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勞動力 V.S 不自由的居留身份

移工接收國全盤接受勞動體制彈性化的趨勢，跨國引進短期契約工，如此，企 業主既無須負擔工人的生老病死、隔代再生產，把工人用完就丟，儘可能最大化剩 餘價值，壓低成本。

藍領移工沒有長期居留或入籍台灣的權利，同時也被剝奪了社會權及政治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力可以自由買賣，但勞動力無法單獨存在，它必須依附在 勞動者身上，才得以被拆解成依時、依日、依年來販賣「未來的勞動」，以取得工 資。但在跨區域遷移的勞動者身上，我們卻看到因為其國籍（或戶籍）身份而被設 定了不自由的居留限制，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權與社會權的被剝奪。而在勞力市場 上，這些短期居留的勞動者看似擁有自由人身得以販賣勞動力，但有限的人身居留 又大大眨低了其勞動力的價格。

2-1.三年一輪，藍領專用

自我矛盾的外勞政策，還有居留年限的設計。白領移工來台，雖也會遭逢各式 不合理的健檢、工資、遺返等條件規範，但居留年限並沒有上限的控管。只要有工 作許可，居留年限可以一再延長，甚至取得永久居留及入籍的申請資格。唯獨藍領、

低階、東南亞引進的「外籍勞工」，一次來台以三年為上限，且居留期限被「國籍 法」施行細節明訂排除在申請入籍的規定之中。也就是說，藍領移工是台灣社會唯 一一群「用完就丟」的人，既無入籍可能，也無轉換雇主的機會，移工市場成為單 方市場，移工毫無勞動條件的議價能力，職場受虐、逃跑也就層出不窮。對於不確 定的居留身份的人來說，驅逐出境是地主國掌握的永久防線。

根據「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聘用移工，原聘僱許可二年契約、再加上展延 一年總共最多為三年，期滿後移工應出國至少一日後始得再入境工作，且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超過九年。依照台灣的「移民法」，連續合法居留台 灣的外籍人士，超過一定居留年限就得以申請取得歸化資格，但台灣國籍法施行細 第五條將來台就學及藍領移工 ¹²⁶

物、證人都十分有限，故在勞資協調中，移工多半會放棄追究雇主違法事項，只求以此交換雇主

「同意」其轉換雇主。

排除在外。這正是邊界控管的方式，不讓外來者順 利留下，避免外來者為移民。短期客工制度的設計，包含著太多精心計算，儘管全 世界大部份的研究都指出，移民對接收國所創造的利益與經濟價值，遠高於他們所 賺取匯返母國的。但對異族、低劣他者的疑慮，還是在外勞政策中處處可見。

126 即「從事就服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者」，含「八、海洋漁撈工作。九、

家庭幫傭。十、為因應國家重要建設工程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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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性的政策規畫，只對東南亞、低階、藍領的移工作嚴格規範，卻放任白領 的、技術專業、西方為主的外籍人士，可以無限延長居留、得以轉換雇主、不必支 付高額的仲介費用，更重要的，居留符合一定年限時，還可以申請入籍。這些「老 外」所有的權益，「外勞」一項也沒有！最主要的考量，是要防止移工藉由工作變 相移民，白領的外國人卻不在此限。曾嬿芬（2006）將此移民政策的雙重標準，稱 為「種族化的階級主義」，認為台灣對低階移民採取圍堵政策，以暫時性的管道引 進，卻排除其長期居留的可能，這些低階工作者是「經濟上被需要、但在政治上不 被需要」的勞工，聘僱期滿時就該離境（頁160）。

三年一輪，對移工來說，意味著每三年要再交一次仲介費，無法有穩定的社會 參與機會。三年一輪，對國家政策而言，可以排除、中斷移工的居留年限，以保證 藍領移工不會變相移民。

2-2.空間、時間的雙重分裂，弱化移工

正因為移工無法變移民，居留身份受到嚴格管制，移工的生產與再生產才得以 完全分離，無以延續。地主國不必考慮其生老病死，而移工也在有限的居留期間，

因為空間與時間的區隔，得以忍受眼前的低薪。生產在他鄉，再生產全回歸母國處 理，兩地的價差強化了移工轉換空間時得以轉換人生（「回去以後，我就要開一個 小店。」、「努力存錢，回去就可以修房子、蓋屋頂。」）的忍耐基礎。空間分裂，

