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的位置

主體從來是動態發展、非固著於一的，因與其他主體的關係而定。阿梅身處一 個沈默、隱忍、與服從的位置，要探究這個主體位置的複雜性，唯有看清楚她週遭 各式關係形成的網絡與意義，了解客觀的結構與限制，才得以趨近真實。我在意這 個案子的社會意義，我看重阿梅與不同主體間的關連，而那正是罪與罰的司法語境 中，不可說、說不分明的部份。

2-1.阿梅不休假

阿梅來自北越的農村，很鄉下。家鄉，就是窮。種田只為糊口，但收穫連自己 吃都不夠。老公曾經遠赴河內打工，路途遙迢一個月只能回家一次，而一個月的薪 水也不過台幣一千元，家用還是不夠。他們的家，很小，屋頂漏水了也沒錢補，二 個孩子才三歲、四歲，未來如風暴洶洶來襲，看不到光。

「小孩子讀書要花錢，修房子要花錢….」她說：「只要三年就好，辛苦一點沒 關係。」

但她來台只工作了二年。這二年，她自願也別無選擇地放棄休假。由於台灣的 社會福利嚴重不足，多數家庭一旦有老、弱、病、殘的照護需求，多半只能選擇價 格低廉的外籍看護工全面承擔。再加上家務勞動不受勞基法保障，人數節節高昇的 家務移工，也沒有工時、休假、加班費等基本權益的保障。整整二年，阿梅不敢要 求休假，怕老板以為她愛玩、不乖，阿梅盡心盡力扮演這個社會要求的「好下人」

的形象，乾淨、乖巧、服從、不多話。她努力工作，獲得雇主全家人的稱讚，也承 諾二年契約期滿後，再展延一年。

由於勞雇關係良好，仲介只有接機、體檢時派車短暫露面，幾乎不曾出現過。

阿梅不曾說過老板一句壞話，「老板對我很好。」他們要求的勞務不會太過份，相 較於農村鄉下的操勞，城市家庭的看護工作並不特別累，只是悶。這個悶不是老板 的錯。但是誰的錯？她無以說分明，所以沒說，沒人追問。

阿公每天清晨至菜市場擺攤，回來時就會順便買魚、肉、蔬菜等一天所需的食 材回來，再交由阿梅下廚；每天早上、下午阿梅會推輪椅帶阿嬤出門散心、復健，

阿嬤不喜歡到公園，嫌人多口雜，太吵，於是她們經常到鄰近的誠正國中，在操場 附近走動、復健；阿梅的薪水自動要求老板代為儲存，每半年再匯至越南，老板也 很好心地代為處理………也就是說，一般外傭得以接觸外人的機會：能說雙語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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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公園裡同樣推輪椅的外籍看護工、或者是到菜市場或超市購物採買食材、到移 工聚集的銀行或小商店辦理匯兌等途徑，全然從阿梅的生活中隔絕。

她的工作封閉在固定的路線與屋內，人際關係降到最低限度，加以語言、文化、

地位的隔閡，欠缺資訊及其他社會支持網路，致處境孤立無援。等到累計一年的薪 資疑似拿不到手，焦慮失眠多日，終於導致突發性的精神病症。

2-2.不平等的國際遷移

全球化下，資本與商品早已跨越國界自由流動、無障礙擴張，在此同時，因為 經濟不平等發展導致自然人的跨國遷移，卻遭到種種限制與控管。依資本主義的生 產邏輯，廉價、好控制的跨國勞動力，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因應而生的是各已開 發、開發中國家紛紛訂立勞力輸入政策，以滿足資本家的需求，源源不絕的移工後 備隊，從經濟發展相對低落的地區一波波湧入，承擔勞力密集產業的長工時、低工 資勞動，以及營造工地的高體力勞動。另一方面，現代化社會下的核心家庭制，隔 代不同堂，逐漸難以由個別小家庭分擔照養工作。而教育、及各種公共設施的商品 化、高價化，也大大提高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個別家庭都必須依賴雙薪或多薪 才足以支撐，婦女勞動力也從家庭釋放出來。於是，家庭內老、弱、病、殘、幼的 照護工作，成為一個新的職場，依賴來自低度發展國家的婦女進入個別家庭，承擔 清潔、照護、養育的家務勞動。

國與國的疆界間，遊走著大批因合法投資、技術、工作、就學、婚姻而遷移的 人口，同時還有種種非法的地下管道，或偷渡、或販運。至今，全世界的移民人口 約達二億人，其中女性就佔了六成以上；而低階的、藍領的、年輕力壯的婚姻及工 作移民，則高居移動人口的最高比例。

一九九０年冷戰結束後，長期跟隨蘇聯社會主義路線的越南，也慢慢開放與資 本主義世界接觸。這個百年來飽受戰爭之苦的國家，自 1975 年南北越統一以來，

一面從十餘年的越戰導致公共設施嚴重毀壞的廢墟中慢慢重建，一面遭受美國對越 南長達十餘年的禁運懲罰，與全世界的經濟、貿易脫鉤。直到 1986 年越共六大通 過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大量的外資開始湧入，越南也正式進入資本主義的邊陲 加工供應鍊。同時間，原本社會主義下平均發展的人民生活，快速出現貧富差距的 擴大，農村漸趨敗破，年輕人大量外移至城市，在外資工廠以低廉的工資求取生活。

