下一條深不過十呎的狹陋小巷。翻開一九九三年的 香港街道圖，已經沒有永盛街這個名字……。」（董啟章，2002a：72）

他開始蒐羅任何關於永盛街的地圖、史料，鉤沉祖父母的遺物，試圖勾勒出 永盛街的興衰史。由於資料極其有限，遺物破碎到不成故事。更令他失望的是，

當他翻閱 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那年繪製的第一幅香港地圖《砵甸乍地圖》，竟然 發現永盛街根本沒辦法上溯至 1842 年。這是香港這座城市歷史的特殊命運：「香 港的創建歷史一直只是傳說，莫衷一是，含糊不清。」（董啟章，2013c：46）

世界上大概沒有比我們對自己長大的地方了解得更少的人了，但這 不能怪我們，殖民地是毋須擁有記憶的。但在殖民地走向終結的時候，

23 加上在 1999-2000 年間於《星島日報》副刊所寫的文章，集結成《博物誌》一書。

24 該評論發表於《過渡（試刊之二）》（1995 年 5 月）。後來收錄在張美君和朱耀偉編的《香港文 學@文化研究》。標題裡的三本小說別是香港作家劉以鬯、西西和也斯的作品。董啟章在小說寫 作上也曾受到他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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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地圖集》的靈感則來自宋朝的城市筆記，例如孟元老所著的《東京夢 戲，而揭示出來的就只有自身的欲望。」（董啟章，2011a：340）於是董啟章體認 到自己的城市書寫嘗試，似乎只能在不明的起源和背向的未來之間巡遊。 一種 SimCity 式的虛擬性作祟，讓我們忍不住用想像的方法對待歷史。」（董啟章，2011a：340）

26 後來他在東京大學的演講中，以「未來的考古學」重新詮釋了當時的創作：「……把未來當成 已然的事實，把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在期待和懷想的雙重運動中，時間去除了那單向的、無 可逆轉的、無法挽回的定局性，成為了潛藏著無限可能性的經驗世界。」因此「未來的考古學」

能夠擺脫一種預定結局的宿命性，「而是把結局當成新的創造起點的辯證法。」（董啟章，2013c：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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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轉身離開這個憂鬱的樂園，同時也在創作方向上有了明確的轉向。

在這個時代的轉折或者斷裂上，「想像的考古學」有其是適切性甚 至是必要性，但卻未必能成為過渡的橋梁，或者面向未來的基礎。「想 像的考古學」建基於「終結」，而我們同時需要關於「開始」或「起源」

的探究。這樣的探究有助於我們發現「新生」的可能性。「想像的考古 學」在這方面無能為力，只能陷入先前所說的「不得已而又不可能」的 困局裡。我們需要由「考古學」到「語源學」的轉向，尋找意義的起點 和流變，在歷史建築不斷倒塌的現場，通過文學予以不斷重建。（董啟 章，2011a：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