是弱化移工反抗意志的第一重關卡。

第二重弱化，來自短期居留導致的時間分裂。生產勞動在「暫時的此時」，隔 代及養老的社會再生產位於「想像的未來」，時間的切割也使得人生的計畫得以分 裂想像（「只要三年，小孩子的學費就有著落了。」、「六年以後，我就可以和家 人一起生活了。」），而這種分裂，使得此時此刻的壓迫處境成為有期限的、可忍 耐的，既然只是暫時的，在利害評估上，多數移工就會傾向忍一忍過去了就算了。

空間與時間的雙重分裂，建立在政策性的強制切割，卻對移工形成自我放棄的 內在機制，不但弱化其抗爭意識，也會使移工對此時此刻的在地關係，失去累積、

延續的想像，去除移工的政治性與社會參與。

對這群來台貢獻心力的外籍勞動者，我們只使用他們有限的勞動力，不必關心 勞動力的承載者的人身需求，社會權因此可望不可求（只有因「全民健保法」於1995 年的實施，而確保了來台移工的醫療權依法得到保障，但問診時無法順利以母語表 達症狀的困擾，又使多數移工寧可私下交換母國藥草及偏方來治病。），參與公共 政策制定及間接或直接參與政治的空間（所有的公民權、限制性投票權、參政權……

等制度設計，都唯有在住民擁有長久居留權時，才會被認真討論與對待），更是想 都不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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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切斷就地行動、階級結盟的連帶

這種結構上造成的「過客心態」，可能會使移工失去勞工意識，難以面對壓迫 結構下的本勞及自身的處境，而屈從於現有的壓迫制度之下（鄭村棋口述，引自龔 尤倩，2002：279）。若移工隨時可以被遣返，或其因停留短暫，便會努力賺錢而 缺少社會參與，其可能採取的行動也會趨向保守（李易昆，1996；龔尤倩，2006）。

換言之，有期限的、不穩定的居留身份，一來使移工難以反抗、行動，二來也會因 此而苟安一時，不會與在地的運動結合，為自身爭取更大的權益。移工的身份被政 策性地排除入籍可能，又以三年一斷的粗暴方式切斷與在地關係長久發展的機會，

不但壓縮了移工在台灣形成集體的抗爭，也破壞移工與本地工人進行階級結盟的可 能。

晚近研究大陸農民工的文獻，也有類似的觀察。中國大陸已然鬆動的戶口制度 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商品化，但有農村身份的年輕人進入城市，卻無法取得長久的 居留身份，導致農民工又能自由遷移至沿海城市販賣自身的勞動力，但終究身份、

居留、工作都懸置在不確定的短期狀態，只要通貨緊縮時，城市便大規模限制外來 人口，驅趕農民工。「農村勞動力的這種自由／不自由的曖昧狀況保障了（城市）

勞動力的供應，同時又限制了人口遷移對城市社會的壓力，這是當代中國〞不平等 的發展〞的基本前提」（汪暉，2001：24）。而沿海打工者因戶籍制無法在城市安 家，也破壞了「階級生根的土壤」（潘毅，2007:74）。自由／不自由交錯運用，保 障了中國沿海城市的發展，有源源不絕來自農村的低廉勞動力可以使用，政策上又 無需負擔人口定居的壓力，這樣「不平等的發展」放在中國國境內看待，是內陸農 村人口與沿海城市的資本積累的供與需，富了沿海，窮的還是內陸。若放在全球的 場域來看，則是經濟發展較快速的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發展。

遠離家鄉的家務移工，進入另一個家庭工作。他們跨越國家的界線，也同時失 去因公民身份而帶來的便利與權利，處於一個隨時可能被遣返的不安全位置。邊界 開放了自然人的流動，低階的移工跨越國界工作，但國家的地理疆界雖然開放他們 移入，時間上卻是有期限的，排除他們的老年、病弱的社會照顧，也不願承擔其下 一代的培育養成，只取其最年輕力壯、完整好用的勞動時期，不讓他們轉化為長期 留置的公民。

居留期限形成勞動控制與階級分化的利器，因不會落地生根而不擴大公共事務 參與，也與本勞分化、不主動進行結盟。切斷與本地更深層的結盟關係，也就讓遷 移者的勞動權與政治權都同時瓦解，抑制移工的集體反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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