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工開物》與內在對話性
一、 語言的工作：人物的假造與脫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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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言的工作：人物的假造與脫胎
若我們還記得〈西西利亞〉、〈安卓珍尼〉兩篇小說的開場：冰冷沉默的纖維 假人終於宿命地立在主角跟前，令他叨絮不休；或是神祕未知的虛構物種倏忽出 現又逃逸，留下語言難以捕捉的蹤跡。兩者皆迥異於常見的主角粉墨登場、展開 故事，而是一種客體、物質、後果先於主體、語言、原因的起手式，彰顯出一種 董啟章風格的現象學。又我們已知從《衣魚簡史》到《體育時期》階段的董啟章 轉而開始在意起作者和小說主角之間的關係，且將主角視為真實的生命，小心翼 翼地對待。換言之是把創作初期對「對象─主角」的關心移往「主角─作者」之 上，而這兩者的共通（盲）點在於其中一方的優位，也就是初期的「對象」與後 來的「主角」分別作為關係中現實的錨點，缺少一種更為徹底的自我指涉，亦即 反身性的關照。另一方面，早期的現象學觀察，如前文指出，後來多運用在小說 本身或人物間「隱晦的共同感」上，尚未分別對作者與主角進行「還原」與再描 述。
在此脈絡下，《天工開物》應可視為董啟章對於「作者─主角」問題的重新 檢視與回應，並在下一部曲《時間繁史》尋求突破。於是，《天工開物》的開場 同樣值得我們留意。那是栩栩的「第一天」，她在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殘舊小房 間中赤裸地醒來。感官也逐一甦醒，她發現胸口上墜著一顆啞銀色的鋼螺絲帽，
栩栩用右手掌心把螺絲帽覆蓋著，輕輕按在左胸口的肌膚上，用心 跳來感受著那微冷的牴觸。栩栩沒有思索這東西的來由，她只憑直覺知 道，在那隱隱發麻的一刻牴觸中，自己真的活著。 （董啟章，2005a：15-16）
栩栩從桌上遺留的字條得知自己的名字，以及今天是她第一天上學的日子這 個事實。她毫不懷疑，「正如她沒有懷疑過有一個媽媽，和媽媽在桌上留字條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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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董啟章，2005a：17）。在這個序章的最後，作者的聲音出現：
她知道，這是栩栩的第一天。但她不知道為什麼。她不知道，那是 因為，這是故事的開始。在故事開始前，栩栩並不存在。栩栩誕生於第 一個句子：
栩栩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全身赤裸著。
如果作者喜歡的話，栩栩還可以誕生第二次，第三次。但作者不願 意這樣做，因為，正如真實生命一樣，栩栩只可以活一次。否則，栩栩 就不再是如真了。（董啟章，2005a：17）
這樣的開場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作者強調人物生命可一不可再的 真實性，同時也明白指出其虛構性。其次是人物既誕生於文字，卻又得透過物件 感應來確認自己的存在。人物創造過程中語言和物質的關係在董啟章的小說中被 重新問題化，並且層次更形複雜。而小說的第二聲部是作家黑騎士以第一人稱寫 下的給栩栩的文字：「事實上，我正處身於想像的文字工場裡，打造著將要和你 交流的話語」（董啟章，2005a：21，原文斜體）。這些話語是一篇篇環繞著「作家
─我」的個人物件而鋪敘的家族故事，從祖父母輩講起，一直到他自己的成長過 程。連綿的「物件史」和栩栩的故事之間的關連在於：
栩栩，也許只有你才理解，這種念頭並非無稽。就像爸爸董銑嘗試 用機械組件製造「母親」，我拼湊性質不同的實物，通過想像的原理，
創造了你。他用的材料是金屬、木材和塑料，我用的是文字。（董啟章，
2005a：96）
董啟章要強調的不僅是語言的物質性，更反向揭示了物質的語言性，而這兩 者的錯遇關係將會是理解《天工開物》的關鍵。在此我們先回到作者與主角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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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上頭。第二聲部中，我們會發現「作家─我」創造栩栩，原來是為了彌補他在 現實生活裡失去的愛人「如真」的意外後果：「為了重新得到如真，我殫盡所有 創造能力，但從我的想像裡走出來的，卻是你，栩栩。這真是我起先完全料想不 到的事情。」（董啟章，2005a：38）這裡凸顯了物質的語言性（被創造的人物）
無法完全被語言的物質性（作者的創造）所掌控，因而否定了虛構受制或是反映 現實的層級化或鏡象式關係。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道理其實時常被我們忽略：我 們不總是想方設法捕捉、紀錄、回顧流逝的生活嗎？然而在看似描圖、臨摹的過 程中，差異早已產生。更重要的是，這個差異不是計算、測量上的誤差，而是一 種變異、更新的可能。因此企圖再造過往愛人的「我」，創造出來的是一個栩栩 如生的人物。「我」對此亦有所自覺：
栩栩，你應該知道，我絕對不願意把你視為我的創造物。而我，作 為文字工場的製作者，也不能以造物主自居。……縱使你是因我而生，
但我總希望，作為人物的你是活生生，獨立的個體，有你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的歷程，你自己的意志，和肉身。（董啟章，2005a：292，原文斜 體）
事實上，這裡除了扣連到先前討論過的小說本體論（特別是「虛構─真實」
的面向），還得考慮到《天工開物》這部小說的後設性質。董啟章除了再次探討 虛構的創造力問題之外，他更透過小說中設置的「作者」與「人物」的雙聲道，
在小說中思考作者與人物（主角）的關係。同時這也意味著，小說文本有兩層的
