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iller(1999)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焦點在於，探討政治與經濟的壓 力、限制對於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此影響下，資本如何左右傳播內容 與形式的表現；另一方面，媒介和傳播系統如何強化、挑戰或是影響現有的階級 與其它社會關係結構，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McChesney(2000) 亦從結構性因素與勞動過程中探討傳播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例如媒體所有權、
補貼機制（如廣告、政府津貼）和政府政策對媒體行為與內容的影響。因此傳播 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是有關政治，經濟以及傳播系統之間的關係，三者之間如何 互相影響，或應該如何被運作(Norris,1990)。
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可發現，媒體在既有的結構與社會環境下，扮演重 要的角色；媒體應是讓意見自由流通與競爭的公共領域。但是，Jhally(1989)認為，
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媒體成為工業，並試圖對閱聽人生產一種有益於既有政經 結構支配階級的意識，成為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角色；而從經濟機制的角度來檢視，
大眾傳播媒介成為資本家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平台，文化被視為是物質生產的 一部份，將其商品化之後，直接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因此媒體在資本主義市場的 運作之下，成為受到既有政治結構與經濟力量雙重控制的角色，而在上述經濟結 構的影響力之下，傳播政治經濟學所關切的是，媒介自主性究竟還有多少運作的 空間？以及媒介的經濟結構究竟限制表達形式到何種程度（Golding &
Murdock,1991／黃櫻棻譯，1997）？
Golding 與 Murdock（1991／黃櫻棻譯，1997）指出，若從焦點放置在分析 媒介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媒介與國家如何對公共領域的表現產生影響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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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概念又分為兩個方向進行探討：第一，研究傳播機構的所有權類型，以及 所有權類型控制傳播活動的影響力。第二，研究國家管制和傳播機構之間關係的 本質。本研究從第二點出發，探討政府置入性行銷爭議當中，政治（包含政府與 政黨）、傳播媒體機構、經濟環境與閱聽眾四方面的牽制關係。
Golding 與 Murdock（1991／黃櫻棻譯，1997）認為，國家不僅僅是傳播制 度的管制者，同時本身就是一個擁有龐大權力的傳播者；政府無可避免地渴望向 人民推銷它的政策，並且希望民眾充份了解和支持立法提案。而政府為了使民眾 明瞭政策發展，媒體宣傳成為一種積極且必要的手段。
一般來說，傳播研究者將政府資助媒介組織的過程視為議題建構的一種，贊 助媒介可以讓政府減少為閱聽人製作訊息的力氣（Golding & Murdock, 1991；黃 櫻棻譯，1997）。而甘地(Gandy)認為，資訊贊助這種行動即為藉由控制人們近用 與其行動有關的訊息，企圖對他們的行動產生影響力（Gandy, 1982，轉引自 Golding & Murdock, 1991／黃櫻棻譯，1997）。就公關的角度看，國家提供津貼 給媒介組織，目的可能是純粹為了傳佈有關公共政策的重要資訊，也可能是為了 操縱新聞，甚至是「控制大眾的心智」（Chomsky, 2002／江麗美譯，2003：41）。
本研究所關切的政府置入性行銷議題，正是從媒體控制的角度，審視政府購 買新聞版面與時段（新聞內容商品化），成為媒體財源之一，由政治力的介入轉 變為經濟力的介入，就如同Schiller(1992, p.1)認為，新權力的本質在於：經濟實 力與資訊控制、形象製造與輿論構建的融合，而這種新權力產生的結構性因素與 動因為何？而在限制政府政策宣導的預算法修正案之形成，又有何歷史脈絡與形 成因素？皆是本研究的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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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政策研究密不可分，而要了解「如何」，則必須了解「誰 誰做了什麼」。再者，「如何」這個問題的解答，並不代表已經解釋了過程，還必 須知道，「為什麼」這些行動會出現，在政策研究中，就必須將其放在總體政治 經濟情勢內考察，包括歷史的與當代的政經走向（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 明譯，1998）。
國家政策的形成與發展，存在著歷史演變的變遷動力及國家政府機關、社會 階級、經濟市場三者間的互動，形塑出政策的發展面貌。本研究欲從上述角度出 發，將限制政府置入性行銷的政策聚焦於傳播政治經濟分析層次，採取傳播政治 經濟學的研究途徑及歷史結構分析法。這種途徑的優點在於以一種較巨觀的角度，
釐清政策形成中，各種結構性的因素間交互影響的關係（蕭全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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