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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為何，所尚既專，研求愈至，則其作愈工。而韓愈正是筆力高強也文人而善為 詩者。」77
在司空圖的這段評論中，他點出了韓詩在「氣勢」和「取材」兩方面的優勢。
在韓詩的氣勢方面，司空圖用「若掀雷扶電，撐抉於天地之間」這樣的形容，表 達韓詩氣勢之壯闊與力道，猶如雷電之不可預期，亦不可遏止，只能任其爆發，
在天地之間形成一道道光芒。這樣的氣勢，同樣亦在唐代詩壇劃破原有的寧靜飽 滿，掀起另一波高潮。在「取材」方面，司空圖指出韓詩的「物狀奇怪」，這正 是韓愈所創之奇險風格，在司空圖眼裡，並不是什麼有違詩體的狀況，反而是韓 詩的特色之一，倒是後人常以此詬病韓詩，司空圖卻客觀接受了韓詩這樣標新立 異的表現方式，並說自己「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真可謂盛讚之矣。
（三）小結─膽氣與奇險的氣勢開拓者
韓愈於唐代詩人最推崇李白、杜甫，在〈調張籍〉一詩中，開篇就：「李杜 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並寫出自己對於李杜詩境之企慕：「伊我生其後，舉頸 遙相望。」並提到對於自己詩歌的期望：「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 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78然 而，韓愈對於自己的詩歌評價，最多就是「膽氣」與「險語」的過人與率真，並 無價值層面的看法，甚至表示自己對於詩歌創作，只是「餘事」，不甚重視。
不同於韓愈，晚唐詩論家司空圖看出了韓詩的優勢，也正確地接收到韓愈透 過詩歌所要透露與表達的情感及開創，認同了韓愈的「膽氣」與「險語」，並為 其詩歌創作奠定了正當性與合理性，對後世之韓詩欣賞與學習開啟了正向的道 路，宋代蘇洵與清代詩論家葉燮也以此觀點給予韓詩定位。
二、宋人對韓詵之理解與定位
宋初詩壇以宗尚晚唐的三體—白體、晚唐體、西昆體—為主，格局狹小，氣 象侷促。直到歐陽脩主盟文壇，才大力提倡韓詩，以韓詩雄厚的才力與學養破除 三體的褊陋；再加上歐陽脩本身對韓詩的研究與模仿學習，影響了門人的詩歌創 作，也在宋初的詩壇形成了一股習韓的風潮，造成當時的讀書人，就算不喜韓詩，
也對韓詩十分熟悉，例如王安石的《四家詩選》，雖選了韓愈詩歌，但卻匪夷所
77 李建崑《韓孟詩論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2005 年）頁 211
78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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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地將韓愈排在杜甫與歐陽脩之後、李白之前；並且在詩作中有意無意地模仿韓 愈詩句，例如錢鍾書在《談藝錄》指出，王安石用來譏諷韓愈的「可憐無補費精 神」本身也是從韓愈〈贈崔立之〉詩中「可憐無補費精神」一句借來；此外，王 詩中出於韓集的詩句、詩意、詩勢有多處，錢鍾書說：「荊公五七言古善用語助，
有以文為詩、渾灝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傳。」79此外，蘇軾學出歐門，其詩 歌寫作也深受韓詩影響，但他對韓詩並不如歐陽脩的全盤接受，他也會對韓詩的 不足提出評論，例如論韓、柳優劣：「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 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80還有評論韓詩詩格之變的著名評論：
「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81難怪閻琦《韓詩論稿》
說：「韓愈的真正名不寂寞是在宋代。葉燮謂『（愈）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
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就是說，韓詩幾乎影響了整個宋代的 詩風。」82
由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宋代詩歌的思想理論是呈現分裂的傾向，主要可分為 兩大類的不同：一種是重才學、技巧與重神韻、妙悟的不同傾向；一種是宗尚晚 唐與宗尚杜、韓的不同傾向，隨著兩者之間的更迭與融合，宋代詩論對於韓詩的 評價也時有變化。
以下將在明清詩學對韓愈的評論中，出現率最高的宋人評論，分為：「歐陽 脩對韓愈的定位─『餘事作詩人』」、「陳師道對韓愈的定位─『以文為詩』」、
「張戒對韓詩的定位─『變態百出』」、「蘇軾對韓詩的定位─『詩格之變』」
四部分來探討宋人對韓詩的詮解。
(一)歐陽脩對韓愈的定位─『餘事作詵人』
歐陽脩非但是古文運動的宋代領袖，更是韓詩的最佳代言人，吉川幸次郎 說：「不管是詩人也好，散文作家也好，歐陽脩在許多方面都是韓愈的繼承者。」
83歐陽脩晚年在《六一詩話》對韓詩有一段著名的評論：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詵為文章末事。故其詵曰： 「多情懷酒伴，
餘事作詵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詵，而曲盡其 妙。84
79 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9 年）頁 69
80 屠友祥校注《東坡題跋》卷二（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頁 100
81 （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收於《宋詩話輯佚本》（台北：華正書局 1961 年）
頁 109
82 閻琦《韓詩論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07