「作者─主角」關係，但我們暫時不進到後設的層次，以免有無限後退之虞。引 述段落中提到的栩栩的生命力，既來自作者的創造又獨立於他的意志，這樣的關 係呼應巴赫金早期思想中對於「作者─主角」關係的看法，如蒂哈諾夫所述：
作者，作為文化創造原則的濃縮體現，應當對主角所表徵的生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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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hanov，2000：34）
在此作者與主角對應到的是「文化」與「生命」這組概念，來自巴赫金早期 兩個主要思想來源之一的生命哲學（philosophy-of-life，Lebensphilosophie）。而巴 赫金學術的出發點便是在思考「生命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文化與生命的異化，
以及文化中藝術的位置」等問題（Tihanov，2000：32）。若先以《論行動哲學》
中的簡要定義來看，生命哲學是「將『生命』定義為絕對的現實」，或是「把無 理性的、只能透過生動的體驗或直覺來掌握的生活現實，和被智性分析的、抽象 的認知所形構的存有模式給對立起來」的一種哲學（Bakhtin，1993：88）。因此，
在生命哲學的觀念裡，文化是次於生命的，而文化中的美學活動（aesthetic activity）
對巴赫金而言自然無力佔領存有的「剎那」（moment）1，因為在他的定義裡，這 個剎那是由存有的「開放事件性」（open event-ness）和「過渡性」（transitiveness）
所構成的（Bakhtin，1993：1）。從另一方面說，不論是美學活動的意象或是布局，
皆已客觀化，亦即從內容面看，「它們都已置身真實的、只發生一次（once-occurrent）
的生成之外」（Bakhtin，1993：1），因而無法參與其中。
根據蒂哈諾夫（2000：22），生命哲學對於生命優於文化的觀念有一個較短 的上溯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與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的歷史，並分 別在柏格森2和齊美爾（Georg Simmel）的寫作中達到顛峰。此外，前面尚未提及 的巴赫金另一個思想來源是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特別是其中將文化與
1 《論行動哲學》的譯者補充說明巴赫金偏好以這個概念來表示一個動態整體中的構成部分，而
「整體」（whole）與剎那這兩個概念來自胡塞爾（Edmund Husserl）（Bakhtin，1993：78-79）。
2 巴赫金在《論行動哲學》中肯定柏格森將理論世界納入生成過程中的生命（life-in-process-of-becoming）的統一體之中，但不同意柏格森將生命美學化，因為這某種程度上是在掩蓋純粹理論 主義中顯而易見的不一致（將一個較大的理論世界放進較小的理論世界中）（Bakhtin，1993：13；
Tihanov，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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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對立起來的一種文化理論3，奠定了巴赫金在《論行動哲學》中分析行動從 文化的事實到文明的事實這一危險轉變的基礎：
回應性的表現（answerable performing）的所有能量都被撤回到文化 的自主領域中，並且這個表現的行動與能量脫離，因而淪落到基礎的生 物學和經濟學動機的層次，也就是說，失去了它所有的理想剎那：這就 是所謂文明狀態的構成。（Bakhtin，1993：55）
巴赫金接著以齊美爾的主／客觀文化區分對這個後果下結語：「我們召喚出 了客觀文化的鬼魂，而今我們不知該如何使其安息。」（Bakhtin，1993：55-56）
巴赫金在它最早的一篇短文〈藝術與回應性〉以及《論行動哲學》中的解方是「將 藝術視作透過回應行動來培養參與存有(participatory being)中的工具」（Tihanov，
2000：33）。若對照董啟章在《天工開物》中給自己設定的問題：「究竟作者能不 能達到藝術和現實人生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董啟章，2005a：6）我們會發現 兩人關注的其實是同一個焦點。無怪乎董啟章在《天工開物》由獨裁者「代筆」
的序言末了，曾引了〈藝術與回應性〉的段落與黑騎士共勉：
當個人置身於藝術，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兩者之間並沒有 統一性，在統一的個人身上也沒有內部的互相滲透。
那麼，是什麼保證個人身上諸般因素的內在聯繫呢？只有責任的統 一性。我必須以自身的生命響應我從藝術中所體驗和理解的，好讓我所 體驗和理解的所有東西不致於在我的人生中毫無作為。可是，責任必然 包含罪過，或對譴責的承擔。藝術和生活不單必須互相負責，還應該互
3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追溯文化與文明這個區分的起源，始於 18 世紀的康德（Immanuel Kant）。這個區分後來被新康德主義的兩個主要學派保留下來。它決定了整個第一代的德國社會 學家的關懷，影響了 1910 和 1920 年代對現代德國教育的討論，並且熱烈迴響於 Spengler 對於 西方沒落的總結視域（Tihanov，2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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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董啟章，2005a：7）這堪稱一種美學和日常主體的倫理學化。處於斷裂且無法相互滲透的文化與
這堪稱一種美學和日常主體的倫理學化。處於斷裂且無法相互滲透的文化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