九０年代末，越南由國營仲介公司正式向全世界輸出移工。

二十四歲之前，阿梅從來沒離開過她生長的農村，但從小覺得田糧富足的家鄉，

現在卻開始有大量廢耕的田，稻子多種了也賣不出去，以前能活命的糧食，現在卻 不夠換錢付學費、修房子。老公和二個不滿學齡的孩子留在家鄉，阿梅像其他數以 萬計的越南年輕人一樣，再苦也要借錢支付昂貴的仲介費，尋求脫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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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居高俯看世界地圖，上億的勞動者頻繁在國境間遷移，人潮吞吐的兩造，

一邊是移民接收國的產業及服務的具體需求，另一邊是輸出國因不等價交換而衍生 的貧窮、失業、外債問題；更複雜地細究，兩邊也並非一進一出的直線關係，還牽 涉資本流動、失業、及內部遷移的諸多面向。接收國一邊使用低廉的跨國勞動力，

一邊以各式政策踐踏移工人權，內外的界線一刀切，福利、工作權、保險、安全．．．

都只屬於擁有身份證的人。移工進入接收國的低階勞動的同時，也因為「身份」與

「居留」限制，而隨時處於可能被遣返、可能血本無歸的不利位置，且其居留多半 繫於一紙由雇主決定的勞動契約，在勞雇關係中，更沒有議價能力。更不必說移工 沒有投票權，無法對公共政策參與意見。

這些，阿梅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了，她還是會這樣安慰自己：「忍耐三年，就 好了。」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差異一天不解決，個別的人跨越國界、找尋出路的欲望 就不會終止。夢想更好的未來是強大的趨動力，就算遭逢結構性壓迫而屢屢觸礁、

幻滅、挫敗、甚且付出慘痛代價，但依舊前撲後繼。

2-3.不得喘息的家務工

蔡家是個三代同堂的勞動家庭，六口之家。除了二個學齡中的青少年、癱瘓的 阿嬤，阿公、老板、老板娘每天都要外出辛勤工作。老板娘賴育芳原本在商店街的 專櫃工作，是個俐落的女人，在賴育芳的印象中，阿梅話很少，但吃飯時她會主動 和阿梅聊天，也問問阿嬤復健的狀況。阿梅偶而打電話回家鄉，但次數非常少，工 作上也沒什麼情緒化的表現，出事那幾天，也真的看不出阿梅有任何異狀。

台灣政府長期未建立符合家庭需求的照護制度，社會普遍把送父母入機構照顧 的子女與不孝的污名扣連，遂使得老弱殘病的基本照顧大多由個別家庭承擔（徐學 陶等，2000；藍佩嘉，2008）。1992 年，政府正式開放引進廉價的家務移工，以長 工時、低工資的勞動條件，修補台灣社會福利、照護制度的缺漏。由於家庭類勞工 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外，使得這塊殘缺的公共社福領域徹底私人化、市 場化，公權力除了設立引進門檻的條件，對外勞來台後的工時、休假、工作內容與 勞動條件，完全沒有規範與保障。原本內政部規定，依照身心障礙程度、經濟狀況 提供個別家庭一定時數的免費居家照顧，俗稱「喘息服務」，原意是讓負擔照顧責 任的母親、妻子得以在公部門提供臨時照護期間，稍獲喘息。不料，內政部竟片面 以行政命令明訂：聘有看護工的家庭不得申請免費的居家照顧。

政府的資源（喘息服務）一旦撤離，看護工就難能休假。本地看護工還有同事 可以代班，移工就只能全年無休了。阿梅若休假，假日誰幫阿嬤上廁所、復健、洗 澡呢？而且，仲介都會對雇主耳提面令：萬一阿梅到外面認識朋友、學壞了、逃跑 了，怎麼辦呢？移工逃跑，倒霉的是雇主，要被處罰至少半年不能再請新的移工，

這半年若要聘用本地看護工，可是一筆龐大的費用，一般的勞動家庭實在負擔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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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阿梅很乖（外勞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只能全力滿足雇主的需求），她不吵 著要休假（債還沒還完，怎麼敢休假？），蔡家人也都放心了。

他們善待阿梅，感謝她把阿嬤照顧得很週到，勞雇關係友好。沒有人能夠預知

，悲劇的陰影就在這個隱忍與放心中，悄悄滋長了。

移工來台前的訓練裡，仲介早就警告大家不要休假，免得雇主不高興。來台後，

阿梅不敢要休假，就算有休假也不敢出去玩，怕花錢。很多老板都說：「是她自己 不要休假的，她們想存錢，想加班。」七０年代台灣加工出口區裡，也很多農村來 的少女日夜加班，一心想在微薄的底薪裡，藉著加班多增加一點收入。但八０年代 勞基法實施後，還是規定要休假，慢慢地，也就大家都習慣這個勞動條件與環境，

勞力不能無限壓榨。弱勢者的意願，經常是被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不是想不想，是

勞力不能無限壓榨。弱勢者的意願，經常是被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不是想不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