83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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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吳大順認為歐陽脩的這段評論，實際上透露了歐陽脩習韓詩的重 點是「無施不可」的「筆力」，「在其詩歌創作中嘗試的各種技巧諸如化韻為散、
化齊為雜、律古互滲等語言形式技巧和敘議結合、情理交融、曲折委備的行文方 式等均是為了達到其『敘人情，狀物態』的『無施不可』和『變態百出』的表達 效果所做的嘗試。」85並指出「這也是歐陽脩詩歌風格雖然呈現出平易疏暢卻仍 不乏『氣格』的深層原因。」86
歐陽脩的學韓詩情況，在好友梅堯臣的詩中也表露無遺，在梅堯臣〈依韻 和永叔澄心堂紙達劉原甫〉一詩中曾說：「退之昔負天下才，掃掩眾說猶除埃。
張籍盧仝鬥新怪，最稱東野為奇瑰。當時辭人固不少，漫費紙札磨松煤。歐陽今 與韓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待郊嗟困摧。」87詩中指出 自己學孟郊、歐陽脩學韓、石延年學盧仝、蘇舜欽學張籍，大陸學者王輝斌說：
「這些詩人的『善學唐』主要是與中唐韓愈、孟郊一派的關係甚為密切，以致形 成了宋代詩歌史上的又一類宗唐面目。」88
而歐陽脩對於韓愈「餘事作詩人」的看法是「以詩為文章末事」，但是韓 愈的詩卻能將「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等題材皆一寓於詩中，並且 曲盡其妙，這全仗著韓愈「無施不可」的筆力，而他的詩歌成就，也絕不像自己 所預設的「餘事」而已，而是一種新的詩風，一條讓歐陽脩眼睛為之一亮、實用 與抒情兼具的理想詩創作之路。
「餘事作詩人」一句，出自韓詩〈和席八十二韻〉，錢仲聯對本詩的集注 引明代方世舉注：
杒甫詵：「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即此餘事之理也。89
方世舉引用杜甫詩對「餘事」一詞下一個定義，就是與文以載道的古文相比，
詩只是一門雕蟲小技。
明代薛瑄針對「餘事」二字曾說：
84 （宋）歐陽脩《六一詩話》，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 1986 年）頁 1478-254
85 吳大順〈歐陽脩轉益多師及其詩風淵源〉，收於《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十五卷第一期（長沙：中南大學 2009 年 2 月）頁 131
86吳大順〈歐陽脩轉益多師及其詩風淵源〉，收於《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十五卷第一期（長沙：中南大學 2009 年 2 月）頁 132
87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 35〈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達劉原甫〉（中國基本古籍庫 四部叢刊景明萬曆梅氏祠堂本）(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217
88 王輝斌〈論北宋詩人與唐詩的關係〉，收於《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19 卷第 1 期（達州：四川文理學院 2009 年 1 月）頁 44
89 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96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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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帉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弖所得，肆力其間而莫 余止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弖焉。90
首先他對「餘事」下一定義就是能力許可但又不一定要做的事。薛瑄自己非 做不可的事是讀書。所引用韓愈詩句出自〈調張籍〉一詩，在此韓愈亦以讀書為 己志，是故韓愈詩文本從此深厚之學問而來，然而讀書是為了立身行道，為詩為 文皆屬餘事了。
何孟春曰：
或謂其以酒伴對詵人，是輕詵人也。春曰：士夫家酒伴，非詵人固不可。91 何孟春對於韓愈以酒伴詩人，表面上似乎是對於「詩人」的頭銜與「詩」的 創作不加重視，事實上，一個飽讀詩書的士人，一旦呼朋引伴飲酒，不能吟誦詩 句、沒有滿腹經的俗人，亦不得其門而入。是故，韓愈必非輕詩人，只是調侃自 己一番罷了。
清代何焯曾對本詩之「餘事」下過註解：
班固〈賓戲〉：「著作者，前烈之餘事也。」92
他引用班固的一段話來解釋，「前烈」乃指前人的功業，而「餘事」乃指「著 作」而言，古人有三不朽，首重立德，其次立功，最後才是立言，是故韓愈有「餘 事作詩人」的觀念也不足為奇。
方東樹引閻若璩語：
潛邱言：「講學問經濟，隨地可以及物，詵不中用。」此言可警弖。韓仒所 以言「餘事作詵人」也。93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他認為講學問經濟的文章，是可以具體實踐的、
有益於社會民生的、符合於經濟自期的讀書人理想的；但是作詩就只是抒發情感 吟詠風物，故曰「詩不中用」。而方東樹認為此即是韓愈所謂「餘事作詩人」的 道理。
許印方將「餘事」解釋為「末技」，認為韓愈傾全力在古文的創作上，是故 視作詩為末技，而詩之成就亦不如古文：
90 （明）薛瑄《薛文清公讀書錄》卷六，收於《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頁 1183
91 （明）何孟春《餘冬詩話》卷上，收於《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6 年）頁 2001
92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昌黎集第一卷評語，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頁 860-415
93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文化公司 2004 年）頁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