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影響下，傳播媒體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外，
媒體所創造出的產品更兼具了商品特質；探究其發生運作的場域，實則為一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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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媒體必須兼顧發行與廣告市場的雙元特性，使得 發行量（或收視率）和廣告對傳播媒體表現具有強大的影響力（Picard, 1989／馮 建三譯。1994；陳炳宏，2001；羅世宏，2008）。而我們一般所談到的「大眾媒 體」(mass media)，乃由於媒體產品擁有龐大的市場，而大部分的媒體節目也都 是大量製作出來的，此外，媒體這個龐大的市場，包含了許多來自於不同社會與 經濟群體的人——即大眾閱聽人，而非少數特定群體；Steven（2003／孫憶南譯，
2006）認為，「大眾媒體」或「主流媒體」一詞預設了一個同質化的閱聽人群體，
表示他們以同樣的方式接受、消費、使用產品或服務，或受其影響，未能描述媒 體控制與影響社會趨勢的能力、媒體的內容與品質，以及閱聽人的多樣性；同時，
也忽略了大型媒體削減多樣性、掌控主要經濟因素以及設定政治議題的能力，應 以「主控媒體」(dominant media)揭示媒體的運作同時包含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
從上述媒體所處的社會環境不難發現到，媒體在整個社會系統當中，除了其 產品直接與閱聽眾接觸之外，其他政治與經濟因素也與媒體的運作環環相扣，皆 無法獨立於彼此，DeFleur 與 Ball-Rokeach 認為，過去諸多傳播理論都是針對特 定問題所提出來的個別理論，惟獨缺少了一個同時涵括整個社會和閱聽大眾各層 面的統合性的傳播理論，因此從社會系統互動論的觀點出發，認為社會即涵蓋了 政治、經濟、文化、媒體等次級系統，並提出了一個媒體與其他社會次級系統互 動的「媒介依賴理論」(media dependency theory)或稱為「媒介互賴理論」(media interdependency theory)（見下圖 2-1）（康照祥，2005：張玉涵，1999）。
DeFleur 與 Ball-Rokeach（1989／杜力平譯，1993）認為，媒介依賴關係，
一方面在於目標，另一方面在於資源。這個系統當中，分別由媒體、政治、經濟 與閱聽眾等次級系統所構成，而各次級系統的互動關係則建構成一個媒體社會；
一方面，媒體控制了一般社會系統有效運作所需的訊息和溝通源，另一方面，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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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仰賴其所控制的資源，以求有效運作。單就媒體本身的發展而言，他們認為 媒體特別倚重「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彭豫立，2008）。DeFleur 與 Ball-Rokeach
（1989／杜力平譯，1993）將媒介依賴理論陳述為一種「生態」理論。媒介生態 系統是社會大系統中不可分割的子系統，對社會大系統有強烈的依附性；同時也 是個動態平衡系統，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機制，另方面，媒介生存內部和 外部都存在著大量變化不定、隨機性和不穩定性的因素，當其中一個條件受到干 擾發生變化時，會影響整個媒介生態的平衡，從而導致建立新的平衡（支庭榮，
2004；轉引自許文宜，2010）。據此理論脈絡，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包 括：媒介系統、社會系統（包含政治與經濟）和人群，以及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 係和相互作用，而媒介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構成了如下的生態環境（許文宜，
2010）：
（一） 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構成閱聽人生態環境；
（二） 媒介系統與政治系統間的互動關係構成媒介制度與政策環境；
（三） 媒介與媒介間相互競爭構成媒介產業生態環境；
（四） 媒介與經濟界之間的互動關係則構成媒介的廣告資源環境。
以下就媒介與四種系統互動所形成的環境進行說明：
一、 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構成閱聽人生態環境
McQuail（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認為，閱聽人是一種社會脈絡 的生成品（它造就共同的文化興趣、理解和資訊需求），也是對於特定媒介供應 形式的一種反應。媒介系統依賴理論指出，媒介系統被看作是一種資訊系統，它 掌握了三種「形成依賴關係」的資源方式，分別為資訊的收集與創造、資訊的處 理以及資訊的傳佈，這些方式皆具有影響人們的思想、感覺與行動的潛力
（DeFleur & Ball-Rokeach, 1989／杜力平譯，1993）。而媒介系統的力量是基於 控制有限的資源，不論個人、團體、社會系統與社團，皆需要依賴媒體所傳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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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源來達成目標，而依賴關係包括人們如何運用媒體來達成目標，以及媒介 系統如何依賴其他因素達到掌控資源的目的。媒介系統是許多部份構成的裙帶關 係，它以跨媒體的形式，收集、整合並創造資訊，最後將資訊處理與傳佈，成為 閱聽人可用的資源（王舜偉，2002）。
DeFleur 與 Ball-Rokeach（1989／杜力平譯，1993）認為，當個人利用媒介 訊息資源來了解和解釋現在、過去和將來的人們、文化和事件時，就產生了社會 理解依賴關係；自我理解依賴關係是指利用媒介訊息來擴充和維持個人解釋自己 的信念、行為、自我想像和個性的能力；人們可以依據自己的目標與利益，透過 不同類型的媒介——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各自構成自己的媒介組合與關 係，人們不僅在形成他們的媒介系統的媒介組合方面有所不同，且與其建立的依 賴關係上性質也大相逕庭。
但是相反的來看，媒體也可能有意的依照自身的目標與利益建構其所需的閱 聽人(Garnham, 2000)，也就是說，對於媒介產業與媒介經濟分析而言，將閱聽人 視為消費者，閱聽人市場是由個別消費者的集合體（McQuil, 2000／陳芸芸、劉 慧雯譯，2003），也就是媒體建構內容，以供他們所需要的閱聽人群體與其互動、
接收，將閱聽人「商品化」的過程。Mosco 認為自閱聽人商品化辯論的過程以來，
其實一直圍繞著媒體——廣告主——閱聽人的三角關係當中，但是 Meehan 認為 根據閱聽人的多寡所形成的任何媒體使用的資料報告，才是媒體系統的主要商品，
這樣的觀點導引了Mosco 對於閱聽人商品化新的想像，提出「模控」(cybernetic) 的概念（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模控」的收視率將媒體、
廣告與自身導入商品化過程中，將彼此連結在一起後，再利用閱聽人各種不同的 人口統計學等資訊，去生產廣告主與媒體業者需要的商品，這時閱聽人已經沒有 生命，只是等待販售的商品而已（林照真，2009，頁 38-39），在市場的思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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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效率的傳播和閱聽人經驗的品質變成次要之事，更廣泛的公共領域之閱聽 人也受到忽視（McQu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二、 媒介系統與政治系統間的互動關係構成媒介制度與政策
環境
就政治系統的關係而言，媒體也要依靠政治系統的奧援，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中，媒介系統的首要目的為營利，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合法性，即其他給予媒體 以某些權利，如新聞自由、從事監督及調查活動的權利，政治系統控制著立法和 管理機構，以及影響媒介系統的利潤，擴張機會和經濟穩定的稅賦政策及貿易政 策；它還控制著更微妙的合法性資源，政治系統根據民主社會活動不可缺少媒介 系統的理由，承認媒介系統，賦予它作為訊息系統而工作的憲法權利及其他合法 權利，如果媒介系統得不到這些資源，它的穩定與經濟利益會受到嚴重破壞
（DeFleur & Ball-Rokeach, 1989／杜力平譯，1993）；這些資源包括：（一）行政、
立法、司法的保障與協助。（二）從事新聞報導所需的資訊。（三）政治廣告的收 入（彭豫立，2008）。
傳播學者正視到，媒介體系除了履行政治體系的功能之外，事實上也受到政 治體系中國家機關的操控，國家機關因介入公共資訊的流通，無論是提供資訊或 是管制媒體，均可能不利於民間社會自主性發展，因為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國 家機關本應受到民意之監督，如今反而透過支配優勢來操控民意（陳雪雲，1996）。 在任何社會體系，都存在著一個權威性價值分配的公權力機關，這機關享有合法 化的權威(authority)以從事規則的制定、執行與裁決（彭懷恩，1997），在此過 程當中，由於不同的執行與管理方式，遂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媒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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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懷恩（1997）針對國家、社會與媒介之間的關係，援引了 Elizabeth Schillinger 所提出的看法，Elizabeth Schillinger 認為，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有三種主張；
（一） 在國家內、新聞界、民眾與國家機關分享相似的主要動機(primary motives)，即「生存」、「意識形態」與「市場」。
（二） 在任何特定時刻「生存」、「意識形態」與「市場」三者，會有一個會 佔支配地位，，影響政府、新聞界與社會的行為。
（三） 各國及其新聞系統(press system)持續不斷地從一個佔優勢的動機，向另 一個或另兩個動機擺動。
因此，彭懷恩認為，我們應注意到國家與媒體的關係不能侷限於靜態的制度面或 法規面的思考，必須考慮到政治及社會體系的動態過程，因為國家採行的政治制 度(institution)會「制約」傳播生態與發展。